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相继解放，遥望西北，新疆的解放也即将到来。
后来，张治中奉中央指派，前往新疆与国民党谈判，宣布起义。
与此同时，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等人，在伊犁、塔城、阿勒泰发起三区革命，积极协助解放军，迅速扫清国民党在新疆的势力。
1955年，马尔果夫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少将之一。
然而，英雄的光辉终究未能照亮他的一生。
最终，他背弃了祖国，沦为叛徒，死于异乡。
苏联解体，马尔果夫命运凄惨
最年轻的少将
1923年3月13日，马尔果夫出生于新疆尼勒克县，这个地处天山脚下的地方，山川险峻，风景如画。
年少时，他投身教育，扎根于故土，然而不久便因时局动荡，遭遇新疆军阀盛世才的囚禁，沦为囚徒，度过了漫长的监禁岁月。
1944年，风云突变。
经过长时间的压制和沉默，马尔果夫得以重见天日，迎来了新的战斗。
那年9月2日，尼勒克县乌拉斯台地区的人民，因忍受国民党压迫已久，终于选择反抗，举起了武器。
这场局部暴动迅速蔓延，冲击到了伊犁、塔城、阿勒泰，形成了席卷新疆的“三区革命”。
在这场革命洪流中，马尔果夫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加入了刚刚成立的新疆民族军，开始为民族解放而战。
1945年7月，马尔果夫与革命志士们在伊宁整编起义队伍，成立了新疆民族军，誓言驱逐压迫者，解救贫苦百姓。
身处动荡与动乱之间的他，深知这是一场关乎未来的斗争。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反攻，国内形势急剧变化，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是势在必行。
新疆的局势同样变得复杂且紧张：一方面，陶峙岳、包尔汉等爱国军政人士，携手筹谋新疆的和平起义，期望为新疆带来新生。
另一方面，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地方军阀——马步芳、马鸿逵等势力，联合反动分子马呈祥、伊敏、艾沙、尧乐博斯等，妄图以武力阻挡解放军进入新疆，甚至图谋分裂祖国，制造疆域内乱。
为了迎接新疆的早日和平解放，民族军采取了一系列决策举措，展现其立场与决心。
民族军加强了战备，牢牢牵制住国民党在新疆的兵力。
这有效防止了国民党调兵东援，支援甘、青战场。
与此同时，民族军逐步形成了与人民解放军东西夹击国民党军队的态势，战线逐渐收紧，局势的主动权开始向解放军倾斜。
随后，民族军向包尔汉为首的新疆省政府作出了明确表态：为维护局势的和平，三区革命军并无意进攻迪化，近期内更无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民族军通过“力群电台”及时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并接受了中央指示，确保了与党中央的紧密协作，增强了行动的统一性与有效性。
紧接着，陶峙岳、包尔汉等领导人于宣布起义的第二天，三区便在伊宁组织了规模宏大的群众大会，三万余人齐聚一堂，庆祝新疆的和平解放。
在物资支援方面，民族军从历年农业生产盈余中拿出了200吨麦子，并将人民群众捐赠的百余吨粮食、200吨汽油及20吨机油，作为慰问品，送往进疆的人民解放军。
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布局，民族军将一部分部队迅速调动，进驻东疆和南疆，驻扎于玛纳斯西岸，并挺进迪化，成功与解放军与起义部队汇合，完成三军会师。
不久之后，新疆军区正式宣告成立，三区民族军根据中央军委1949年12月20日的命令，完成整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
列斯肯被任命为军长，马尔果夫为副军长兼参谋长，曹达诺夫·扎伊尔则出任政治委员。
1954年10月，马尔果夫被任命为伊犁军区司令员。
1955年，马尔果夫荣获少将军衔，且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此时，他成为新疆乃至整个西北地区举足轻重的军事领导人。
1960年，马尔果夫升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
