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旗图案的广泛征集
1949年夏，中国各地热浪滚滚，但这丝毫未能阻挡全国人民参与设计国旗图案的热情。从东北的冰雪覆盖的小镇到南方的炎热村落，从繁华的沿海城市到偏远的西部山区，无数人投入到这一全民行动中。邮局成了最忙碌的地方，每天都有成堆的信件和包裹从全国各地寄往北京。
1949年8月20日，随着最后一批国旗设计图案送达北京，筹备会收集到的设计稿数量几乎填满了整个存放室。工作人员整理后统计，这些图案的数量大约在2992到3012幅之间，汇集了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华人群体的心血和创意。
郭沫若、陈嘉庚等政协筹备会的重要成员也亲自提交了自己的设计方案。这些图案中，有的带有鲜明的革命象征，例如红色的底色、镰刀锤子等元素；有的则融入了更多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如龙、凤凰、祥云等纹样。陈嘉庚的设计尤为突出，他在方案中表达了对国旗简洁、明快的要求，希望能够清晰地传达出新中国的政权特征和革命核心精神。这些设计从一开始就吸引了评选委员会的注意。
设计稿件被集中展示在北京的一间临时选阅室内。展室内摆满了一张张设计草稿，这些稿件或用宣纸绘制，或用厚实的绘图纸画成。每张图案的旁边都附有设计者的详细说明，解释其图案背后的寓意。一些图案的构思精妙巧妙，简洁而富有象征意义；另一些则显得复杂细腻，色彩和元素丰富。评选委员会成员分批进入选阅室，逐一审阅这些图案，并在纸上标记出自己认为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设计。
审阅工作持续了数天，每一位成员都拿出最大的耐心和细致，仔细比较各个设计的优缺点。评选委员会由一批具有专业背景的专家以及各领域的代表组成，他们的意见涵盖了艺术、政治和文化等多个方面。面对成千上万幅设计，他们逐一从象征意义、视觉效果、可操作性等角度进行筛选。对于那些特别出彩的图案，委员会成员会反复研究，并记录下详细的评审意见。
最终，在这近3000幅设计中，评选委员会初步筛选出38份图案，这些图案被认为最能体现新中国国旗应有的象征意义。这38幅图案的风格与内容各有不同，有的以五角星为核心元素，有的融入了河流、山岳等自然地理特征，还有的结合了不同颜色块的分布来体现革命精神。这些图案被精心整理，编纂成了一册名为《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的文件，为后续的进一步讨论和审定奠定了基础。
复选过程中的争议与改进
在复选阶段，复字第3号图案成为了一个焦点。这个图案的设计采用红色作为背景，在左上角放置了一颗金黄色的五角星，下面横贯一条黄色长条。设计者在附带的说明中解释，这种组合寓意红色象征革命，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黄色长条则象征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河。这样的构思一目了然，寓意鲜明，得到了部分代表的认可，但同时也引发了较大的争议。
一些代表认为，这个设计在形式上确实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颜色和元素的运用也较为大胆，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有代表指出，黄色长条的加入尽管赋予了黄河的象征意义，却让整面红旗显得不够简洁。特别是这个黄色长条横贯旗面，与整体设计显得有些割裂，容易让人联想到国外某些旗帜的设计风格，比如星条旗，这会影响国旗应有的独立性和辨识度。
陈嘉庚等代表对复字第3号提出了具体的质疑。他们认为，红旗是革命的象征，颜色上的纯粹非常重要。如果在红色背景上加入其他颜色的条块，可能会让人联想到革命的分裂或不彻底，影响整体形象的传达。他们的意见基于当时的政治语境，强调国旗的设计需要更集中地体现政权特征，而不是地域象征。这样的观点得到了部分评选委员的认同，进一步让复字第3号图案的命运变得扑朔迷离。
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代表则认为，复字第3号的寓意和构图有其独特的优势。红色象征革命，五角星象征党的领导，这些元素的组合在视觉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庄严和稳重的效果。至于黄色长条，有代表认为它的加入为图案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突出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与其他图案形成了差异化的表达。支持者强调，这种设计在视觉上具有强烈的辨识性，在国际场合上能迅速被人识别为中国国旗。
