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春天，一个看似普通的废纸收购员在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的垃圾桶里，意外发现了一张被撕碎的报纸。这张不起眼的废纸，竟然揭开了一个足以震惊世界的暗杀计划。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外交部长陈毅即将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这本是一个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外交活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和平的访问计划，却因为一张废纸的意外流出，演变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国际危机。在台湾，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下达了＂炸死刘少奇、陈毅＂的命令。一场跨越海峡的暗杀阴谍就此展开。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机缘，让一张废纸成为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导火索？这个代号为＂水沟计划＂的暗杀行动，又将如何影响两岸的政治格局？
一、意外泄密
1963年初，印度尼西亚外交部接到一份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文件。这份文件详细记录了即将进行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外交部长陈毅的访问计划。按照惯例，这份机密文件被印制成内部参考资料，仅供印度尼西亚高层领导传阅。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将这些文件放在一个红色的文件夹中，准备送往总统府。然而，一位新来的档案室职员在整理文件时，将其中一份已经复印的文件错误地归类到了废纸堆中。这位职员名叫苏班德里奥，他刚从雅加达大学毕业不久，对机密文件的处理程序并不熟悉。
当天下午，外交部的清洁人员像往常一样清理办公室，将一堆废纸装进垃圾袋中，丢到了外交部后门的垃圾桶里。这个看似普通的工作失误，却成为了整个事件的导火索。
阿里·达瓦纳是一名在雅加达街头谋生的废品收购者。这位27岁的年轻人曾在印度尼西亚大学学习国际关系，但由于1962年印度尼西亚经济危机的爆发，他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每天清晨，他都会带着自己的蛇皮袋，在政府机关周围收集可以变卖的废品。
3月15日这天，阿里·达瓦纳像往常一样来到外交部后门。他注意到垃圾桶里有大量的办公用纸，这些纸张通常能卖个好价钱。在翻找过程中，一张被撕成几片的文件引起了他的注意。凭借着大学时期学过的中文，他认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等字样。
经过仔细拼凑，阿里·达瓦纳惊讶地发现这竟是一份关于中国最高领导人访问印度尼西亚的内部文件。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很快意识到这份文件的价值。
当时在雅加达，有一家名为《太平洋新报》的报社经常收购各类新闻线索。这家报社位于雅加达市中心的一栋旧楼里，表面上是一家普通的华文报社，实际上却是台湾情报机构在印度尼西亚的秘密据点。
报社总编辑林方达接见了阿里·达瓦纳。在确认文件的真实性后，他立即付给了阿里300美元的酬劳。这笔在当时堪称巨款的报酬，相当于一个中层公务员半年的工资。
林方达随后启动了紧急联络机制。他将这份文件的内容用特殊密码编写成普通的商业电报，通过设在新加坡的中转站，发往台北。就这样，一个原本机密的外交访问计划，经过层层转手，最终落入了对岸的情报部门手中。
二、暗杀计划的酝酿
情报传到台北的第一站是＂海外工作委员会＂。这个机构的副主任潘天年在收到密电后，立即召集了特别行动组的核心成员进行分析。初步判断认为，这份情报的可信度极高，但由于缺乏具体的访问时间表和路线安排，暂时无法制定详细的行动方案。
就在潘天年准备将这份情报暂时封存时，一份来自蒋介石的最新指示改变了局势。1963年3月下旬，蒋介石在台北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会后以《蒋介石先生和陈诚谈话纪要》的形式发布了重要指示。这份纪要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大陆的反制行动＂。
潘天年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时机。他连夜整理了一份专题报告，通过特殊渠道呈递给了当时的国防部长俞大维。俞大维在看完报告后，立即安排了一次秘密会议。
会议在台北阳明山的一栋别墅中举行。参会人员包括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军事情报局副局长王世杰，以及来自＂海外工作委员会＂的潘天年。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代号为＂水沟＂的特别行动小组。
行动小组的具体筹划工作由保密局负责。毛人凤指派了他最信任的手下、曾在东南亚执行过多次秘密任务的张岱云担任行动组组长。张岱云随即开始组建行动团队，从各个特务机构中挑选了二十名精干人员。