此时，他的履历早已镶满勋章与荣耀。
谁能料到，这位身负众多荣誉、屡战屡胜的革命将领，竟会在后来做出那么不堪的选择。
伊塔事件
1961年，马尔果夫在中央军委的批准下，与祖农·太也夫少将一同前往苏联。
就在他们出走的第二年，位于新疆西北边陲的塔城地区发生了一起惊动全国的大规模越境事件，史称“伊塔事件”。
6万多名中国边民非法越境，前往苏联，虽然大多数人最终在苏方的劝说下返回，但仍有1.3万多人留在了苏联。
塔城地区外逃人数达到4万多，带走了30多万头牲畜，40多万亩农田未能及时播种，已播种的田地荒芜一片。
大量社、场及其下辖的基层组织随之陷入解体。
霍城县损失更为严重，仅该县便有1.4万余人越境逃亡，造成了978.9万元的巨大经济损失。
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急剧下降，苏联的政策由过去的外交协商转为积极插手中国内政。
事实证明，苏联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是幕后推手。
苏联领事馆和苏侨协会在此次边民越境逃亡和反革命暴乱中，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甚至有苏联领事馆人员和苏侨参与其中。
1960年代初，苏联借集体农庄、乡政府等渠道，通过秘密信件向新疆边民传播诱人信息，鼓动他们越境移居苏联。
与此同时，苏联在哈萨克广播电台重新恢复了对新疆的维语广播。
自1950年起，苏联曾中断此项广播，但到了1961年上半年，广播再次恢复，内容不外乎是对苏联美好生活的描绘。
其频率和播出时间与中国维语广播几乎同步，使得新疆地区的居民很容易接收到这些广播。
这些节目中充斥着苏联的乐土、丰盈生活的美好画面，强烈地吸引着那些生活困顿的边民。
而与此同时，已经越境到苏联的中国边民通过各种渠道，不断与家乡亲友保持联系。
他们寄送生活用品，甚至是从中国定量供应的物资，宣传苏联的优越生活，劝说亲朋一起越境。
对许多家庭而言，苏联似乎成了另一种“新天地”，是摆脱困境、追求安宁的希望之地。
随着大量边民逃往苏联，苏方的应对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
以往，苏联边防军与中国边防站常常协作，进行遣返工作。
然而，到了1960年代初，苏联的态度骤然转变，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引导边民逃亡。
他们在沿边境地区的铁丝网处开设了多个口子，通过夜晚的照明指示逃亡方向。
苏边防军甚至派出大卡车，将逃亡群众接运至集中点，进行登记、发放粮款，并迅速将他们安置于集体农庄。
这一系列安排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具有极强的组织性和系统性。
苏联方面故意散布这些信息，暗示着只有集体农庄的生产队大多数人到齐后，才会准许人们越境。
这种制造等待、期盼的策略，无疑加剧了外逃潮的蔓延。
人们为了尽早越境，纷纷携带更多的牲畜财产，急于跨越边界。
根据从苏联返回的中国居民的描述，苏联边防军曾坦言：“你们中国哈族从伊犁、塔城、阿勒泰等地来的不少人，是因为我们在多处开了口子。现在边界暂时关闭，可能是你们中国政府提出了不满的意见。”
5月初，伊宁市的外逃行动仍在扩展，局势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值得一提的是，曾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的马尔果夫少将，也在苏联境内接待了非法越境的边民。
这个行为可以说是赤裸裸的叛国。
直到5月31日，苏联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才封闭了伊犁、塔城等地区的边境，才使得这股外逃风潮基本平息。
客死他乡，结局唏嘘
“伊塔事件”的爆发，实非偶然。
自沙俄崛起于中亚地区之际，便未曾停歇其扩张步伐，向新疆的渗透不仅局限于军事领域，更深入到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各个层面。
由于新疆与中亚地区的居民在宗教、文化、风俗等方面几乎相同，双方的亲缘关系密切，加之长期的跨境迁徙，使得民族身份的界限模糊不清。
