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随着沈阳军区军政主官换将，陈锡联、赖传珠接替，炮兵司令部、北京军区以及后来的南京军事学院领导也进行相应调整。
陈锡联原本是炮兵司令，赖传珠原是北京军区政委，他们俩人一调动，所在单位职务空缺，就需要有人接替，分别由邱创成、廖汉生接替。邱创成是炮兵副司令员，被提拔起来的，而廖汉生是南京军区院长被调任大军区政委，是有讲究的？
自1955年，新中国将6大军区改为13大军区，军区司令员、政委的人选也在发生变化。一开始是哪支解放哪个地区，就有哪个部队担任军政主官，如北京军区原是华北军区，是华北军区解放的，军政主官也由这支部队将领担任，如司令杨成武，政委朱良才。沈阳军区司令邓华、政委周桓；南京军区许世友、政委唐亮。
可在后来大军区军政主官发生变化，像新一任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是二野，政委赖传珠是四野；新调整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是二野，廖汉生是一野出身。军政主官不再是来自同一支部队的将领，而是“混搭”。
当然这不是所有的军区都这样，像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武汉军区、兰州军区等军政主官没动，这只能说是一个人事任免机制逐渐在被调整。
廖汉生从院长转为大军区政委还有其他因素，我们知道解放军是由三大主力红军发展而来，也就是所谓“山头”，抗战时期也有“山头”，解放战争时期也有“山头”。俗话说，要照顾山头，消灭山头。
13个大军区司令员、政委怎么配置，并不是像一般人想的那样，只要职务合适、资历可以就可以担任，要考虑“平衡”。言外之意，每个“山头”都要有代表担任大军区司令或者政委。在五十年代，大军区司令、政委一般来自一方面军（四野），四方面军（二野）居多，二方面军（一野）少。因此需要加强二方面军（一野）干部的使用，将廖汉生调担任大军区政委。
1957年，廖汉生从军事学院毕业，曾希望到新疆军区担任司令，没有被同意，而是留下担任院长了。3年后，形势需要被调大军区担任政委。
这样的安排，在五十年代甚至是六十年代初，都是有迹可循的。如1954年，任命9位副总长，如陈赓、邓华、许世友、彭绍辉、韩先楚、杨成武、王震、张爱萍等，他们代表解放战争时期“山头”，有一野的，有二野的，有三野的，也有四野，还有华北军区的。
再如，总干部部选择副部长，罗荣桓调一野的徐立清，四野的赖传珠，二野的宋仁穷，华北军区的甘渭汉；还有1954年任命的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萧克、李达、廖汉生也都是代表“山头”。
这样的任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各个时期的“山头”打到平衡。“山头”的存在是客观存在，要尊重，也要消灭。消灭的办法就是，采取五湖四海的用人原则。
到六十年代中后期，干部的使用就不再有明显的“山头”，在经历特殊时期的年代后，军队真正统一起来，山头的概念也逐渐消失，因为老将们都逐渐退下来，年轻一代被提拔起来，职务也在不断调动，也就没有所谓的“山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