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国人口概况
三国时期,官方统计的人口数据与实际情况存在巨大差异。据史料记载,东汉末年鼎盛时期,全国人口达 6500 多万。然而,至 280 年西晋统一全国时,官方统计仅有 1616 万人,减少了四分之三。这一数据显然存在严重问题。
从众多史料支撑来看,如《三国志?后主传》中记载,公元 263 年刘禅投降后,呈送曹魏的蜀汉官方 “户籍” 人口为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三国志?孙皓传》中对东吴的人口描述为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记载,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其中曹魏人口虽未单独列出,但将魏蜀通计人口与蜀汉人口相减,可得曹魏人口数为 66 万户,约 443 万人。将魏蜀吴三国人口相加,便得到了 767 万这个数字。
但简单地将魏蜀吴官方统计的 “户籍” 人口说成是三国真实人口数,是十分不可取的。三国时期的 “户籍” 制度承袭于东汉,这套制度从最开始便存在诸多漏洞,如隐匿脱籍等现象严重,导致许多人未能编入地方州郡 “户籍” 系统。从东汉永寿三年统计的 5600 万,到三国时期 767 万史料记载的人口之间,差距过于巨大不符合常理。
二、人口锐减因素
(一)战争之祸
三国时期,战争频繁,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等为代表的大小战役,给人口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官渡之战中,曹操与袁绍双方兵力投入巨大,袁军被曹军 “所杀八万余人,血流盈沟”。这场战役不仅造成了大量士兵的死亡,还使得百姓深受其害。战争导致许多城镇被毁,曾经繁华的州县变成无人区。曹操在征战过程中,凡曹军攻破城邑,就实施屠城,不仅全城丁壮被戮,即使妇孺亦不能幸免。北方军阀喜欢拿老百姓做挡箭牌,在战争中,经常抓无辜的百姓做 “肉盾” 冲在前面,阻止敌人进攻。
赤壁之战是三国时期的重要战役,曹军参战 23 万多人,周瑜统帅的东吴军队 6 万多点,刘备军才 2 万人。曹军伤亡近 10 万,虽然孙刘联军伤亡数字未见记载,但战争的破坏力不可小觑。这场战役使得长江沿岸遭受了巨大的打击,百姓流离失所。
夷陵之战中,蜀军有 10 多万人规模,吴军略少,差不多也是近 10 万。夷陵战后,蜀军死伤过半余,吴军伤亡万余。战争使得百姓家园被毁,生活陷入困境。
这些著名的战役只是三国时期战争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的小战役在各地不断爆发。战争使得人口锐减,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二)瘟疫之害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瘟疫横行。虽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遏制了瘟疫的流行势头,但显然无法彻底解决瘟疫对当时人口的侵蚀。
这场大瘟疫从东汉中后期开始,一直持续到三国末期。据记载,公元 217 年,瘟疫流行导致 “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建安五子陈琳、王粲、徐干、应玚、刘桢,竟在同一年全部去世,东吴大都督鲁肃、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也死于这场瘟疫。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曾描述过这场瘟疫的可怕:“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
(三)天灾之难
北方的旱灾导致百姓南下避难,黄河和长江流域则连续发生了多次水灾,百姓民不聊生,加剧了人口的减少。
东汉晚期,出现极其反常的大规模蝗灾与旱灾。东汉桓帝、灵帝,几十年里,北方就出现过 5 次大规模的蝗灾,其中最严重的 1 次,几乎波及到整个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东汉最后 50 年里,黄河有 4 次决口,长江流域的荆州与江东,先后发生 5 次水灾。同期,北方游牧民族居住的草原地区,也连续多年发生大规模旱灾,导致北方少数民族为了躲灾,纷纷南下到中原地区求内附。
豫州的旱灾,按照正史记载,一次性就饿死 300 多万人,虽然数据或许有点夸张,但足以说明旱灾的严重程度。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势必造成大面积的饥荒,国的经济储备会在饥荒中被掏空。此时的东汉王朝,进入门阀政治时期,世家大族囤积居奇关门自保,中央没有足够的经济赈济,走投无路的老百姓唯一的选择就是造反。
天灾使得百姓生活艰难,大量人口死亡或逃亡,进一步加剧了人口的减少。
(四)朝廷无力
东汉朝廷沦为傀儡,军阀混战,无法赈灾救助百姓,反而加剧自然灾害破坏力。
在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就和持续多年的饥荒有很大关系。黄巾军就是通过布施恩惠,收买人心,迅速聚拢几十万信徒。从黄巾军起义采取的是全国各地同时举事的策略,一爆发就是 “全面战争”,战争蔓延全国。
董卓入京后,滥用民力,大兴土木,横征暴敛,让中原大地一度赤地千里。他任由士兵在洛阳周边巡逻,回来时马背上满载抢掠来的妇女,所到之处,富庶的村庄被屠杀干净,物资被抢掠殆尽。后来董卓迁都洛阳,将整个洛阳的人口迁移长安,结果能活着到长安的,只有区区不到 10 万人,大部分人死在路上。
