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7年，朱温发动篡位之举，成功取代唐朝，建立了梁朝，就此成为后梁太祖。
在一定程度上，后梁承接了唐朝的国祚。基于这一因素，不少人会把后梁政权视作五代时期的正统所在，认为其在传承脉络上与唐朝存在紧密关联，故而有此认定。
朱温称帝后，各方军阀反应敏捷。南汉的刘隐明确表示支持，马楚的马殷同样站在其阵营，还有众多势力也纷纷对朱温的登基予以拥护。
有支持的一方，自然就存在反对的阵营。蜀地的王建便是态度坚决的反对者，他对朱温持坚决反对的立场，毫不含糊。
王建曾在大唐朝廷任职，还和唐昭宗李晔共处过，君臣情谊深厚。大唐覆灭，理智上他或许能接受，情感上难免有些怅然。而且他向来瞧不上朱温，所以他不承认后梁正统地位，还向天下发通电，号召各地藩镇武装合力讨伐朱温。
他逐家逐户去通知，结果反应冷淡。那时众人的心思都放在争权夺利上。尽管唐朝的统治深刻影响着每个人，但在部分人眼中，自安史之乱起大唐便已名存实亡，天子九次出逃、国都六次沦陷，人们对大唐的信念又能剩几分？
军队战败了，尚可重新招募士兵；宫殿毁坏了，还能再度修建起来；哪怕皇帝驾崩，也能够另立新君。然而，无论怎样，曾经辉煌至极的盛唐，终究还是一去不复返了。
王建试图号召众人对付朱温，结果不太理想。但他没就此放弃，转而联络朱温的劲敌李克用，提议道，如今朱温已然称帝，你李克用坐拥河东之地，同样有称帝的资本，完全能与朱温分庭抗礼。
李克用这人，向来行事比较莽撞，说他智谋超群那不太靠谱。但他也敏锐察觉出王建居心不良，至于具体有何图谋尚不明晰。不过这无妨，他身为堂堂河东霸主，岂会任由王建随意拿捏。
行，你们都不愿听！看来你们都没胆量跟朱温正面抗衡，既然如此，那我就单枪匹马去会会他，亲自与朱温一较高下！
就这样，王建出乎众人意料地迈出关键一步，登上了皇位，实现了身份的巨大转变，开启了属于自己称帝的历程。
从当时情形看，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但细想之下，王建应该是谋划许久了。在他四处奔走、鼓动众人与朱温对抗之际，四川当地就陆续有祥瑞之象不断显现出来。
据《新五代史》所载，彼时青城山现身巨人，其具体模样不详，但想来应是比常人更为高大壮硕的野人。与此同时，万岁县上空有凤凰盘旋，蜀地各州郡也陆续上报，有通体雪白的麋鹿、洁净无垢的白雀以及能翻江倒海的蛟龙出现，种种迹象皆预示着不寻常之事将至。
在历史长河中，类似情形极为常见。但凡有人准备登基称帝，民间总会闹出些动静，这些动静被称作祥瑞，仿佛是为新君的即位增添神秘色彩与正统意味。
祥瑞常被看作是上天降下的吉祥之兆，它能为即将登基称帝之人增添统治的合法性，赋予其神秘色彩，仿佛是上天认可其统治地位的象征，让其形象更具传奇与威严之感。
西汉本是刘姓的天下，他一个姓王的外戚，哪有资格登上皇位？这样名不正言不顺，根本拿不出能让众人信服的理由，又怎么可能服众呢？
咱的王莽朋友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总能想出一些独特的点子来应对情况，说不定其策略在当下能发挥不小的作用，给大家带来新的思路与方向。
西汉时期的一天，一则特大新闻在长安城内迅速传开。原来，在长安城外，一群工匠挖井时意外挖到一块造型独特的巨石，上面清晰地刻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这几个大字。
所谓“告”，意味着上天进行巡视。“安汉公”是王莽彼时的爵位，“为皇帝”即表明要登上皇位。整体串联起来，其含义为上天给出预兆，朝廷之中身为安汉公的王莽即将成为皇帝。
此事一经传出，瞬间引起天下的轩然大波。汉朝民众对天命极为尊崇，如此一来，舆论的浪潮自然也就汹涌而至了。
实际上，做这类事情的成本相当低。井是预先挖好的，石头是事先放置的，字迹也是提前刻好的。至于工匠，不过是花一百块钱一天从外面雇佣来的。
王莽在篡夺汉朝政权之际，对祥瑞的需求颇为急切，以此来为自己的行为正名。而王建渴望在蜀地称帝，相较之下，他对于祥瑞的需求只多不少，毕竟这对其称帝大业意义重大。
祥瑞成了契机，有了它，百官便称上天已发出启示，这分明是示意王建称帝。随后，大臣们纷纷跑到王建府上，进言称其乃天命所归，万不可推辞，应即刻登基称帝。
王建果断予以拒绝，直言大唐已然覆灭，自己正沉浸于悲痛之中，称帝之事根本无从谈起，还斥责提议者尽是在胡言乱语。
大臣们轮番劝王建称帝，一次又一次，态度愈发激烈，好似王建若不答应，他们就要长跪不起。王建则坚决拒绝，反应强烈，就像天生与皇位犯冲，当皇帝对他而言如同要命一般，死活都不愿意。
历史上的劝进戏码着实奇妙，几乎千篇一律。君臣之间既无需事先商议，也不必背诵台词，更不用排练站位，仅凭临场发挥、尽情表演一番，就能把这出戏演得有模有样。
最终，大臣们声嘶力竭地劝谏，磕头都磕破了头，表达出强烈请王建称帝的意愿。王建满脸无奈，带着哭腔勉为其难地应承下来，称愿意坐上皇帝之位。
经过一连串繁杂流程，王建最终登上皇位。在登基前三天，他率领文武官员以及蜀地百姓痛哭不已，哭声持续三日未歇，其这般举动是为追怀已然覆灭的大唐朝廷。
