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升官有多难？能力政绩只占一半，能否晋升还有三个隐形标准
世人都说，在清朝当个知县不容易，可要想升官，那更是难上加难！
康熙年间，有位叫张延登的知县，治理地方井井有条，百姓称赞，上官点头，人人都说他该升官了。可是一等就是十年，官帽上的顶子就是不见升级。
乾隆年间，江南有位知县王某，为官清廉，断案明断，可直到告老还是个知县。临别时，他叹息道：＂为官二十载，升迁不得，非我能力不足，只因......＂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优秀的知县大人们止步不前？莫非清朝升官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形门槛？
一、清代知县升迁的基本前提
康熙五十六年，浙江嘉兴府平湖县来了位新知县，名叫陈廷敬。这位陈知县上任伊始就碰上了一桩大事：当地富户程员外家的粮仓起了火，不仅烧毁了自家的粮食，还殃及了邻里数家。
程员外找到县衙，要求赔偿。邻里们也纷纷来告状，说是程家粮仓年久失修，才酿成大祸。一时间，状纸堆满了县太爷的案头。
陈廷敬不慌不忙，先让衙役查访火灾起因。三日后，真相大白：原来是程家管事克扣工钱，仓房看守心生怨恨，一时糊涂放了火。
这场官司，陈廷敬判得明白：程家赔偿邻里损失，管事认罪伏法，看守也难逃其咎。更重要的是，他借此机会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仓储管理章程，要求各家粮仓定期检修，严防火患。
消息传到巡抚耳中，连连称赞。可是五年任满时，陈廷敬却没能升迁。为何？只因他还差一样东西——俸满。
原来清朝各地知县任期不同。像平湖县这样的＂腹缺＂，因为地处繁华之地，任期定为五年。可若是去了沿海各县，因为事务繁重，任期就缩短为三年。至于西南边陲那些＂烟瘴缺＂，因为环境艰苦，朝廷特别规定只需两年半就算俸满。
雍正元年，江西九江府德化县的马知县听闻此事，主动请调烟瘴缺。他心想，与其在富庶之地熬五年，不如去苦寒之地快速完成俸满。哪知到了任上，遇上了瘟疫，一年之内就一命呜呼了。
俸满之外，还有个＂大计＂考核。每逢寅、巳、申、亥年，从州县到府道，层层考核。知县们战战兢兢，生怕犯了＂六法＂中的哪一条。
有个叫钱某的知县，为政清廉，任内无一桩冤假错案。可在一次审案时，因为赶着赴宴，草草了事，犯了＂浮躁＂之过，结果被降了一级。这下可好，本该俸满升迁，却因为这一过反而延迟了升迁时间。
这还不算完，从乾隆朝开始，又添了个＂年终密考＂。每到年底，督抚要向皇帝密奏属官政绩。江南有位知县，本以为政绩不错，没想到年终密考时，因为赈灾不力，被督抚在密折中写了不好的评语，升迁之路就此断送。
看来，想要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光有能力还不够，这俸满和考核，就像两道紧锁的铁门，非得都打开了，才有出头之日啊！
二、仕途升迁的隐形门槛
说起清朝官场的升迁规则，还有个有趣的故事。乾隆十五年，江南常熟县来了位新知县，名叫顾琮。这位顾知县可不是一般人，他的祖父是翰林院编修，父亲是工部侍郎，自己也是进士出身。
当时常熟县的一位老吏目看到顾知县的履历后，对衙门里的同僚说道：＂这位大人在咱们县待不了多久，不出三年，定能高升！＂
果然，顾琮在任期间虽然政绩平平，但不到两年就升任了江南道监察御史。再看同一时期的邻县昆山知县张霖，治理一方十余载，把昆山治理得道路通畅，仓廰充实，可直到告老还是个知县。
这里头的门道，可就大了去了！
在清朝官场，出身的高低往往决定了仕途的远近。那些出自翰林、进士的知县，即便政绩平常，也比举人、贡生出身的知县更容易升迁。
乾隆二十年，湖广地区有个叫沈某的知县，为官清正，深得民心。一次赈灾，他倾其所有救济百姓，连自家的家具都典当了。可是一连三次大计考核都是＂卓异＂，却始终没能升迁。原来这位沈知县不过是个岁贡生出身，在一群进士知县中实在难以出头。
除了出身，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脉关系。康熙年间的江西德化知县李某，在任上勤勉尽责，可就是不得升迁。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他得罪了上司的幕友。这位幕友在给巡抚的信中，总是说他＂才具平常＂。
