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修《宋史》仅用两年半就顺利完成，可谓是十分仓促，相比于之前的的正史，《宋史》中增加了《奸臣传》这个部分，共收录了二十二人。应该说这其中有不少不是奸臣，甚至是冤枉，受王安石变法派“牵连”的几个骨干蔡确、吕惠卿、章惇、曾布这几个人真算不上奸臣，尤其是吕惠卿，当时满朝文武都说王安石为孔子、吕惠卿为颜渊。是王安石的唯一传人。
吕惠卿，字吉甫，王安石变法中的二号人物，如果说王安石是给变法做战略规划，那吕惠卿就是具体执行人，为推动变法做出了许多贡献。吕惠卿和王安石情同师徒，是王安石的死忠粉，他是公认的王安石的唯一嫡传弟子，后因事生恨，就此分道扬镳。
嘉祐二年，吕惠卿中进士，众所周知，北宋仁宗嘉祐二年的进士科是公认的千年第一 龙虎榜，这一年的科举“殿试”参考人数是400人，登科人数388人，落选的比例只有3%。唐宋八大家的苏轼、苏辙、曾巩，以及北宋理学创始人二程程颢、程熙兄弟同榜及第。另外，嘉祐二年这一榜中，有一位名将，三位大文豪，前后还有九位宰相，可谓是人才云集。这一科的状元是章衡，25岁的吕惠卿就是这一科的，由此也可见吕惠卿的能力。
吕惠卿中进士的当年被吏部任命为真州推官，任期满后，他回到京城，见到了王安石，一番攀谈之下，二人真的是一见如故，王安石立即就把吕惠卿引为心腹，把这个小他11岁的 吕惠卿当作自己的弟子。
神宗熙宁二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主政变法，王安石提出现在首先就是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 为此单独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又任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派遣提举官四十多人，颁行新法，吕惠卿一举成了变法二号人物，当年的九月，在王安石的力荐之下，吕惠卿被提拔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集贤校理、判司农寺，当时的司农寺负责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保甲法的制订或执行。
可以说，在王安石提拔的一系列的为变法而提拔的官员的中，真正合格的就两个人，一个是吕惠卿，一个就是章惇。而吕惠卿的执政能力在北宋一众宰辅当中可以说是顶尖的存在。 宋神宗在位时，国内社会经济出现了“方田均税”、“青苗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等发展成果，财政上也是“节流”、“开源”并用，内外府库的钱粮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史书称其“国用充足”。这一切都吕惠卿都是具体操作者。
在对西夏交往中，吕惠卿也充分展示了其外交才能，西夏李秉常在位，宋夏关系紧张。吕惠卿利用李秉常母亲去世的机会，遣人吊丧，又派郭逵率军深入西夏，给西夏以沉重打击，取得了“渭州协守”之功。在吕惠卿的斡旋下，宋夏实现了“庆历和议”，保证了宋夏边境的和平。 除此外，据史书载，吕惠卿“性机巧，多智略，文采风流，时推第一”。
《宋史》评价吕惠卿治财有方，“惠卿在相位，力图振兴。凡新法之未行者，悉取《周礼》、《尚书》，分定制度，尽行修立；已行之法，务使利便。”
可问题在于，他能力越突出，工作越出色，使得吕惠卿自然成了旧党大佬司马光的眼中钉，肉中刺。在司马光看来，吕惠卿与章惇一干人等就是一祸国殃民的奸臣。于是司马光多次在宋神宗身边诋毁吕惠卿，司马光说吕惠卿虽然通文博学，明辨聪慧，但却心术不正，且阴险狡诈，并不是什么好人。可宋神宗对吕惠卿印象不错，所以对司马光构陷基本上不信。
除此之外，司马光还写信给王安石，意思就说吕惠卿是个谄谀之士，今天顺从你，甚至巴结你，听从你驱使，哪天你倒霉了，他肯定会出卖你！在这一点上，司马光看得很准，吕惠卿后来果应此言。可司马光对吕惠卿的“诽谤”，王安石根本就不信，不仅如此，还让吕惠卿升得更快。
熙宁三年九月，吕惠卿被任命为天章阁侍讲、同修起居注，后又升为知制诰，判国子监。此时的吕惠卿也不过38岁。
