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相信吗？鲁迅和周总理，看似毫无交集的两人，实则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渊源。
1954 年，在鲁迅逝世多年后，周恩来邀请了许广平来自己的家里，两个人说话的时候，周总理说：“广平同志，要是论辈分的话，我应该叫你一声婶母。”
这并非一句简单的玩笑话，周总理是经过细致研究的，从辈分上来说，他其实应该叫鲁迅叔叔的，只是一直没找到机会当面这样叫。鲁迅去世后，这个遗憾就永远没办法弥补了。
或许有人会疑惑，鲁迅和周总理之间，这叔侄关系从何而来？
周总理曾认真考证过，根据周家宗谱记载，周恩来是浙江绍兴周氏 21 世孙，往上一辈，正是鲁迅这一代。如此看来，周总理与鲁迅同属浙江绍兴周氏一脉，辈分既定，叔侄关系明晰。
1939 年，周恩来从淮安返回绍兴省亲，亲属拿出《周氏宗谱》供他翻阅。最后发现，大约 400 年前，他们便是一家人了。
不仅如此，若再往前追溯， 周敦颐便是他们共同的祖先。在周姓的发展历程中，周敦颐占据着特殊地位。他字茂叔，号濂溪，是汉族，北宋营道楼田堡（今道县清塘镇）人，世人称其为 “濂溪先生”，谥号 “元公”，由此可见人们对他理学 “开山” 地位的高度认可。有说法称，他是三国时期东吴名将周瑜的后代。
据周恩来的弟弟周恩霍在《百草园与百岁堂》一文中透露，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周恩来就对此进行过考证。
1939 年，周恩来为考察抗日军事和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回到故乡绍兴，他不仅参观了距鲁迅故居不远的百岁堂老宅，还前往祖坟祭拜。
回到重庆后，他和周恩霍谈及故乡情况，提到周家和鲁迅同宗，两家都是理学 “开山鼻祖” 周敦颐的后人，这一说法也得到了 1998 年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家世》的证实。
按世系表排列，鲁迅是周敦颐第三十二代孙，周恩来是周敦颐第三十三代孙，鲁迅比周恩来高一辈。
鲁迅所属的覆盆桥周氏与周恩来所在的宝祐桥周氏，皆源自 “鱼化桥周氏” 。据《周氏宗谱》记载，他们都是明代正德年间周逸斋的后人，历经数百年的传承，家族脉络依然清晰可辨。
从世系传承来看，他们的先祖可追溯至宋朝的周敦颐。
有说法称，他是三国时期东吴名将周瑜的后代，这更为他的身世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在永州市道县清塘镇楼田村濂溪故里，那副 “周庭举世皆尊元公哲学鲁迅文章恩来开国总理，风景这边独好濂水湛蓝都庞苍翠道岩今古奇观” 的楹联，将周敦颐、鲁迅和周恩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清晰地表明了他们之间的传承关系。
据周恩来的弟弟周恩霍在《百草园与百岁堂》一文中透露，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周恩来就对自己与鲁迅的同宗关系进行了考证。
1939 年，周恩来为考察抗日军事和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回到故乡绍兴，他不仅参观了距鲁迅故居不远的百岁堂老宅，还前往祖坟祭拜。
回到重庆后，他和周恩霍谈及故乡情况，提到周家和鲁迅同宗，两家都是理学 “开山鼻祖” 周敦颐的后人，这一说法也得到了 1998 年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家世》的证实。
按世系表排列，鲁迅是周敦颐第三十二代孙，周恩来是周敦颐第三十三代孙，鲁迅比周恩来高一辈 。这一严谨的世系传承，不仅是家族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脉络。
周恩来虽出生于江苏淮安，但其祖籍是浙江绍兴。绍兴周氏历经数代繁衍，成为当地颇具规模的大家族。周恩来的爷爷周起魁，怀揣着当师爷的梦想，却因家乡绍兴师爷职位趋近饱和，难以实现抱负，便毅然离开故土，外出闯荡。最终，他在江苏淮安谋得一份师爷的差事，就此安定下来。
1898 年，周恩来的诞生为这个家庭带来了喜悦与希望。然而，命运似乎并不眷顾这个家庭，周恩来尚在幼年，牙牙学语之时，爷爷周起魁便溘然长逝。
爷爷离世后，周家的生活逐渐陷入困境，往日的繁荣不复存在，开始走向没落。
