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曙
1989年春夏之交，由于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支持和煽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平息政治风波后不久，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中共顺利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邓小平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此过程中，他在多种场合，反复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作政治交代。
“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
政治风波发生后，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最高领导人的改换已是不可避免。
1989年5月20日，邓小平在住地同陈云、李先念、彭真、杨尚昆、王震、李鹏、乔石、姚依林等开会时，提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5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姚依林时，提出要改换领导层。他首次使用了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提法，说：“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现在换第三代。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这个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邓小平还强调指出：“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关键是领导核心。”
6月16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李鹏等八人谈话时，再次提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再次强调了确立领导核心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
邓小平要求：
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
邓小平强调：“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发表重要讲话。
北京政治风波平息后，1989年6月23日、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鉴于赵紫阳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全会决定撤销他所担任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进行了调整，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组成。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发展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不仅对于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具有重大作用，而且对于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产生了深远影响。
6月24日，江泽民在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这次中央领导机构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江泽民后来几次回忆他刚到中央工作的情景。比如2001年8月31日，他在国防大学军队高级干部理论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说：“1989年，我刚到中央工作时，小平同志见我，我对他说，党和人民把我放到这个位置上，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定做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邓小平与江泽民亲切握手。
十三届四中全会一结束，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肩负着4800万党员、11亿人民的重托和期望，展开了繁重的工作。
对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邓小平在多个场合的多次讲话谈话中表示了肯定。1989年11月 6日，他在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谈话时说：“现在实际上换成了第三代领导集体。第三代领导集体就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江泽民同志知识面比较宽，多年来都是地方和部门的重要干部。这四个多月的中央工作很不错。他工作扎实，而且比较民主。”11月12日上午，他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并合影留念时指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希望大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把我们军队建设得更好。”11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又称赞江泽民“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他说：“作为知识分子，他比我知识多，当然经验比我差一些，但经验是可以锻炼出来的。他今年只有63岁。有这个领导班子我很放心。”
对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后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邓小平也多次表示肯定。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李鹏等八人谈话时说：“现在看来，对我们四中全会选出的人，对新的领导班子这一段的活动，国际国内的反映至少是很平静，感到是稳妥的，证明我们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是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国际上的信任的。”
1989年12月1日，邓小平在会见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时说：“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换了代，现在事情归新一代领导人管了。他们主持全局已经五个多月了，可以看出，中国的发展战略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并没有因为我退下来而有任何变化。”
此后，他又多次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表示了充分肯定。
“要认真地搞改革开放”
邓小平在主导建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江泽民核心地位、顺利实现第二代向第三代交班过程中，并没有就此息影政坛。事实上，他在多个场合的多次谈话中，就如何应对国内严峻复杂局面，一直反反复复地向江泽民等中央领导集体作着交代。
一是，领导班子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的谈话中指出，对领导班子，最根本的要求是“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他说：“现在我们起用人，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考虑人的角度，也要深化，这也是一种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他还诚恳地希望，在选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邓小平强调：“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
除此之外，新的领导班子还要团结协作。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住地同江泽民、李鹏等八人谈话时要求：
你们这个班子要搞好，关键是要形成集体领导。你们应该是一个合作得很好的集体，是一个独立思考的集体。要相互容忍，相互谦让，相互帮助，相互补充，包括相互克服错误和缺点。现在很需要一个这么好的集体，比过去更加需要。
邓小平谆谆希望，新的领导班子要“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好的形象，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而且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榜样。”他说：“我们是一个大国，只要我们的领导很稳定又很坚定，那么谁也拿中国没有办法。”
对领导班子的要求，邓小平还强调另外一点，就是决不能搞小派、小圈子。他说：“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他希望在第一线顶着干工作的同志，“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二是，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坚持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同李鹏、姚依林谈话时，就开宗明义地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他强调：“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6月16日，他在同江泽民、李鹏等八人谈话时，再一次提出，要更大胆地改革开放，“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9月4日，他在同上述八人谈话时又强调：“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这点请你们特别注意。改革开放放弃不得。”“我们一定要真正地搞改革开放，不能关起门来搞。”
◆1991年邓小平视察上海。
在邓小平的亲自决策下，199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这是对外开放方面的重大举措。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先后于1990年12月和1991年7月正式开业。成立证券交易所，这是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标志性的举措。经历了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中国并没有关闭国门，而是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向前进。