为了确保行动的隐蔽性，整个计划被分成三个互不相关的环节。第一环节由军事情报局负责，主要工作是在印度尼西亚建立情报网络，收集刘少奇和陈毅访问期间的具体行程安排。第二环节由保密局负责，重点是研究可能的暗杀手段和具体实施方案。第三环节则由＂海外工作委员会＂负责，主要处理对外联络和后勤保障工作。
在讨论具体暗杀方案时，行动组内部出现了分歧。军事情报局的人员倾向于使用狙击手，认为这样可以精确打击目标，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但保密局的专家则主张使用爆炸装置，认为这样成功率更高，而且更容易制造混乱局面，有利于行动人员撤离。
最终，这份争议被递交到了蒋介石的案头。蒋介石在听取各方意见后，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同时准备两套方案。他下令军事情报局派出最精锐的狙击手，同时责成保密局准备威力巨大的爆炸装置。这个决定大大增加了行动的复杂性，但也提高了成功的可能性。
为了掩人耳目，整个行动被伪装成了一个商业投资项目。保密局在印度尼西亚注册了一家贸易公司，以此为掩护将必要的人员和设备分批运往当地。与此同时，军事情报局也以考察团的名义，将两名狙击手派往雅加达。
到1963年4月初，＂水沟计划＂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行动组在雅加达市区和郊区都设立了秘密据点，建立了完整的通讯网络，还在当地收买了一些关键岗位的工作人员。整个暗杀计划，就像一张精密的蛛网，在暗处静待时机。
三、隐藏的危机
随着＂水沟计划＂的推进，台湾特务机构开始在印度尼西亚布置更为具体的暗杀准备工作。行动组首先解决的是爆炸物的问题。为了避免在运输环节引起怀疑，他们采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案：将硝铵肥料作为普通农业物资输入印度尼西亚。
这批＂农业物资＂由一家名为＂南洋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经手。该公司实际上是保密局在当地设立的掩护机构，由一位化名李明远的特工担任总经理。从1963年3月下旬开始，这家公司陆续从日本进口了三批共计2000公斤的硝铵肥料，全部存放在雅加达郊区的一个仓库里。
与此同时，军事情报局派出的工程专家组也在雅加达展开了秘密工作。他们以考察地质的名义，对印度尼西亚总统府和国宾馆之间的地下管网进行了详细勘测。在此基础上，特工人员利用夜间施工的机会，在两处建筑之间挖掘了一条长约200米的秘密地道。这条地道的入口被巧妙地隐藏在一家中餐馆的地下室里。
为了确保暗杀行动的成功，特务机构还在当地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这个网络以＂太平洋新报＂为中心，通过收买当地官员和雇佣线人的方式，打入了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各个部门。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是成功策反了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的一名司机。这名司机负责接送外事活动的交通工作，能够提供最新的行程安排。
作为备用方案，狙击手小组也在进行着紧锣密鼓的准备。两名代号＂东风＂和＂西雨＂的狙击手分别入住在国宾馆对面的两栋高层建筑中。他们的房间都经过特殊改装，在窗户上安装了可以快速拆卸的狙击支架。同时，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狙击手还在雅加达市区设立了三个备用狙击点。
通讯系统是整个行动中最为精密的环节之一。特务机构在雅加达市区设立了五个秘密电台，采用多重加密的方式与台北总部保持联系。每个电台都配备了两名报务员，他们使用一套独特的密码本进行通讯。这套密码本经过特殊处理，一旦遇水就会立即溶解。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行动组还制定了多套应急预案。其中包括利用印度尼西亚当地的华人帮派势力制造混乱，为暗杀行动提供掩护；在必要时可以策动当地的反政府武装制造骚乱，转移警方的注意力；甚至还准备了利用食物下毒的方案作为最后的备选。
到了4月中旬，一个完整的地下特务网络已经在雅加达形成。这个网络包括了情报收集、暗杀执行、后勤保障和撤离计划四个系统，每个系统都可以独立运作，又能相互配合。整个计划就像一个精密的机关，只等待最后的指令。然而，特务机构并不知道的是，他们的行动早已被另一双眼睛注视着。
四、惊险破获
1963年4月20日，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姚仲明接到了一封署名＂正义之友＂的匿名信。信中详细描述了台湾特务机构正在策划的暗杀行动。这封信的寄件人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一名地下党员，他在＂太平洋新报＂担任印刷工人，无意中发现了一些可疑的电报底稿。
姚仲明立即启动了紧急预案。他一方面向北京发出警报，一方面联系了印度尼西亚安全部门的可靠关系。在中国使馆的建议下，印度尼西亚方面决定采取＂隐蔽反制＂的策略，即在表面上装作一无所知，暗地里则加紧调查和布控。
印度尼西亚国家安全局派出了精干力量，对＂南洋贸易有限公司＂展开了秘密监视。通过对该公司的进出货物进行跟踪，他们发现了存放在郊区仓库的硝铵肥料。化验结果显示，这些肥料的纯度远高于农业用途所需，明显是用于制造爆炸物的原料。
