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从政，结局一般都不会太好，当年的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成天说自己怀才不遇，没能实现济世的抱负，要是唐玄宗真给他弄个官，也不知道他是否能行，我想，大概率是不行。

民国时，文人从政的数不胜数，翁文灏、王云五等人，在学术上都是一流，可上海的一场金融风波，又是法币又是金圆券的，把自己弄得个灰头土脸；毕竟，隔行如隔山，搞经济，还得是孔祥熙和宋子文这样的行家。

康白情也是这样的人，他是五四运动的擎旗者，中国白话诗的先驱，他的白话诗仅次于胡适，但相比于胡大师的那些“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水平要高出不少，可以说，他的新诗对当时有着重大的影响，至少也是白话诗的开山祖师之一。

然而，对于这样一位诗人，现在还能知道他名字的人，肯定是少之又少，他从青年时代的光彩夺目到后半生的碌碌无为，诠释一句话，那就是不作死就不会死，最终远离了时代的主潮流。

康白情的起点非常高，他是新体诗的开拓者，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他还是“新潮社”和“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也是他介绍毛委员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

当年，孙中山亲自介绍他加入国民党而不允，却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新中国党”，一通的折腾，他的生活信条是，人生就是折腾，精彩的人生就是不停的折腾！可惜的是，康白情折腾到最后，也没有能折腾出精彩，竹篮打水一场空，就只剩下故纸堆中一个陌生的名字。

民国安岳老照片

康白情，字鸿章，1896年出生在四川安岳县的一个士绅家庭，作为偏远乡村的一员，他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在私塾中很勤奋，熟读传统经典，擅长诗词歌赋，是当地十里八乡闻名的小才子。

民国的四川是袍哥的世界，当地叫做“嗨袍哥”，各地都有自己的“码头”，江湖险恶，只有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相互帮衬，才能共渡难关。

有些让人困惑的是，康白情年仅11岁时，便参加了袍哥，但他却不是那种打打杀杀的莽汉，估计是向着“白纸扇”，也就是军师的位置而努力的。

当山外的新思潮和新文化席卷而来时，他去了成都读书，1917年，他考入了北大哲学系，同学中有文学家朱自清，历史学家顾颉刚，还有一位是后来成为大汉奸的陈公博。

康白情进入北大是很玄的，他古文功底深厚，但于数理化这些知识就完全没有接触过，他国文和英语都考了第一名，但数学却交了白卷，于是，毫无悬念地被淘汰了下去。

胡适

不过，严重偏科的康白情运气极好，胡适看中了他的才华，竟以辞职相威胁，方才将他招进北大，这在当今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有趣的是，他的难兄难弟罗家伦同他的情况一样，国文满分，那是胡适批的；历史也考得一般般，数学更是零分，而校长蔡元培力排众议，才有了这后来清华的罗校长。

罗家伦

罗校长也继承了这光荣的传统，他在清华担任校长时，也招了一位严重偏科才子，这位便是钱钟书，可以说，如果没有罗家伦的慧眼识珠，我们肯定是看不到小说《围城》的。

在民国时期，发生这样的事并不稀奇，被誉为“最后的才女”，也是沈从文妻妹的张充和，考试的数学成绩一样是零蛋，同样是被爱才的胡适以“试读生”的变通方式，成为北大的学生。

康白情进北大的那一年，陈独秀刚将《新青年》带到了北大，很多知名的教授都成为这个新时代最具影响力刊物的编委，一时，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学生们也想投入到这场伟大的变革之中。

于是，北大文学系的傅斯年找到好朋友罗家伦和康白情，一起创办了《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很大，而他们三人也成为北大学生会的领袖，还有一位同他们一起的，是后来成为职业革命家的张国焘，这样一来，北京大学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

“溅我黄儿千斗血，染红世界自由花”，血气方刚的康白情在《新潮》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和新体诗，而鲁迅和李大钊，以及胡适、周作人等等，也给《新潮》投稿。

后来，他们成立了“北大学生会”，还编辑了《新潮文艺丛书》，其中，冰心的诗集《春水》和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影响最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众多的投稿人中，还有一位女性作者，她就是北大哲学系主任陶孟和的夫人，集美丽和才华于一身的沈性仁。

