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不知道，曾有一名特工潜伏在毛主席的身边。
1933 年，时年 22 岁的沈之岳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在这里，沈之岳结识了一群信仰共产主义的进步同学 。在他们的影响下，沈之岳开始大量研读共产主义相关书籍。
之后，沈之岳积极投身于支持工人运动的浪潮之中。他频繁参与组织工人罢工等活动，凭借着出色的组织能力和激昂的演讲口才，在工人群体中迅速崭露头角，成为了工人运动的核心组织者之一。他深入了解工人阶级的疾苦，为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待遇而四处奔走呼号，在工人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与信任。
然而，他的这些进步行为和激进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度关注和警惕。在一次规模较大的罢工运动中，沈之岳作为带头者，不幸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
在狱中，沈之岳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冷静与机智。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审讯和威胁，他毫不畏惧，从容应对。他巧妙地编造了一个谎言，声称自己是某位国民党大员的亲戚，此次参与工人运动是奉命行事，事关机密，不可透露。
他的言辞坚定，态度镇定，让审讯他的特务一时难以判断真假。由于涉及国民党内部高官，特务们不敢轻易对他动用酷刑，只能将他暂时关押，同时展开调查。
沈之岳在狱中的这番表现，很快传到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耳中。在他看来，沈之岳具备成为一名优秀特工的潜质，若能将其纳入麾下，加以培养和利用，必将为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带来巨大的助力。于是，戴笠亲自来到狱中，与沈之岳进行了几次深入的交谈。
沈之岳最终还是被戴笠说服，决定加入国民党特务系统，成为一名国民党地下工作者，接受戴笠的单线秘密领导。
加入国民党特务系统后，沈之岳按照戴笠的指示，开始了一系列秘密准备工作。
在浙江警官学校学习期间，沈之岳还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他逐渐适应了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模式。同时，戴笠也为沈之岳精心策划了一个潜伏计划，旨在让他深入中共组织内部，长期潜伏，搜集情报，为国民党提供关于中共的重要战略信息。
在戴笠的指示下，沈之岳开始积极参与工人运动，以进步青年的身份为掩护，逐渐接近中共组织。他利用自己在复旦大学的学生背景和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力，成功地取得了中共组织的初步信任。
1937 年，沈之岳凭借着在上海多年从事工人运动的丰富经验，以及他复旦大学肄业的高学历背景等，向组织提出申请，希望能够前往延安，进入 “抗日军政大学” 学习，他的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
抵达延安后，沈之岳顺利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凭借着开朗的性格和出色的沟通能力，沈之岳很快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和喜爱。之后，为了揪出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特务分子，延安当局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甄别考察措施。老师们常常会在课堂上进行突袭，试图通过学生们的反应来判断他们是否是特务。
有一次，一位教员正在讲台上激情澎湃地授课，突然，他猛地举起手，指着后排的一位同学大声吼叫：“你看，你看！那个国民党派来的特务！” 这突如其来的喊声，令那些胆小的同学吓得脸色苍白，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而那些心里有鬼的人，更是惊慌失措，眼神中透露出恐惧和不安。
派在学生群中的工作人员则不动声色地将面露惊恐的人的名字记录下来，以便后续进行深入调查。
面对这样的突袭，沈之岳却表现得异常镇定。他深知，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丝慌乱都可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于是，他面不改色，冷静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他的这份镇定自若，让他成功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审查。
除了课堂上的突袭，延安当局还会对学生的背景进行深入调查，与他们的家乡、学校等进行联系核实。沈之岳在来延安之前，戴笠已经为他精心伪造了各种身份信息和背景资料，这些资料看似真实可靠，为他在审查中提供了有力的掩护。
然而，他也明白，仅仅依靠这些还不够，他必须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保持警惕，避免露出任何破绽。
凭借着在抗大的优异表现，沈之岳毕业后被毛泽东亲自选拔为秘书人员之一。这一任命，让他得以接触到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密。
在担任秘书期间，他表面上兢兢业业，认真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赢得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任。
然而，在背地里，他却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秘密搜集着中共中央发布的重要文件和情报，并通过各种秘密渠道将这些情报传递给重庆的国民党军统。
为了确保情报传递的安全，他采用了各种巧妙的方法，如使用密码通信、利用秘密交通员等。他的这些行动，给中共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许多重要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因此被国民党提前知晓。
根据共产党方面的资料记载，沈之岳在 1939 年奉命离开延安，前往浙江白区开展工作。按照这一说法，他在延安的时间不到一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出色的伪装能力，成功地在延安的革命队伍中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且取得了一定的信任和地位。
然而，国民党方面却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声称沈之岳潜入共产党内部多年，在离开延安后，还曾前往新四军军部工作，并且在 1941 年的皖南事变中，他所提供的情报给新四军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军统方面的记录也为解开沈之岳的身份谜团提供了一些线索。沈之岳曾以化名 “李国栋” 在 1939 年于汉中训练班与军统大特务程慕颐会面，并且对训练班的特务进行了指导和培训。
这一记录与共产党方面所说的他在 1939 年离开延安前往白区工作的时间线相吻合，似乎为共产党的说法提供了一定的佐证。然而，令人疑惑的是，沈之岳的另一个化名 “沈辉”，直到 1943 年才从共产党的花名册上被除名，并且被认定为 “叛徒”。
这一事实又与国民党方面的说法相呼应，暗示着沈之岳在离开延安后，可能仍然以某种方式与共产党保持着联系，并且继续在共产党内部进行着潜伏和情报工作。
综合各方的资料和说法，有学者推测，沈之岳很可能在延安和新四军之间担任过联络员之类的重要角色。
在 1939 年他离开延安后，或许并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是继续以 “沈辉” 的身份为共产党工作，同时利用途经国民党控制区的机会，与军统进行情报交换。
在共产党面前，他是忠诚的抗大二期毕业生 “沈辉”，积极参与各项革命工作，为党组织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在国民党面前，他则是军统特务 “李国栋”，将从共产党内部获取的重要情报传递给戴笠等人，为国民党的情报工作效力。
这种 “一事二主” 的特殊身份，使得他在国共两党之间巧妙地游走，长达数年之久都未被识破。
1990 年，沈之岳被确诊患上了末期前列腺癌 。癌症的阴影迅速蔓延，随着病情的发展，到了 1993 年 11 月，癌细胞更是转移扩散至肺部，让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在台北，面对逐渐失控的病情，沈之岳和家人都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 在这个艰难时刻，沈之岳的妻子徐露提出了一个建议 —— 前往北京寻访名医诊治。最终，他接受了妻子的提议，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 抵达北京后，沈之岳下榻于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他深知自己的特殊身份，所以坚持不接受大陆方面的招待，旅馆费用全部自掏腰包付清。
沈之岳就医期间，大陆方面给予了他特殊的关注。他往昔的老同学张爱萍，特意安排了明代名医李时珍的后人为他治病。张爱萍与沈之岳见面时，两人相谈甚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