在王安石麾下最值得他看重的一共是三个人，除吕惠卿外，还有两个人是郑侠与章惇。郑侠真的是从微末小官一手提拔起来的，王安石希望郑侠成为一个吕惠卿。于是，王安石把当时还是光州司法参军的郑侠越级升为京官，帮他处理新法事务，可让王安石万万没有想到是，郑侠在开封目睹新法的弊端喝新法在施行过程中的弊端，不同意施行新法，就以不熟悉新法为借口婉辞拒绝 ，不仅如此，他很快就走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为此他多次给王安石写信，叫他不要实施新法。这让王安石便很不高兴：我提拔你是来让你帮我的，不是给我使绊子的。当即把郑侠贬为了一个监门小吏，二人就此分道扬镳。
该着有事，从熙宁六年七月到第二年三月，京城开封一带七八个月时间，老天爷都没下过雨。这对于当时靠天吃饭老百姓来说，可以想象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惨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官府还照样催逼灾民，交青苗法所贷本息，一分一厘都不能少，也不能拖！
郑侠为此写成《论新法进流民图疏》，呈给宋神宗，上写：“但经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意思就是现在只有废除新法，绝对马上就会下雨，如果十天之内不下雨，就把我拖到宣德门外斩了，以正我欺君之罪！
第二天，宋神宗就下令开封府发放免行钱，青苗、免役法暂停追索，方田，保甲法一起罢除。让人万万想不到是，罢除新法三天后，老天就下了一场透雨。这下连王安石都觉得不可思议，王安石只能主动请求离任。对此吕惠卿是绝对不能同意，进一步来说，即便王安石罢相，新法也不能废除，在他的一再坚持之下，新法反而得到了更坚决的推行。
王安石在罢相之前，力荐韩绛接他的班，同时推荐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搭班子实施新法。郑侠以为扳倒王安石，新法便会不攻自破，没想到又跳出来个吕惠卿。于是，郑侠又上书说吕惠卿结党为奸，堵塞言路，是个奸邪。可问题是，吕惠卿不是王安石，郑侠上书不但没有扳倒吕惠卿，自己反而被贬到了汀州。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吕惠卿比王安石更加务实，进一步来说，王安石更具理想主义色彩，吕惠卿更加灵活。但王安石的政治声誉相对较高，而而吕惠卿因在政治斗争中的表现，声誉较为复杂。与王安石相比，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保守稳健，吕惠卿则积极支持变法，政治理念上差异明显。司马光为人正直，重视传统道德；吕惠卿在为人处世方面则被指责较为功利和善于权谋。
正是由于郑侠的事情让吕惠卿意识到，如果任由郑侠这样对他不利的人“胡来”，那他今后就别想有好日子过！为了新法，更确切地说，为了他自的相位，开始整人了，那些与他有过节，对他不利的人，他都要处理，尤其对他相位有威胁的人，首先遭殃的就是副相冯京和王安石弟弟王安国，因为这二人都是新法的反对者。已经罢相的王安石知道后，立即告诫吕惠卿：“新法是用来帮国家的，可不是你党同伐异的工具啊，不可因为这二人反对新法而罢黜宰相，此例一开后患无穷”。
可当时的根本听不进王安石的话，但吕惠卿此举引发了宋神宗的警觉，召回了王安石。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二度拜相，并加封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由于在用人问题上的公心与私心的差异，吕惠卿在王安石二度为相之后，不但排挤王安石任命的官还处处排挤王安石本人，最终导致了两人关系的恶化和破裂，两个月后，吕惠卿却被外调知陈州。由于满朝文武都认为吕惠卿为人奸诈，此后新旧两党谁当宰相都不敢让他回京做官，此后二十多年一直就在地方蹉跎，再也无法进入政治中心。
这也许是吕惠卿的运气，这使得他免于之后的新旧两党恶斗。崇宁五年，吕惠卿被起用为观文殿学士、杭州知府。其子吕渊因为听到妖人张怀素的话却不揭发而获罪发配沙门岛，吕惠卿则被追责为祁州团练副使，安置庐州。后来又被恢复为观文殿学士，任醴泉观使，并从此致仕。徽宗政和元年，79岁的吕惠卿病逝，后追赠为开府仪同三司，谥“文敏”。
吕惠卿之所以被认定为奸臣，因其在变法运动中的反复无常，其攻讦王安石的龌龊行为和借改革以营私的不良行径，而被成为一个争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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