五四运动爆发时，“北大学生会”都是运动的发起人和直接参与者，罗家伦和康白情还作为代表，同北洋政府进行谈判，不过，由于反对学生焚烧赵家楼等暴力行为，傅斯年淡出了学生运动领导的位置。

五四运动落潮后，康白情参与组建了“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底，他介绍了时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入会，同期入会的还有张闻天等人，在这个组织中，有很多成为我党早期领导人，如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等等。

左起：孟寿椿、邓中夏、周炳琳、张申府、陈愚生、康白情、袁同礼、李大钊、黄日葵、雷宝华。

诗是要写的，书就不太读了，此时的康白情转身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当《少年中国》创刊时，李大钊任编辑部主任，康白情任副主任，大力倡导青年写新体诗。

我们都攀着缆，

风吹着我们的衣裳，

站在没遮栏的船楼边上。

黑沉沉的夜色，

迷离了山光水晕，

就星火也难辨白。谁放浮灯？

仿佛是一叶轻舟。

却怎么不闻桡响？

……

这是康白情写的一首《送客黄浦》，诗共有三段，写的是他在上海送别田汉和易家钺这两位“少年中国学会”东京会员，从上海前往九江时的心境，“这中间充满了别意，但我们只是初次相见。”虽是平常用语，却以寥寥几笔勾勒出“我们”的群像。

借着点点的星火和暗淡的夜色，通过光和影的变化，反映出作者沉重的心情，离愁别绪，如泣如诉，写得非常真挚动人，这也反映出康白情对色彩的把握和驾驭语言的能力。

因此，即使是对康白情很多的诗评价都不高的梁实秋，也不禁赞许其“可推绝唱。意境既超，文情并茂。”

可以说，白话诗虽然写的人有很多，相对于那些写惯了格律诗的人来说，只能是作为一种尝试，所以现在看起来水平并不是很高，而其中真正能算得上“诗”的，惟有康白情。

草儿在前，

鞭儿在后。

那喘吁吁的耕牛，

正担着犁鸢，

眙着白眼，

带水拖泥，

在那里“一东二冬”地走着。

“呼——呼……”

牛也，你不要叹气，

快犁快犁，我把草儿给你。”

“呼——呼……”

牛也，快犁快犁。

你还要叹气，

我把鞭儿抽你。

牛呵!

人呵!

草儿在前，

鞭儿在后。

这是康白情诗集《草儿》中的第一首诗篇，灵感来自于他在家乡看着长工耕田劳作时的感受，画面虽然很简单，但很写实，很形象，意蕴深刻，从那朴实无华的文字中能体味出的作者深刻的寓意。

这是康白情最著名的一首诗，如果从表面上看，它抒发的是诗人对人生的感悟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但如果往深处想去，这里的“草”，其实表达的是理想，也是一种追求，而“鞭儿”，则是诗人肩负的改造社会的责任。

也正是这首诗饱含着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意义极强，鼓励着有志青年们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所谓“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开拓的牛，也是与康白情志同道合的一群人的象征，而“草儿在前鞭在后”，也成为五四时期青年人自励自强的名句。

康白情着力写新体诗，能被人记住的诗，大部分都出自这段时间中，但是，康白情并不想成为做如徐志摩那样纯粹的诗人，他依旧保持着对政治的热情，如果他一直写下去的话，与徐大诗人并驾齐驱，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当然，没有林徽因和陆小曼的加持，想超过也是有些奢望了。

前排左起：康白情、汪敬熙；后排左起：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

1920年，北大用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捐赠的钱，保送了包括康白情和罗家伦在内的五名学生赴美留学，时人谓之“新五大臣出洋”，此时的康白情雄心万丈，他慷慨激昂地写道：

我乐得登在甲板底尾上。

酬我青春的泪，

对你们辞行；

我的少年中国呀！

愿我五六年后回来，

你们更成我理想的中国少年！

然而，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康白情，并没有将心思花在学业上，他将留学弄成了“游学”，交结各种美国的华人社团。