更为关键的突破来自对＂太平洋新报＂的调查。安全部门在对该报社的通讯记录进行分析时，发现了一个异常规律：每天凌晨两点至四点之间，都有一段持续约十分钟的无线电波段异常活动。通过技术手段，他们确定这是一个秘密电台在进行加密通讯。
4月25日，印度尼西亚安全部门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了国宾馆对面大楼中的可疑房间。这个房间虽然登记为日本商人所用，但房内的改装痕迹和发现的部分装备，都指向了专业狙击手的布置。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印度尼西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反制措施。首先，他们秘密更换了外交部多名司机，将被策反的司机调离要害岗位。其次，对国宾馆周边的建筑进行了＂维修加固＂，实际上是在战略位置安装了防弹玻璃。同时，他们还在地下管网中投放了示踪剂，最终发现了那条秘密地道。
4月28日，也就是刘少奇访问前48小时，印度尼西亚安全部门发动了代号为＂闪电＂的统一行动。在短短两小时内，他们同时突击了12个目标，逮捕了包括＂东风＂、＂西雨＂在内的18名特务。在＂南洋贸易有限公司＂的仓库里，他们缴获了全部的爆炸物原料。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太平洋新报＂的地下室里找到了一个完整的情报中心，里面保存着大量密码本和联络记录。
这次行动的规模和保密程度都达到了极高水平。为了不影响即将进行的国事访问，印度尼西亚方面对外并未公布这一消息，而是以＂打击走私团伙＂的名义进行了简单说明。被捕的特务也被以普通刑事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关押，避免引起外界注意。
在这次行动中，印度尼西亚安全部门共缴获各类武器装备127件，密码本8册，电台设备5套，以及大量的情报文件。这些证据不仅证实了暗杀计划的存在，也揭示了台湾特务机构在东南亚地区的情报网络布局。
五、后续影响
＂水沟计划＂的失败在台北引起了强烈震动。1963年5月初，蒋介石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对这次行动的失败进行全面检讨。会议持续了整整三天，最终做出了多项重要决定。
首先是人事调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被免职，改由黄省三接任。军事情报局副局长王世杰也被调离原职。＂海外工作委员会＂实际上被解散，其职能被分散到其他部门。这次人事变动被外界称为＂五月人事地震＂。
其次是对海外情报网络进行全面清查。台湾当局发现，他们在东南亚地区的多个情报据点已经暴露。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当局立即下令撤回了分布在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部分特务人员。这次收缩造成了台湾在东南亚地区情报工作的严重空白。
在外交层面，这次事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印度尼西亚政府虽然没有公开这次暗杀计划，但通过外交渠道向多个国家通报了相关情况。这导致台湾在东南亚的外交处境更加困难。菲律宾和泰国政府都暂停了与台湾的一些合作项目，马来西亚则加强了对台湾人员的入境审查。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台湾当局在1963年下半年开始调整对外战略。他们将工作重点从暴力行动转向了经济渗透和文化交流。在这一年内，台湾在东南亚地区新设立了12家贸易公司和8个文化机构，试图通过经济和文化影响力来维持其在该地区的存在。
这次事件还推动了台湾情报系统的改革。1963年8月，台湾当局颁布了《特种勤务管理条例》，重新规范了特务工作的程序和权限。新的规定要求所有海外行动必须经过至少三个部门的联合审查，提高了决策的严密性。同时，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监督机构，负责审查特务经费的使用。
在情报工作方式上，台湾也做出了重大调整。传统的暴力手段被逐步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注重情报收集和分析的＂软性特务工作＂。1964年初，台湾在东京设立了＂亚洲问题研究所＂，实际上是一个新型的情报中心，主要通过学术研究和媒体工作来获取情报。
对于被捕的特务人员，台湾方面采取了＂弃子＂策略。这18名特务被印度尼西亚方面以间谍罪判处长期徒刑，台湾当局既没有承认他们的身份，也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协助。这个决定在台湾内部引起了一些争议，但最终还是被执行了。
这次事件的影响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期。它不仅改变了台湾的情报工作方式，也影响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政治格局。印度尼西亚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保持着对台湾活动的高度警惕。这种警惕不仅限于政治和军事领域，还扩展到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1964年，印度尼西亚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负责审查所有来自台湾的投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