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眼下都在一味地诟病诸葛亮的战略能力，说他不堪一击，原因大抵有二：一是因为《三国演义》的夸张渲染，将他塑造成了神一般的存在，与历史真相大相径庭；二是一些史家，尤其是毛泽东、粟裕这样的军事权威对其做出了如此评价。但我却认为，诸葛亮的战略并非像人们所说的那般不堪，我们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做出正确的评价。

首先，诸葛亮在蜀汉建国过程中的军事贡献是不可忽视的。有人声称赤壁之战、取西川等战役与他无关，他只是完成了七擒孟获和六出祁山这些微不足道的任务，这显然与史实不符。

不论诸葛亮在赤壁之战和取西川中的具体作为，这两场战役实际上都是在他整体战略谋划下展开的。毛泽东批评诸葛亮《隆中对》中提出的从秦川和荆州两地出兵对曹魏形成钳形攻势是分兵千里、不切实际的，从战术角度看确实存在问题，但在整体战略上仍然是可取的。《隆中对》并非单纯的战役计划，而是涵盖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整体战略。

诸葛亮一出山便面对曹操南下的巨大压力，刘备首当其冲。博望坡之战是否由诸葛亮指挥尚无确凿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刘备的大撤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双方兵力悬殊，荆州部队的主力二蔡又投降，形势十分危急，但刘备的撤退却显得井然有序。

《三国志》并未详细记载战役细节，但有关部署却被清晰地记载了下来。当时由张飞负责断后阻击，赵云保护刘备及其家眷，而诸葛亮则随同刘备行动。值得称道的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并非只顾自保，还派遣关羽率领一支部队先行东进。这既是为了接近东吴，同时也是为了接管驻江夏的刘表余部，为刘备撤退南下做好准备。这样的部署着实有远见，否则若刘备被曹军追至江边，将无处可逃。战争的成败不仅在于进攻，更在于撤退，而在败阵之时能够组织有序的撤退往往更能体现指挥者的水平。

　　谈起赤壁之战，人们常说主将是周瑜，然而忽略了诸葛亮的关键作用。他的贡献并非借着东风、草船借箭那等轶事所能涵盖，而是在推动孙刘联合对抗曹魏，同时指挥刘备一万多人马的配合作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国志》中《孙权传》记载：“权遣兵三万与瑜”，而同时《诸葛亮传》也明确记录：“亮随旨并力拒曹公于赤壁”。所谓的“随旨”，表明了当时的诸葛亮，作为新手军师，尚未独立挂帅的资格，只能依仗刘备的令箭在前线指挥作战。当时刘表的大儿子率领着一万多部队驻守江夏，关羽也带着一些兵力撤退至此，这些部队都在诸葛亮的指挥下参与了赤壁之战。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与周瑜互相猜忌、妒恨，这种情节纯属作者的臆测。当时诸葛亮的声望还未达到那么高的程度，周瑜也不可能对他怀有嫉妒之心。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又岂能顾及这些个人恩怨。当然，赤壁之战的主力确实是由东吴的周瑜所率领，而刘备的实力当时十分薄弱。否则，战后他本可以合理合法地接收刘表的荆州，而不需要“借”之，也不需要联姻，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力量不足。后来刘备征服南郡四地，要求诸葛亮负责税收的事也是有迹可循的，但不能简单地认为诸葛亮只是做了这一件事。

再说取西川，刘备最初确实让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留守荆州，因为西川尚未立定基础，不能轻易将荆州抛弃。所以他只派庞统和法正先去试探情况。后来庞统在落凤坡阵亡，刘备遂令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人入川。西川平定后，诸葛亮就被提拔为“左将军府事、挂军师将军”。从此，他成为了真正的“军师”，担任起军事统帅的重任。可见，诸葛亮在取西川的过程中展现了出色的军事才华。刘备选拔人才从不只是听说，而是要看其实际表现。

此外，毛泽东曾说让关羽守荆州，这并不意味着诸葛亮不会善用人才，这样的指责有些冤枉。因为让关羽守荆州的决定并不是由诸葛亮来做的，而是刘备亲自做出的。尽管关羽确实有些毛病，也因此犯下了大错，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刘备又能派谁去呢？张飞脾气更加暴躁，赵云年轻又不够亲近，这样的重任只能交给“家里”的老二承担。实际上，后来诸葛亮也不止一次提醒过关羽，当他因为马超而情绪低落时，诸葛亮就直言相劝。而对于魏延的反叛，诸葛亮也早有观察。当然，马谡的事则要由诸葛亮来负责，他也因此而自我降职了一级。

以上是关于诸葛亮军事贡献的讨论，当然还有他后来征服南方和六出祁山等事迹，这将涉及到诸葛亮打仗的特点。

　诸葛亮，并非单纯的军事将领，而是兼具政治家、谋略家和军事统帅的全才。他的战争观念常常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整体考量出发，注重大局观念，谋划全局，而不能简单地用一场胜败或一座城池的得失来评价他的军事才华。

在历史上，他被描述为“治国强于用兵”，但我们不应忘记，“用兵”本就是为了“治国”的一部分。鲁迅曾言：“诸葛一生唯谨慎”，他为国家尽责，难道能不小心谨慎吗？陈寿评价说：“亮才，于治戎为长”，这话很有意义。诸葛亮亲率大军深入南方荒蛮之地，七擒孟获征服少数民族，这充分显示了他注重从“治戎”的角度看待战争，而且能在这样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着实不易。从他进军之后，后来的官军几乎无法进入云贵湘交界，只得采取土司制度，让他们自行自治。

六出祁山是诸葛亮一生中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之一。陈寿认为：“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但这种评价未能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看待这个问题。六出祁山虽然耗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城池攻占的成果并不显著，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诸葛亮是在打一场政治战，是以攻为守的积极防御。所谓政治战，是以“汉贼不两立”的大义，打着汉统讨伐曹魏的旗号，不断给曹操施加政治压力。诸葛亮不同意魏延走子午道偷袭长安，一来是出于谨慎，也出于正义之师的考量。而所谓积极防御，则是即使不进行战斗，也需要常年驻兵，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不如保持攻势和威慑力。诸葛亮亲自六次出征，临表涕泣，这绝非无意义之举。他还采取了驻军屯田守边的办法。这样的运作对确保国家安全产生了实效。

此外，诸葛亮在军事上还以治军严明和重视阵法改革兵器而著称。他的打仗风格并非如《三国演义》中所描绘的那样奇谋诡计，而更符合他身份地位的高明特点。我们不能忽视历史事实，随意否定他的军事才能。他死后被封为“武侯”，后来更被东晋追封为“武兴王”，这个“武”字绝非空谈，当时的人们对他的“武功”了解胜过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