清朝官场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叫做＂座师制＂。年轻官员在科举时的座师，往往会成为他们日后仕途的引路人。乾隆朝有位叫钱陈群的知县，他的座师是当朝大学士刘统勋。每逢吏部议升时，刘统勋总会为这位得意门生说几句好话。
更有意思的是，有些官员还会拜当朝权贵为＂座师＂。雍正年间的江南常州知县萧永藻，就曾拜当时的军机大臣张廷玉为座师。后来萧永藻升迁很快，从知县直接升任兵部员外郎，就连雍正皇帝都说：＂此必是张廷玉所荐！＂
当然，有座师提携还不够，还得懂得经营人脉。乾隆年间的苏州知县陈大受，每逢上司生日、节庆，必定亲自登门拜贺。遇到上司家中有喜事，更是送上一份体面的礼物。久而久之，上司们都说他＂知礼数＂，升迁时自然优先考虑。
有道是＂一朝得势，子侄兴隆＂。清朝不少知县都出身于官宦世家，他们的叔伯兄弟在朝中任职，自然能为他们的仕途铺路。像乾隆年间的江苏吴江知县范某，他的叔父是两江总督，每次大计考核，总督府里总会递来一封＂推荐信＂。
三、督抚与吏部的推举机制
乾隆十八年的一个早晨，两江总督高斌正在批阅公文，一份来自苏州知县李焕的奏折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位李知县在奏折中详细记录了一桩疑难案件：有个叫王富贵的商人，携款十万两白银在运河上失踪。本该是一桩简单的命案，可李焕却从中发现了一个跨省贩盐的大案。经过三个月的缜密侦查，不仅找到了王富贵，还顺藤摸瓜抓获了一个私盐贩子团伙。
高斌在折子上写下了＂才具不凡＂四个字，随即将此事报告给吏部。
可是一个月后，吏部的回复却让高斌颇感意外。吏部尚书指出，李焕虽然破了大案，但任期尚短，不足以论升。更重要的是，苏州知县是重要缺分，若轻易调动，恐怕会影响地方治理。
这就涉及到了清朝官场的一个特殊现象：督抚荐举与吏部考核的微妙关系。
康熙年间就有一个有趣的规定：总督、巡抚每年可以向吏部推荐三名表现突出的知县。这三个名额看似不多，却成了地方官员升迁的重要途径。
雍正四年，江南徽州府的程知县就是靠着这样的推荐得以升任。当年徽州遭遇大旱，程知县带头捐俸，并想出了＂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灾民修建水利。江南巡抚亲自到徽州视察后，立即向吏部递交了推荐信。
但督抚推荐也不是万无一失。乾隆初年，四川总督常说甘孜知县张某＂能力超群＂，连续三年推荐。可吏部查核发现，这位张知县竟然和总督家的管家有亲戚关系。这一查实，不仅张知县的仕途断送，连总督也受到了申斥。
到了乾隆中期，吏部又出台了一项新规定：督抚推荐的知县，必须经过六部会审。这就是说，光有督抚赏识还不够，还得过六部这一关。
有个叫赵廷瑞的知县就吃了这个亏。他在任上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当地百姓称赞有加。江西巡抚三次向吏部推荐，可户部却指出他的账目有些不太清楚。虽然最后查明是书吏记错了账，但这一耽搁就是两年。
吏部在审核知县升迁时，还特别注重一个叫＂交代清楚＂的程序。这是指离任知县必须将县衙所有政务、钱粮、案件等事务清清楚楚地交接给接任官员。
莫看这交代程序简单，实则大有门道。康熙年间就有个扬州知县，任上政绩斐然，获得总督大力推荐。可在交接时发现库银短缺三百两，这位知县说是借给了贫苦百姓，可一时找不齐借据。结果这一小小的疏忽，就断送了他的前程。
四、皇帝的最终把关
雍正六年冬日，京城飘起了鹅毛大雪。一位来自江南的知县王德溥正在午门外等候觐见。这一天，他终于要面见天颜了。
要说这位王知县也是个传奇人物。他在浙江山阴县任上三年，不但平息了一场因征收钱粮而起的民变，还修建了十二座水利工程，让当地百姓免受水患之苦。督抚三次在密折中举荐他，这才得了这次觐见的机会。
雍正皇帝最爱问的就是地方实务。当王德溥说到山阴县的水利建设时，雍正突然问道：＂你修建水利所需银两从何处而来？＂王德溥答道：＂臣变卖祖产十亩良田，又向富户募捐，分文未取于民。＂
雍正听罢，在王德溥的履历上写下了＂实干＂二字。这两个字，就此改变了王德溥的仕途。不到半年，他就被提拔为江南道监察御史。