曹操为父报仇雪恨时,“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在曹操征战过程中,凡曹军攻破城邑,就实施屠城,不仅全城丁壮被戮,即使妇孺亦不能幸免。
在这样的情况下,东汉朝廷自身难保,根本无法赈灾救助百姓。而各大军阀混战不止,为了争夺地盘和权力,不惜一切代价,使得自然灾害的破坏力更加严重。百姓生活在战乱和天灾之中,无处可逃,人口锐减成为必然。
三、未计入人口分析
(一)士族荫户
在东汉末年,地方士族豪强如雨后春笋般崛起。随着土地兼并的浪潮汹涌袭来,这些豪强的势力不断壮大。他们荫附了众多的佃客和部曲,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在西汉时期,贵族、官僚和商人通过土地兼并发展成为豪强地主,到了东汉时期,进一步演变为世家大族,被后世称为 “士族”“门阀” 等。土地兼并使得土地不断集中在他们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与日俱增,正如古语所言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失去土地的农民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一条路是租借地主的土地成为佃农,另一条路则是成为无业流民,甚至逃亡深山,沦为强盗,最终发动农民起义。在西汉末年,大量流民沦为豪强地主的奴婢,也就是依附民。他们失去土地后,无需向国家缴纳田租,因而也不会被统计在人口中。东汉建立后,刘秀先后七次发布释放奴婢和提高奴婢地位的法令,使得奴婢成为了荫客。东汉后期,天下大乱,更多的流民投奔世家大族,荫客的数量急剧增加。
据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论述,“盖依附私家之部曲佃客,不列入国家编户者,当数倍已登记之户口也”,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世家豪族所荫附的私家佃客,也要倍于州县编户,其数当在二百九十四万六千余户,一千五百三十四万四千余口。
(二)屯田人口
三国时期,战乱频繁,赋税沉重,许多农民被迫脱籍逃亡,成为流民。为了恢复农业生产,魏蜀吴各国纷纷施行 “屯田制”。
曹操早在建安元年(196 年),就开始下令募民屯田,其后又推广至各地。各国设立典农官,收容各地流民,并为其提供耕地。这部分被收容的屯田者,并没有被计入地方州郡 “户籍” 系统,而是由专门的屯田机构另立户籍并统一管理。
这样的屯田机构独立于地方州郡之外,有自己的一套管理系统。从魏蜀吴对 “屯田” 的重视程度和在全国的分布范围来看,这部分人口数量庞大。曹魏的初期,全国的粮食产量基本依靠屯田供应,可见屯田规模之大。
例如,到了魏国后期,虽然屯田逐渐荒废,但从司马氏掌权开始,屯田废除,屯田农民纳入国家户口后,在 280 年灭吴后,全国人口统计结果多出了 849 万,主要就是增加了屯田户的统计。
保守估计,这部分人口起码多达上百万人。
(三)兵吏人口
三国时期,兵、吏不属州县管辖。户口统计时应分为 “户”“兵”“吏” 三类。
然而,《通典》对三国人口的统计,仅局限于户,而缺少 “兵家” 与 “吏家”,自然不全面。《中国人口史》在此基础上做了补充,即兵、吏既然分开,“兵” 当有 “兵户”,“吏” 亦当有 “吏户”。据统计,23 万吴兵约含 98.9 万人口,而 10.2 万蜀兵约含 43.9 万人口。加上魏兵,三国总计兵户在 83.2 万余户左右,即 357.8 万余口。
三国总计吏户为 19.7 万余户、98.5 万余口。这部分人口在常规的人口统计中被忽视,未被纳入州郡人口统计范围。
(四)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大都不在州县编户之内。三国时期,各国都统治着大量的少数民族。曹魏有内附的南匈奴、鲜卑、乌桓等;蜀国有南中少数民族、宕渠板楯蛮等;东吴则有大量山越。其中,许多少数民族成为这些国家国防的重要力量。例如东吴的山越兵占到了 23 万总兵力的 60%。但是,这些人口除 “羸者补户”,投入农业生产者外,其他保留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的 “非农业人口” 则没有被纳入统计范畴。据《中国人口史》推测,在三国版图内的少数民族数量就有 190 多万。
四、结论
一方面,战争、瘟疫、天灾以及朝廷无力赈灾等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人口的锐减。战争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瘟疫横行,大量人口死亡;天灾不断,百姓民不聊生,被迫逃亡;而东汉朝廷沦为傀儡,军阀混战,无法有效地赈灾救助百姓,反而加剧了自然灾害的破坏力。这些因素使得三国时期的人口数量急剧减少,社会经济遭受重创。
另一方面,未被计入官方统计的人口数量庞大。士族荫户、屯田人口、兵吏人口以及少数民族等群体,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被纳入地方州郡的户籍系统,使得官方统计的人口数据远远低于实际人口数量。这些未被统计的人口在三国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存在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综上所述,按照对未被纳入编户人口的分析,将其相加,再加上原有的州县编户 767 万,得出三国末期实际人口的估计数有 3800 万人,而三国初期,人口约 475.2 万户、2653.9 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