在强调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邓小平还反复告诫新的中央领导班子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9年5月31日，他在与李鹏、姚依林谈话时提出：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中国不搞四个坚持能行吗？人民民主专政能不用吗？坚持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个根本问题。
政治风波的实质是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因此，邓小平提出：“我们要抓紧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搞几年风气就会变的。”
三是，在反对腐败方面，要扎扎实实地做几件事情，敢于动真格的。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腐败问题，人民群众是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不是政治风波的根由，但它确实是风波的一个触因。邓小平认识到：“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因此，我们首先要清理自己的错误。”“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989年5月31日他在同李鹏、姚依林的谈话中提出，长期以来我们对腐败问题失之于软，失之于宽，“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对待腐败案件，“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6月16日，他在同江泽民、李鹏等八人谈话时再次指示：“惩治腐败，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他要求新的领导班子要首先抓这个问题，并提出“惩治腐败的问题，请你们专门议一下”。这次谈话结束时，邓小平要求：“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邓小平强调：“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9月16日，他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时又指出：“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7月28日，中央即作出《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要求从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做起，在制止腐败和带头廉洁奉公、艰苦奋斗方面先做七件事。8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到年底，90%以上的党政机关公司被撤销。8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监察部相继发出通告，要求贪污、受贿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在“通告”的感召和政策的威慑下，全国共有36171名犯罪分子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17600多人到各级行政监察机关交代贪污受贿问题。
四是，经济不能滑坡。经济建设是全党工作的重心，自然也是邓小平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着重交代的一个关键问题。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受挫后，我国开始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李鹏等八人谈话时提出，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他说：
这次解决经济滑坡的问题，要清理一下急需解决哪些问题。应该解决的问题要加快解决，要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解决，不能拖。当断不断，要误事。看准了的，积极方面的，有利于发展事业的，抓着就可以干。要在今后的十一年半中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果再翻一番，没有水分的翻一番，那时候人民就会看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兴旺发达的。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谈话中再次提醒：“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他说：“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邓小平强调：
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至少十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如何使经济不滑坡，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邓小平提出：“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
“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
政治风波平息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反华浪潮，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从1989年6月5日至7月15日，短短的一个多月里，美国、日本、欧共体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相继发表声明，中止与中国领导层的互访，停止向中国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推迟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一时电闪雷鸣，乌云翻滚，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味道。
面对险恶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多次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交代，中国必须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
1989年6月16日，他在同江泽民、李鹏等八人谈话时说：
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
邓小平强调：
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
9月4日，他在同江泽民、李鹏等八人谈话时，再次指出：现在不存在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小的战争不可避免。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我们怕什么？战争我们并不怕”。
10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又强调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他说：“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
国际形势的另一方面，是东欧、苏联发生动乱。1989年4月起，东欧各国原先执政的共产党纷纷下台，离开政治中心地位，或者自身分裂，力量削弱，出现政治转轨和经济改制的现象。随即苏联也发生动乱。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到自十月革命胜利以来最大的挫折，陷入低潮。西方敌对势力幸灾乐祸，弹冠相庆。有人预言：社会主义在20世纪兴起，也将在20世纪崩溃。中国国内有人担心忧虑，有人悲观紧张、丧失信心。国际上一些朋友，也指望中国能站出来扛旗、当头，收拾局面。一位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专程来到北京，希望邓小平能指点迷津。他对邓小平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处在困难境地，我在国内心里很闷得慌，只好来找你，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在这一事关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眼中形势胸中策”，充分表现出沉着冷静、处变不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
1989年9月4日，他在住地同江泽民、李鹏等八人谈话时说：“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判断国际形势的著名的三句话。他说：
对于国际形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邓小平谆谆告诫：“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
邓小平提出，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的，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1990年3月3日，他在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谈话时说：
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面对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派别林立，各种思潮冲击，邓小平独辟蹊径，提出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989年9月4日，他在同江泽民、李鹏等八人谈话时说，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1990年3月3日，他在同江泽民等谈话时强调：“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针对第三世界有的国家希望中国当头，希望中国扛大旗时，邓小平1990年12月24日在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时，又谆谆告诫：
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
在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交接班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由衷肯定，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殷殷嘱托，对于加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对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复杂国际国内环境下顺利开展工作，保证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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