正是这种两极化的意见，使得复字第3号在复选阶段成为讨论的焦点。在几轮审议中，它几次面临被淘汰的风险，最终，复字第3号图案未能成为最终的优选方案。
最终设计的确定与意义
在众多设计方案和意见的激烈碰撞中，32号图案逐渐脱颖而出。这幅图案由红色为底色，在左上角布置了一颗较大的五角星，其下呈弧形分布着四颗较小的五角星。红色象征革命的热血和新中国的诞生，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团结，而四颗小星围绕大星，则象征着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团结一致。
彭光涵作为筹备会的一名成员，对这幅图案印象深刻。他仔细审阅了设计的寓意说明后，将其推荐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到设计图后，认为这一方案无论在构图上还是象征意义上都极具潜力。红地五星的布局简洁大方，同时寓意明确，能够直观地传达新中国的精神内核。与会代表中，部分人对图案中的五角星配置提出疑问，认为五角星的排列方式可以进一步优化，以更好地突出党的领导地位，但这种讨论并未动摇整体方案的核心构思。
为了确保设计能够更好地体现新中国的特点，周恩来指示将32号图案绘制成更大的样稿，以便进一步研究和完善。很快，这幅放大后的图案被送到了毛泽东手中。在中南海的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详细听取了关于这幅设计的讨论意见。在会上，他明确表达了对红地五星图案的支持，认为这一设计能够体现革命精神。
这幅被最终选定的国旗图案由曾联松设计完成。曾联松是浙江瑞安人，早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曾参与一二九运动和皖南事变，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1949年，当全国征集国旗图案的消息传出后，他决定参与其中。作为一名基层党员，他没有过多的资源可用，只能利用简陋的工具完成设计。他以红色为底，构思出五星的布局，以表达对革命成功的庆祝和对新中国团结精神的向往。
红地五星的设计最初并未受到过多关注，甚至险些未能进入复选。然而在田汉等人的坚持下，这幅图案得以保留并参与最终评审。在整个评选过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代表对设计的象征意义和视觉效果予以肯定，它逐渐成为焦点。在方案的最终调整中，设计者删除了原本拟在大五角星中加入的镰刀锤子图案，这一改动使其进一步区别于苏联国旗。
最终，32号图案经过多轮筛选和讨论，以其清晰的构图、深刻的寓意赢得了评选委员会的认可，并得到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批准。
国旗的正式确立与长期影响
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便已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那一天，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站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随后亲手按下升旗按钮，第一面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的国歌缓缓升起。无数双眼睛注视着国旗在风中展开，那鲜红的颜色和耀眼的五颗星，成为了亿万人民心中新的信仰和希望。
从那一天开始，五星红旗逐渐融入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在学校的操场上，工厂的车间里，还是农村的田野间，鲜红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成为无数场景中的重要一部分。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条文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
1954年《宪法》的通过，更是巩固了五星红旗作为国家象征的法律地位。从此以后，五星红旗在国际场合中代表中国的身份，飘扬在国际会议上，出现在外交使馆的上空，也成为国际赛事中让中国人骄傲的标志。在海外，当五星红旗升起时，华侨华人都感受到祖国的强大与牵挂，它成了联结全球华人的精神纽带。
随着时间推移，五星红旗还见证了许多重要时刻。从国庆阅兵的壮观场面，到体育赛场上国旗升起的那一刻，每一个场景都将五星红旗的意义一次次深深印刻在人们的记忆中。
参考资料：[1]曹海霞,杜文进.五星红旗凝聚奋进力量[J].共产党员（河北）,2024(19):5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