1949年5月27日，上海获得解放，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而这件离奇的案件就发生在这一天。
“巾帼团”系列抢劫案的第一个受害者是刚刚40岁的唐文章，唐文章出身豪富，生于一个买办家庭，从小一直到上高中时都是有专人专车接送的，虽然也是大学毕业，但几乎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在混了一个大学文凭之后，通过父亲的关系在“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当交易员，他对工作其实并无多大兴趣，家里也不缺他这点工资，只不过是父母担心他在家无所事事，干出一些祸事罢了，要说唐文章还真有经商头脑，他在交易所的岗位是沪上俗称的“洋差”，因为接触到核心机密的资料员。唐文章自己不炒股票证券，但接触到的机密资料是可以悄悄卖给客户的，一个电话就行，不留痕迹，安全可靠，有一次期间他通过内部消息炒作股票交易，竟然净赚了五百多两黄金！。
在“七七事变”发生时，唐文章的老爹去世，留给他的不菲遗产，还有自己挣得的数百两黄金。他虽然不大关心时事政治，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却决定离开交易所，从此什么都不干，夫妻两口子守着家产度日就行，所以在上海“沦陷时期”他得以平安度过。抗战胜利后也是安安稳稳的。
1948年8月18日，国民政府下令实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强制将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为金圆券。唐文章自然知道此事根本不可能，立即把自己的黄金和美钞藏到自己大学同学曹秉笙那里，之所以藏到他那里，是因为他的身份是美国籍的美军少校翻译，因此上海市警察局经济警察大队在搜查唐文章的宅第时一无所获，不幸的是，唐文章妻子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了。
唐文章婚后一直都没有娃，媳妇这一去世，唐文章彻底放飞自我了，天天去高级会所留宿，或者把小姐带到家里玩，不想玩的太嗨了，唐文章果真染上了那病，而且还是二期梅毒。那个时候，这病和绝症差不多，通常只有带病生存期的长短，而没有彻底痊愈的希望，这种病直到青霉素问世，这种病才算摘掉了“绝症”的帽子。
而当时青霉素价格奇贵，而且非常难买，因为那是进口药，价格最贵时甚至等同于黄金。但这对于唐文章来说，只要看得好毛病，钱不是问题。他通过朋友找到了新成区的一个私人西医汪某，约定从他这里购买青霉素，巧合的是，预定的时间恰好是5月27日，可当唐文章应约在下午来到诊所的时候，汪某的青霉素正好用完，又经过协商，等到下一批青霉素来的时候，第一个就给唐文章诊治，而且还是上门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唐文章只好回家，在傍晚时分拎着一包从南京路老字号“万有全”购买的卤菜，又买了一瓶花雕，坐着黄包车回到位于榆林路的家中，这个时候已经下起了小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唐文章住的房子是一套完整的石库门宅院，他们两口子夫妇住不了那么大的面积，就分出一部分出租吃租金。妻子去世后，唐文章又腾出一小部分出租，现今一共有三家住户。这天，两家房客全家外出，整套石库门就剩唐文章一人。
他回家开门一看，当天的《申报》已经来了，于是就在大厅里把花雕打开，一边喝酒一边看报。这一天的《申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则声明：“说本报奉命停刊，这是最后一期《申报》了。唐文章正看时，外面传来了敲门声。唐文章此时以为是汪大夫来打针了，于是马上奔到天井去开门，由于着急连脚上的皮拖鞋都来不及换。
可打开门一开，唐文章一愣，因为外面站着三个打着绿骨红面油纸雨伞的青年女子，他虽然不认识，不过这是三个人长的都很漂亮，为首那个年纪大约有三十来岁穿白色旗袍，唐文章一时瞠目结舌，因为他也没有叫“外卖”，于是就问：“你们是……”
穿白色旗袍女人微微一笑道：“侬是唐先生？，我们可以进去说吗。”
唐文章对此自然是求之不得，也没有任何警惕，就让三个女子进门，并随手把大门掩上，四人一行进了前客堂，转身刚要让座，收了雨伞的三女手里都变戏法似的亮出了手枪，两支勃朗宁、一支左轮，齐齐对准他：“不许喊！否则，要你性命！”
其中有个很丰满女子一脚把唐文章刚才坐在上面喝酒看《申报》的椅子踢到墙前，命唐文章坐上去，双手抱后脑勺，双肘搁在自己的大腿上。唐文章不敢反抗，只好乖乖遵命。他刚坐下，左右两侧就被枪口抵住：“老实点儿！我们就是双枪王八妹，你听说过吗？”
唐文章一听“王八妹”三字，真的吓得一哆嗦，一时话都说不利索了，忙道：“知……知道，我在《申报》上看到过几位大名”。
很丰满的女子继续道：“知道就好！听着，我们是王八妹的贴身卫士，今天奉王司令之命来拜访你，和你借几斤金子使使。”说话的女子把匕首架在唐文章的脖子上。
唐文章为了保命自然就得答应，当即拿出保险箱钥匙，说出了密码，三个女强盗轻而易举地打开了保险箱，取走了唐文章密藏在内的二十六两黄金、五百美元、十一件首饰、三块名表。然后，她们割开了被单连结成布绳，把唐文章绑在椅子上。其中那个丰满女盗还想用抹布堵嘴，被穿白色旗袍的美女阻止，说看在他尚肯配合的份儿上，就不堵了吧，谅他也不敢叫喊——须知子弹不长眼！
这话还真说到唐文章的心里去了。他一直就没敢喊，一个多小时后，直到租房的房客一家从外面回来，他方敢呼救，租客推门一看，自是大大吃惊，给唐文章松绑后问明情况，说这得报警啊。唐文章却有点儿担心，生怕因此而得罪了王八妹，回头遭到报复，连性命都不保。再说今天上海刚解放，警察局还不知由谁掌管，不知道规矩，他哪敢报警。
房客的大儿子小薛是在税务局工作的，对唐文章表示，说现在上海已经解放，人民政府已经发布公告，意思就是让大家不必有顾虑，原先干什么的还干什么，政府机关照常办公。所以，该报案还是应该去报案。
于是，唐文章就由小薛陪同着前往已经摘掉了旧牌子但还没挂新牌子的公安局榆林分局。应该上海解放伊始，刑事案件频发，就在上海5月27日解放当天，全市三十个区分局就接到群众报案两百余起，其中不乏像唐文章所遭遇的那种恶性暴力案件，当然也包括凶杀案。
所以在接到唐文章报警之后，公安局军管组领导即指派军代表贺德祥带两名留用老刑警衣福根、龚滔前往唐文章家勘查现场。因为是下雨天，现场留有多个明显的脚印，三案犯穿的是崭新的“永固”胶鞋，尺码分别是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而且三个女子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保险箱以及家具上面并未留下她们的指纹，唐文章告诉警察，三个女子的手指上都贴了医用胶布，案犯在打开保险箱后，劫取里面的财物后，又重新锁上并带走了钥匙。好在还有备用钥匙，警察打开后发现保险箱内多了一方人造丝帕，上面用粉红色丝线绣着三个核桃大的空心字：“巾帼团”。
警察随即开始询问周围邻居，唐文章对面王姓人家的男主人提供了一条线索。案发当日晚饭后，他去附近老友家下象棋，比三个女盗提前几分钟出门，行走方向是一致的。三女脚头快，超越他时在说话，因为当时他不知道对门唐先生遭劫，她们说了些什么他根本未曾留意，只依稀记得好像是说“运气好”、“这一趟跑得值”之类。三女的沪语都带着一点儿浦东腔，嗓音比较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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