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千年，人们心中最深的痛楚，最无法容忍的，莫过于腐败。然而，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贪腐便如影随形。这并非意味着帝国统治者对贪腐视若无睹，任其肆意蔓延。相反，古代帝王多次倡导反腐倡廉，努力寻求新的对策。然而，两千年来的帝国体制，却始终未能根治这一毒瘤，贪官污吏接踵而至，罪行愈演愈烈，无法遏制。
早在夏朝末期，贪污风气就已严重。据《荀子?大略》记载，成汤在祈雨时提及了六件失政之事，其中三项涉及贪污问题。这是他从夏朝因奢侈淫逸、强征暴敛而灭亡的教训中汲取的警示。然而，到了商末，殷纣王显露出恶名昭著的一面，大肆敛财，兴建离宫别馆，甚至兴建了“酒池肉林”，奸佞费仲、恶来等人更是贪污成性。文王被囚禁之时，周人曾通过贿赂纣王，用珍宝、美女、良马取悦他，最终将文王释放。
秦汉时期，赵高从宦官晋升，凭借秦二世对其的信任，滥用职权，干预经济事务，侵占民田，操纵赋税，控制国库。短短几年间，赵高成为富可敌国的富翁，其手下财迷心窍，国力日渐衰弱。最终，赵高因滥用职权、贪图私利而被刺杀，家族被全族诛杀。中国封建时代第一个因贪腐而被查处的丞相是刘彻（汉武帝在位时期任命的第二位丞相李蔡。
当时，皇帝赐予他20亩墓地，但他却私自出售土地，非法占有了额外的三顷土地，卖出后获利40余万钱。一经揭发，李蔡自知罪责，选择了自杀。在东汉时期，梁冀曾是大将军，被誉为“跋扈将军”。尽管正直的大臣李固、杜乔等多次弹劾梁冀，但最终都被其杀害。公元158年，年仅26岁的恒帝为夺回大权，在宦官单超、具瑗以及司隶校尉张彪的协助下，包围了梁冀的住所，迫使梁冀夫妇自尽。随后，300多名梁冀的党羽被处置，朝廷一度空无一人。梁冀家产被拍卖，获得了30多亿银钱，相当于当时国家税收的一半。
盛世唐朝也不乏奸邪之徒。唐玄宗时期，大贪官李林甫凭借权谋成为奸相，他的同党王鉷一旦被查，房产登记竟然拖延了数日。另一位大贪官杨国忠，升任宰相后，仅收受高级丝织品贿赂就达到了三千万匹。而唐代宗时期的宰相元载，痴迷于铺张浪费，频频兴修建筑，这恰似所有贪官的必行之路（财富、房产、女色），他所建的房屋遍布大宁、安仁、长寿三坊，而唐代长安城共有109个坊，元载占据了其中三分之一，其规模之巨，建筑之盛，可谓令人瞠目。他倒台后，所收归的宅舍足以供给数百品级官员使用，而他在东都洛阳甚至还建造了一座园林式私宅，被充公后，竟成为皇家花园。然而，最让人震惊的是，在他的家产中竟然发现了八百石胡椒。据统计，唐时一石相当于现今的79320克，那么八百石就相当于现今的64吨。
到了宋代中期，贪污之风依旧，而到了后期，更是官场腐败到了极点。北宋时，著名奸相蔡京在王安石变法时投机新党，后又与宦官童贯勾结，借助各种下作手段，最终攀上了相位。在一连串祸国殃民的掠夺中，蔡京不仅私自聚敛，富甲一方，还占有五十万亩土地。然而，这还不够，晚年的蔡京竟然“贵而贪益甚”，竟敢伪造账目，领取双份宰相俸禄，可谓贪婪之极，令人不齿。他甚至毁坏附近数百民屋扩建花园，其西花园的奢华甚至超过皇帝的东园。
当时，太学生们联名上书，将蔡京、王蒲、童贯、梁师成等六人列为“六贼”，蔡京被视为首恶。靖康之变后，他被钦宗流放，最终在海南去世。南宋宁宗时期，右丞相陈自强凭借与曾是实权人物的韩胄有关，肆意贪污，所有事宜皆以私利为先。他竟公开派人索贿，一切都是暗箱操作。地方官送公文至京城，函封上必须注明“附带贡品”，无者一概不受理。然而，韩胄北伐失败后失去权势，陈自强也因谎报军情而被朝廷罢免，最终被流放至死。
元代的末路最凄惨的贪官莫过于大名鼎鼎的卢世荣。他最初通过行贿成为江西榷茶运使，但不久因为贪污被罢黜。后来，在至元年间，他凭借游说之才被任命为中书右丞，负责财政事务，实行严格的货币法和盐法，提出了沽酒、盐铁官营的政策。他还任用商人出身的官员，以权谋私，独断专行。“在中书任职仅数月，便凭借着受命之权，肆意妄为。”左司郎中周寅戈与他略有不和，便被上奏杀害，朝中大臣个个自危。不久，御使陈天祥上奏弹劾他，指责他“处理财政苛刻，索取过度，使国家负担沉重，民生窘困，天下空虚”。他未申报给丞相，私自动用国库二十万锭钞，将六部升为二品官。私自安排其党羽，并受贿收纳。最终，他被处以死刑，身体被割下喂食野兽。