许多家庭的父辈可能生活在俄国境内，而子女则出生在中国，这种现象为俄国加大对新疆的影响提供了便利条件。
而民国时期，新疆的地方军阀势力愈加强大，他们常常游离于中央政府的掌控之外，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
1934年，盛世才掌控新疆后，情况愈加复杂。
为了巩固其统治，盛世才请求苏联提供援助，苏联出兵帮助其平定新疆的内部动乱。
盛世才推行的“联苏抗蒋”政策，也标志着苏联对新疆的影响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1944年，盛世才弃苏投蒋后，局势再次发生剧变。
苏联通过策动“三区革命”，即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的少数民族武装起义，继续维持其在新疆的军事与经济影响。
通过支持少数民族起义，苏联保住了在新疆的军事存在。
战争的破坏与战后人口的流失，令苏联认识到单靠军事手段已无法维系对新疆的全面控制。
于是，苏联动起了其他的心思。
苏联领事馆发布了布告，内容直指中国境内的白俄侨民，明确宣布凡失去或被取消俄国与苏联国籍的群体及其子女，均可恢复苏联国籍。
布告中还进一步扩大了恢复苏籍的范围，凡在华的原白俄侨民，亦可凭此机会重获苏联国籍。
苏联采取了双重手段，既有温和又有威胁。
苏联对在华白俄群体的施压，宣称若不主动加入苏联国籍，将被中国抛弃。
苏联还通过延长国籍登记的时间，变相制造了更大的急迫感，迫使更多的侨民参与其中，甚至一些本来并不打算申请的人也被“赶鸭子上架”。
苏联还特别策划了对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和塔塔尔族等民族的特殊政策，鼓励他们加入苏联国籍。
而在大量白俄侨民加入苏联国籍后，很多人并未按苏联的要求如期返回，反而留在新疆，形成了一个隐形的“外来控制网络”。
这些并非全是合规的“真苏侨”，其中混杂着大量伪装的间谍与潜在的内外勾结者，他们的留存使得苏联的影响在新疆蔓延。
在外逃潮中，参与其中的边民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开始就打算好逃亡的，人数较少。
这些人中，不乏持有苏联侨证的干部，或那些携带各种非法证明文件的人员，尤以过去曾因各种原因受到批判处分、怀有不满情绪的群体为主。
有的甚至是在辛苦劳作一天之后，突然听信别人一句“去苏联能过好日子”的话，放下碗筷便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这场“逃亡”。
第三类人则是被胁迫参与逃亡的。
这类人也不在少数，许多人并非出于主动。
有的父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扔进水渠，只因为不肯随大流而遭遇了威胁。
在塔城县，有一位年约六旬的哈族老人，他辛勤劳作多年，积累了自己的家园，心中充满不舍。
第一天夜里，他悄悄找来干部，表明自己坚决不会跟随修正主义路线，坚决不愿离开祖国。
然而第二天，这位老人还是被强行抬上了逃亡的车。
许多人在这场异乡之行中，带着无尽的悲伤，拖儿带女，哭泣着走向未知的命运。
随着这些边民进入苏联的边疆，他们的“幸福”之梦并未如预期般实现。
6万多名逃亡者被分配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地，投身于繁重的农牧业生产劳动中。
在实际生活中，他们的境遇并未有所改善。
虽然名义上他们被纳入了苏联的体系，但他们始终被当作二等公民，面临着来自苏联主流社会的种种歧视与排斥。
生活远非他们所想象的那般光鲜亮丽。
而关于马尔果夫的国籍问题，流传着一种观点，称他拥有中国与苏联双重国籍。
然而，这一说法并未得到任何确凿证据的支持。
在苏联时期，马尔果夫曾获得了相当优渥的职位与待遇。
苏联当时给予了他高官厚禄，许诺未来的荣华富贵。
但随着苏联逐渐失去对新疆的控制，马尔果夫的价值也在逐步减退。
苏联解体后，马尔果夫的命运急转直下。
没有了昔日的荣耀与支持，他选择移居土耳其，最终在他乡客死，人生的最后岁月在异国他乡度过，未能如当初所期望的那样享尽荣华。
参考资料：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的历史渊源顿时春 陈伍国《走向21世纪的新疆 政治卷》王拴乾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