可不是所有知县觐见都这般顺利。乾隆十二年，有位叫马如飞的江西知县进京觐见。这位马知县虽然政绩显著，但面圣时却显得局促不安，回答问题支支吾吾。乾隆在他的履历上写道：＂才具平常＂，这一评语让马如飞在知县任上又熬了三年。
从雍正朝开始，皇帝亲自召见知县的制度逐渐固定下来。每位要升迁的知县，都必须经过这一关。皇帝的评语往往简短精炼，但却决定了一个知县的命运。
比如乾隆最常用的评语就有＂明白＂、＂干练＂、＂老成＂等。得了＂明白＂二字的，多半能升任监察御史；若是＂干练＂，便可能去六部当司官；若是＂老成＂，通常会被派往地方担任同知或通判。
有趣的是，皇帝的评语有时还会涉及知县的外貌特征。乾隆二十年，江苏常熟知县李某面圣时，因为身材魁梧，说话洪亮，乾隆在他履历上写道：＂相貌堂堂，声若洪钟，可用。＂这位李知县后来果然被派往西北担任了要职。
但也有些知县因为外表吃了亏。雍正九年，有位山东知县就因为＂形貌猥琐＂，虽然政绩出众，最终只得到一个不太重要的同知职位。
乾隆后期，御前召见制度更加细致。皇帝不仅要问地方政务，还会考校知县的经史才学。据说有位浙江知县在觐见时，被乾隆考问《春秋》典故，答得头头是道，皇帝龙颜大悦，当即批准升任江南道御史。
有趣的是，每次觐见完毕，皇帝都会让太监将知县的言行举止详细记录下来。这些记录会和督抚的密折、吏部的考核一起，成为日后任用的重要参考。乾隆二十五年的一份宫中档案就记载，有位江西知县在觐见时＂举止稳重，言语恳切＂，后来果然被委以重任。
五、不为人知的晋升潜规则
乾隆三十年的一个早晨，苏州知府衙门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位客人自称是新任的附郭知县，也就是苏州府城内的县令。知府一见此人，立即热情相迎，还设宴款待。
这一幕让府衙里的其他官员颇感诧异。要知道，在清朝官场，知府和知县虽然都是七品官，可知府位居知县之上，平日里很少如此亲切地对待下属。
原来这里头大有文章。在清朝，附郭县令可是个特殊的位置。因为附郭县就在府城之内，知县每日都要和知府打交道，还要经常参与府衙的重要会议。一旦得到知府赏识，升迁之路自然就好走许多。
乾隆十五年的扬州知县张某就是个典型例子。他虽然是个普通的举人出身，但因为在附郭县任上和知府相处融洽，三年后就被推荐为江南道监察御史。
可有时候，这种便利也会带来麻烦。雍正八年，苏州附郭县来了位叫钱某的知县。这位钱知县能力出众，但为人耿直，经常在府衙会议上直言不讳。结果得罪了知府，不仅升迁无望，还被调到了偏远的山区。
说到偏远地区，还真别小看了这些地方。康熙年间就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主动请调边远地区的知县，只要任期届满，便可优先考虑升迁。
有个叫王守仁的云南知县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主动请调到苗疆任职，在那里平息了一场动乱。虽然任期只有两年半，但因为政绩突出，很快就升任了通判。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遇到重大灾害或危机时期。乾隆二十二年，江南发生特大水灾。一位叫陈大同的知县在救灾期间表现突出，不但带头捐款，还想出了＂以工代赈＂的办法。督抚立即向朝廷上报，破格将他提拔为盐运司同知。
有意思的是，清朝还有个潜规则：但凡能写得一手好奏折的知县，升迁的机会就大得多。康熙年间的浙江山阴知县李某，就因为写了一篇关于河道整治的奏折，文辞优美，条理清晰，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很快就被调去六部任职。
不过这种优势也是把双刃剑。雍正十年，有位江西知县以善写奏折闻名，每月都要向朝廷呈递数份奏折。可雍正皇帝仔细一查，发现这些奏折言之无物，全是些溜须拍马之词。结果这位知县不但没有升迁，反而被降了一级。
还有个特殊的晋升途径，就是通过科举考官的身份。清朝规定，各省乡试时要选派知县担任考官。若是能在考务上表现出色，往往会得到特别提拔。乾隆二十八年的江南乡试，一位叫吴廷梁的知县担任考官，因为查出了代考舞弊案，立即被破格提拔为道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