从秦汉到唐宋元的贪官所获财富的数目看，已是令人咋舌。然而，与明清时期的贪官相比，却又显得微不足道。明武宗时期，出现了一位名震天下的大贪官太监刘瑾，被誉为“影响皇帝”，其权势凌驾于皇帝之上，百官见之不得不跪。刘瑾垮台后，所抄家产的数字，据记载，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元宝五百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两斗，金甲二，金钩三千，金银汤鼎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袭，玉带四千一百六十束等等，数字之巨，令人震惊。
明嘉靖时期的权臣严嵩被罢官后，抄家获得的金银珍宝以百万计，更有价值连城的古今名画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实在是令人目不暇接。至于清代的和珅，其聚敛的财富之多，在历代文武大臣中独树一帜。他办事干练，深得乾隆皇帝信任，长期掌握朝政，独揽大权，大肆贪污。乾隆驾崩后，嘉庆下诏令其自尽，并没收其家产。据估计，和家产价值达八亿两白银，超过了朝廷十年的收入。因此，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
审视古代中国，腐败的公开性、猖獗性以及贿赂金额的不断上涨是显而易见的。自汉唐时期以来，随着中国官僚政治体系的逐步完善，腐败现象也在迅速蔓延。唐穆宗时期，大臣韩弘以财物贿赂权贵，几乎所有朝中文武官员除了一个人都接受了贿赂。到了元代，“在官位者皆习于贪污，简直和盗贼无异……在其中稍有自守者，千百人中也只有一二而已”。到了清代，腐败现象更加公开，民间盛传“三年清一知府，十万银子入钱库”。而古代的贪官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尤其是在明清两朝，对贪官的惩罚手段极为严酷，几乎100%的贪官都被处以死刑，或者被遣送，又或者是凌迟处决，甚至在朱元璋时代还出现了“剥皮活贪官”的酷刑。那么，为什么古代贪官前赃后继屡杀不绝呢？
就我看来，贪污受贿已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无法根除的顽疾。历代封建帝王并非没有反腐倡廉的愿望，而是无可奈何，根本无法根除腐败。皇帝身边全都是腐败分子，要让这些腐败分子来帮助反腐败，简直就像与虎谋皮一样，哪怕给予这些人上百次的儒家思想教育也毫无效果。说到底，现实是利益驱动的，而意识形态是虚无的，这些贪官为了保住自己通过贪污得来的利益，即使是亡国也在所不惜。事实上，在绝对权力的体制下，权力的拥有者是否贪污完全取决于个人的道德修养。由于人的贪欲是无穷无尽的，历史上清正廉洁的官员寥寥无几，通过道德教育来反腐倡廉不仅功亏一篑，甚至效果也是微乎其微。
在社会主义中国，不知何时起，官员们已经陷入了“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的泥淖之中，人们甚至不相信有清廉官员的存在，总是习惯性地对官员的一切行为持质疑态度。十八大之后，新一届党中央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打掉了48个大老虎（省部级高官），使得人们从习惯性地谴责贪官行径，转变为习惯性地谈论贪官“落马”。现在，反腐败越来越多的表象，从某种程度上更加警示着我们，反腐没有禁区，更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前行的道路。要从根本上解决当今的腐败问题，必须加强权力监督，加强制度建设，强化权力运行的规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此外，现在的贪官成本低，死刑的少。应该向古人学习，对腐败还应进行严厉的惩处，增加贪官犯罪的成本才能取得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