他发起成立了“美洲中国文化同盟”，并且凭借早年哥老会的背景，加入同属洪门的致公堂，以至于毛主席在延安会见斯诺时说，“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还遇到了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入了三K党。”

当然，这是老人家记错了，也许，这是毛主席对康白情最后的记忆，不过，也正是这一句话，让很多人在读《西行漫记》时，记住了一个加入三K党的康白情，也算是出了个小名。

后来，康白情脱离的致公堂，发起成立了“新中国党”，自任党魁，为扩大声势，他写信邀请当年“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参加，但响应者寥寥。

1924年，由于原来资助他的资金断裂，加上在美国混得很不顺心，灰头土脸的康白情落寞回国，他建立的这个党也无疾而终，如徐志摩的诗句一般，“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然而，他在美国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国内与他熟悉之人的极大不满，后来的康白情自己也说，我这一生最大的失败就是自立政党，几乎得罪了圈内的所有人。

回国后的康白情更是凄惨，由于同海外会党的瓜葛，北大将其拒之门外，而国民政府早已缺席判决他为政治犯，他不得不远离人们的视线，浪迹江湖，行踪诡秘。为衣食而奔走，人生的轨迹是一路地下窜，狼狈不堪。

外面是呆不下去了，他只好回到了老家，投靠的四川最大的军阀刘湘，在其帐下当了个“帮闲”，后来竟又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意志日益消沉，成为一个颓废之人。

随着民国政府的中央势力日渐强大，四川军阀独立王国眼见得如日薄西山，行将就木，于是，康白情离开了刘湘，去上海做起了生意。

他开了个叫做“四川土产行”的小店卖榨菜，还去了一家卖银耳的公司当了几天总经理，又去中学当教员，学中医，开绸布店，期间也曾发表过一些小诗，但早已没有了当年的光芒。

人要倒霉，喝水都塞牙，康白情收集的许多古董，准备运去美国卖个好价钱，谁料想货运的船在太平洋沉没，他多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1935年，经北大的同学介绍，他去中山大学任教授，不久又因“政治犯”关系而被解聘，但又凭借以前的声名，在一些部门混差事，可以说落寞到了极点。

后来的他，因国民政府对政治犯监控的松驰，再度去中山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又随学校去了昆明，兼任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的导师。

也不知是何原因，从1941年开始，康白情又离开了教育界，去了昆明市猪毛工会担任书记，又去南菁学校当教员，后来还在云南绥靖署当了名上校参议。反正又是一通的折腾。

折腾了足足5年后，他又回到广东教育厅，算是又回归了教育，在广东文化大学教育系主任；新中国建立后，康白情继续在大学教学，期间还调往海南师范专科学校任教。

此时的运动是一个接着一个，康白情虽然教学是把好手，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但由于复杂的过往，有着交待不完的罪过，写不完的材料和反省不尽的过错。

美人年八十，瑶瑟怨正多，

白头成虚誓，吾欲叩香娥!

这是1953年夏他写的一首五绝，名为《读〈湘君〉〈湘夫人〉》，这两首都出自屈原的《楚辞·九歌》，是祭湘水女神的诗歌，其中如“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样的名句，也许正与康白情的心情相契合，故有感而发。

这首诗写后不久，全国院校大调整，海南师专被肢解，康白情与学校的部分人员去了华南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华南师范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

建国后的康白情

1958年，反右运动席卷而来，康白情很自然又陷入到漩涡中心，在一阵的检讨、交待和批斗后，他毫无悬念地被划为“右派”，并被退职离校，遣返回家乡，时年63岁。

历经风雨的康白情携夫人从上海乘船溯长江而上，因肺痨病复发，加上残酷政治斗争风雨的袭扰，康白情心力交瘁，一病不起。

在轮船即将进入巴东港，就要进入三峡时，康白情已经是坚持不下去了，他只能下船，住进了码头边的小旅馆，看着江上往来的船只，他知道自己是回不去故乡了。

几天后，康白情枕着阵阵的江涛，在旅舍中闭上了他疲惫的双眼，弥留中，他双眼望着窗外大山，是那般的不舍。

也许，此时的他想起了当年沿着这条江出川时的情景，想起了太平洋波涛送他去美国留学时的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