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国洲
在我小的时候，因受贫困生活条件的制约和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农村人生病后，一般不会到医院看病，小病“扛着”，大病等死，除了听天由命之外，只有靠封建迷信聊以慰寄，所以，流传千年的“招魂术”在农村十分流行。
我第一次看到妈妈操作“招魂术”，大约是在五、六岁左右的时候。那时，二弟国华刚刚三、四岁，由于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四肢无力，身体相当虚弱。有一次，二弟生病得了大脑炎，几天高热不退，紧闭双眼，呼吸微弱，有进气没出气，似乎“大限”已到。
夜很深了，大家守着二弟都没有睡觉。面对二弟不断恶化的病情，妈妈抱着二弟坐在炕沿上抹眼泪，父亲也感到束手无策，一言不发地靠在炕沿边上默默的吸烟，眼睁睁的等着那不幸的一刻到来。
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心里很害怕，不断催着父亲和妈妈想办法给二弟治病。这时，妈妈把二弟放下来，转身从柜子里找出一张黄纸，又把二姐亚静叫过来，告诉她马上把黄纸贴到村子的十字路口去。
妈妈又告诉二姐，把“符”贴好后，不要回头，要边走边喊：“国华，回来吧，国华，回来吧。”那时，二姐的年龄也就十三、四岁，又是一个女孩子，生性胆子就小。望着院子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幕，心里虽然害怕，可是二姐却毫不犹豫地拿着黄纸出门，按照妈妈的嘱咐去为国华招魂。
二姐走后，妈妈找来一个碗放在炕上，转身到西屋里拿来一些小米装在碗里，又用手巾蒙在碗口上，然后将毛巾收紧在碗后面，翻转过来，伸到二弟的头上，不断的转动起来，口里还念念有词，由于声音很小，加之那时年龄小，不懂事，所以妈妈到底念叨的是什么，至今也不知道。那时，老家还没有通电，晚上照明是一盞昏暗的“煤油灯”。
看到这样的情形，后背一阵阵的冒凉风，头皮一乍一乍的，既感到好奇又感到恐怖，紧张的蜷缩在墙“旮旯”里，睁大眼睛，屏着呼吸，看着妈妈“作法”。
环顾四周，外屋和院子里一片漆黑，眼前的煤油灯忽明忽暗；油灯发出微弱的光线，照在妈妈憔悴的脸上，显得妈妈的脸色更黄；妈妈的身后拖着一个长长的影子，影子打在墙上不停的晃动着，更增加了一种神秘的氛围；妈妈嘴里喃喃的小声念着咒语，手里不停地移动着那只碗。
说来也怪，妈妈手里的那个碗在二弟的头上转了几圈后，放下来打开毛巾一看，装在碗里的小米，在靠近碗口的表面上，大部分地方是平平展展的形状，只是在碗边的一侧神奇地出现一个“月牙”形缺口，缺口不大，但缺口的边缘却非常的整齐。妈妈将一些小米添在“月牙”里，又按照上述步骤开始“念咒”。如此反复多次，直到碗边再不出现“月牙”为止。
由于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招魂”法术，又是在极其神秘的环境下进行的，因此至今记忆犹新。
中国的“招魂”文化，可谓源远流长。这与人们的无知和对“灵魂”的敬畏以及恐怖密不可分。据考证，中国人对“灵魂”的信仰和敬畏起源于原始社会，那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知有限，对人的大脑的抽象思维活动和身体构造也茫然无知。由于受梦中虚幻景象的影响，认为人的思想和感觉不是身体的活动，而是附着在人的身体之中，又在人死亡时，离开身体飘荡在“天堂”或“地狱”中的一个个“灵魂”的活动。
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灵魂”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灵魂”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
于是，人们便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是由“肉体”和“灵魂”两个部分组成的，人的肉体可以死亡，但“灵魂”是永远不会死的；人在死亡时其“灵魂”就脱离了人的肉体，继续活在另一个世界里。
人的“灵魂”来无影去无踪，形象恐怖，魔力无穷，常常在夜间作祟捣乱，所以，人们对“灵魂”产生了既敬畏，又恐惧的心态，为中国“灵魂”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流行奠定了意识形态上的基础，并与人们生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灵魂”是古代先人根据个人感受的信息而制造出来的，人们赋予“灵魂”以巨大的权威和强大的渗透力，不但文学作品、戏剧作品摆脱不了对“灵魂”的阐释，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语言习俗，也无不渗透着“灵魂”的影子。
中国道教的产生和广泛流行，使中国的“灵魂”文化呈现出“道巫合一”的现象，产生了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观念，出现了“灵魂”与“神”与“仙”相通的特点。民间巫术作为道教的重要来源之一，它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产生。巫是人与“灵魂”和神仙之间的中介者，能降神、解梦、预言、祈雨、医病、占星等，是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职业。先民以为疾病是外来的邪恶的“灵魂”附体，需用巫术加以祛除，由此出现了用符咒驱逐外来邪恶“灵魂”的法术。
人们对“灵魂”的信仰和崇拜，本来是虚幻的想象的产物，但是由于当时人们对自然的认知非常有限，不能够正确解释超出人们正常认知能力的一些自然现象或精神现象，经过长期的演变和发展，形成独特的文化现象，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至今。
人们对“灵魂”的敬畏，对“法术”的依赖，说到底，是社会贫穷落后和缺医少药的现状造成的，是人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无法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而表现出来的无奈和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