人活在天地之中，时光如白驹过隙般匆匆流逝。上一回在这处情难自禁、潸然落泪的，还要追溯到三国时代的刘备。
细琢磨起来，王建跟蜀汉昭烈帝刘备还存在些许相似之处。刘备在用人方面独具慧眼，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优势；王建同样是一位明白任用贤才且懂得爱惜人才的君主。
在尚未称帝、于蜀地奋斗时，他就展现出独特特质，注重网罗名士，也深谙礼贤下属之道。称帝后，他更是将此优点发挥到极致。在他的统筹下，前蜀各阶层皆能人尽其才。王建出身低微，无世家大族以门第取人的陋习，还从民间选拔众多能人，像落榜书生王先成、道士杜光庭、僧人贯休等。
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人员构成复杂多样，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但不管你出身如何，只要自身具备足够的能力，就存在被朝廷选拔任用的机会。
王建极为喜爱文士，对读书人优待有加。称帝后，不少大臣向他进言，指出皇帝礼贤下士本无可厚非，但也不应过度，长久这般宠溺文人士子并非妥当之举。
王建给出的回应内容如下：
早年我在大唐神策军当差，职责是守卫皇宫。彼时昭宗李晔在位，我见他对待朝中翰林学士，亲切得如同家人挚友一般。如今我登上皇位，不过是拿出昭宗对文人热情的百分之一罢了。
能成为开国皇帝，自然有其过人之处。王建用人不局限于常规，还能与臣下心心相印，这点值得称赞。不过，王建虽善于用人，却缺乏持之以恒的劲头。他做皇帝前期有多出色，后期就有多糟糕。
步入执政中晚期，王建心生部下篡权之忧。他冤杀战功赫赫、百姓赞誉的王宗涤与刘知俊，这只是他大开杀戒的开端。之后，或因猜忌，或因判断失误，王建诛杀诸多有识之士，不再信赖旧人，转而重用宦官。
王建在诸多事上有反差表现。起初，他善待蜀地百姓，减免赋税，大力推动社会发展与农业生产，前蜀的经济迅猛增长。然而后期，他却无端增添诸多赋税，像织绫一匹需向朝廷交一百文，造绢一匹交七十文，即便家中养头猪也得交一百文。
各位朋友，瞧瞧这算什么事儿，这哪里是什么纳税，分明就跟抢钱没两样。如此做法，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这与合理的纳税概念相差甚远，这样的行为实在是不妥。
仅有这些远远不够。蜀地丝织业极为兴盛，蜀锦名满天下。为了织造锦缎，当地百姓大多从事养蚕种桑，这几乎成了他们最关键、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王建瞧见百姓大规模种桑，便突发念头，想对种桑征税。原本他只偷偷和几个大臣商议此事，可不知被谁走漏风声，消息传遍蜀地。百姓得知王建又要“割韭菜”，惶恐不已，一夜之间就把自家种的桑树全砍光了。
王建往昔曾就自身情况作出相关评价。
各级官吏与黎民百姓，皆把朕当作父母般敬爱，又似尊崇天地那样敬重朕。
这句话无需翻译，仅从字面意思就能明白。它并非存在明显夸大成分，也远达不到过度吹嘘的程度，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信度。
当王建昔日手持宝剑平定蜀地，致力于造福百姓，行事恭谨节俭、敬畏谨慎，勤勉且心怀慈惠。他让官员得以施展才华、实现志向，让流民能有饭果腹，彼时众人或许真会敬重爱戴他，视其为再生父母。
然而，那段时光终究只是短暂的片段，它如白驹过隙般迅速消逝，没有给人太多可以回味和停留的时间，很快就从生活的长河中远去。
当他被唤作“贼王八”，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时，对世间万物皆怀怜悯之心，称帝后也有心做个好君主。然而，人生漫漫，又有谁能始终如一，毫无改变呢？
在欲望的漩涡中沉沦，被利益的暗流所腐蚀。因贪图享乐而丧失自我，在追逐权力的路上心浮气躁，被物欲和权欲蒙蔽了前行的方向。
虽说王建与当年的昭烈帝身处同一片地域，但王建终究不是刘备。刘备能坚守初心、从一而终，王建却无法做到始终如一，有着本质的不同。
王建一度憧憬着如刘豫州般，依循自己的人生准则度过一生，那似乎会是平淡又坚定的一辈子。然而，他最终没能坚守，背离了曾视为圭臬的人生信条。
他觉得偶尔这么一次没什么大不了，却未曾料到，在人格的层面，崩塌的开端一旦出现，就不再有界限。人格的毁灭，不存在所谓中间地带，只有最初那一次和往后无数次的差异。
帝王的悲剧，常源于自我的失衡。不少帝王觉得大业的根本是江山，于是追逐无尽财富、妖娆美女，紧握权力，修建繁华宫室，豢养忠心家奴。然而，总有人坚信，大业的根基并非江山，而是百姓。
得民心者可得天下，当天下百姓都诚心归附，就意味着江山社稷已近在咫尺，其统治根基稳固，天下大势也将随之趋向于他，坐拥江山指日可待。
遗憾的是，王建曾在某个短暂阶段契合特定形象，可这一状态不会长久维持，他不可能始终是符合那种定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