周恩来的成长过程中，有三位母亲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小时候被爸爸过继给了小叔叔，从那以后，小婶婶陈氏就成了他的养母。小叔叔去世后，陈氏把全部的爱和精力都放在了周恩来身上。悉心教养他，教他读书识字，开启了他的知识之门。
为了维持生计，周恩来 10 岁左右时，父亲带着一家人前往清河县讨生活。然而，生活的苦难接踵而至，在这期间，他的生母和养母相继离世。
面对生活的沉重打击，年幼的周恩来毅然挑起了家中的重担，照顾年幼的弟弟，依靠父亲和叔叔寄来的微薄钱财维持家用。
后来，周恩来的大伯当上科长，家庭状况逐渐好转，周恩来得以到伯父身边生活，并在奉天学堂读书。之后，他进入南开大学求学，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
在日本学习一年半后，满怀爱国热忱的周恩来毅然决定回国，投身于拯救国家和民族的伟大事业中。
当周恩来怀着满腔热血回到祖国时，鲁迅已在文坛声名远扬，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作为年轻的后辈，周恩来对鲁迅的文学成就和思想深度十分敬仰。然而，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和鲁迅之间还有亲戚关系。
其实，周恩来与鲁迅原本有一次见面的机会。当时，周恩来领导的 “觉悟社” 积极邀请新文化运动的名人前来演讲，鲁迅也在被邀请之列。
“觉悟社” 的成员们对鲁迅的到来充满期待，精心筹备着这次演讲活动。然而，世事难料，在约定的 1919 年 11 月 8 日，鲁迅因家中有事，无法如约前来。无奈之下，他只能请二弟周作人代替自己前往。就这样，周恩来与鲁迅错过了这次难得的见面机会。
据《周作人日记》记载，1919 年 11 月 8 日，周作人上午与重君至东站，乘火车中午抵达天津，寓居芝乃馆。下午在各书店购得《三重吉集》等五册书籍......九点返回旅馆，十一点休息，并寄信回绍兴。演讲后的第二天，周作人上午同重君前往旭街买玩具，九点二十分乘火车，中午回到北京。
而鲁迅未能成行的原因是，他当时刚买下八道湾的房子，不仅要支付房款，还需亲自指挥工人进行装修，家事繁忙，实在无法脱身。
这次错过，竟成了他们之间永远的遗憾。直至鲁迅逝世，叔侄二人都未能再见上一面。
1969 年，党的九大召开，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也参加了会议。周恩来在会前特意前往周建人住的酒店探望。两人相见，倍感亲切，周总理拉着周建人的手，用绍兴方言亲昵地说道：“我可是查过家谱了，我该叫你一声叔叔哩！我们可是一家人呢！”
周恩来的缘分不止于此。1972 年 2 月 21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的 “空军一号” 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
在这样重要的外交场合，选择合适的国礼成为了一项重要任务。周恩来总理深知这一点，他在国礼的选择上煞费苦心。他希望通过这份礼物，向尼克松展示中国的文化魅力，增进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同时也表达中国对中美关系改善的诚意和期待。
确定赠送《鲁迅全集》后，寻找合适版本的过程却困难重重。当时，《鲁迅全集》主要有 1938 年的 20 卷本和 1958 年的 10 卷本 。1958 年版由于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被认为存在政治问题，被列为 “禁书”，无法作为国礼送给外宾。因此，目光便聚焦在了 1938 年版的《鲁迅全集》上。然而，历经多年的时代变迁，这本出版于战火纷飞年代的书籍留存数量稀少。人民文学出版社仅有的残旧普通本，显然不符合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宾的要求。
为了找到一套合适的 1938 年版《鲁迅全集》，工作人员四处奔走，多方打听。他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走访了许多可能藏有该书的图书馆、档案馆和私人收藏家。
在经过漫长而艰辛的寻找后，终于得知鲁迅博物馆的库存中藏有纪念本。工作人员立刻与鲁迅博物馆取得联系，请求从库存中挑选一套。鲁迅博物馆方面也深知此事的重要性，积极配合，从库存中精心挑选出一套品相完好的 1938 年版《鲁迅全集》，周总理终于长舒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