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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而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不仅继承夏、商、周，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政治制度之一的谏诤制度也是其中之一。
封建君主专制存在极大弊端，通过谏诤制度能对其进行修正，谏诤与君主的决策、国家的兴衰关系甚大。
通过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谏诤制度，不仅有助于了解春秋战国的历史，时至今日仍能为我们提供借鉴。
春秋战国时期，谏诤者如何进谏？谏诤对象通过什么方式应谏？
一、谏诤者第一，谏诤者与传统道德思想。人们的行为活动都受到道德思想的支配，谏诤者的谏诤行为也与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密切相关。
首先，受到传统“忠孝”观念的影响，臣子常把对君主的谏诤当作义务，“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在谏诤过程中，君主的意志常决定着谏诤者的命运，谏诤者常有生命危险，但春秋战国时期的谏诤活动依然很频繁。
这是因为谏诤者将谏诤当作严格的义务，是“忠孝”表现形式，不管君主是否开明，臣子们都应当尽心尽力履行这一义务。
在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思想的核心是“忠孝”观念，“忠”指的是忠于君主，报效国家；“孝”指的是侍奉君主，孝顺父母。
“忠孝”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主要内容，受到全社会的普遍推崇，随着历史的前进发展，“忠孝”逐渐成为心理积淀，左右着人们的额心态和行为。
春秋战国时期，“忠孝”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忠”、“孝”常被联合使用，谈到对父母的孝必然会提到对君王的忠。
在“忠孝”观念的指导下，臣子们都认为作为人臣必须对君主忠诚，忧虑君主忧虑的事，君主出现过错一定要上谏。
为了达到“忠孝”的目的，臣子们甚至不惜为谏诤而死，商朝比干因谏诤被剖心便是血淋淋的例子。
人们受到这种道德观念的支配，不顾一切向君主进谏，使得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一批敢于直言进谏的忠臣。
对古代士人来说，事君是实现其政治目标最有效的途径，谏诤是他们最看好的方法。通过对君主匡扶和谬误的纠正，维护君权，士人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参与治国的目的。
夏代以后，由于君主常把国家体系和家庭体系联系在一起，确立等级制度，人们的思想受到约束，君主的权威成为普遍的政治心态。
士人进行谏诤实际上是在履行一种义务，是尽孝观念要求的严格义务，谏诤者希望通过道德操守对君主产生正面影响，无论君主开明与否，都将尽其义务。
此外，谏诤者还受到尧舜典范政治的熏陶，劝谏君主时也常将尧舜作为典范，希望君主能成为尧舜一样的明君。
尧舜时代是我国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尧舜既是原始社会中领袖的杰出代表，也是后世君主的楷模。
因此，尧舜时期采纳谏言、接受民众监督的“欲谏之鼓”、“诽谤之木”也成为君主纳谏的典范。
尧舜时期的典范政治对后世士人的影响十分深远，但现实中臣子们侍奉的君主往往不会像尧舜那样虚心求谏、纳谏，更与尧舜形成鲜明的对比。
因此臣子们常常表现出对现实的哀叹和对过去的怀念。无论君主还是臣子都总以尧舜为榜样。
第二，谏诤的方法。君主地位尊贵，高高在上，一旦被触怒，谏诤者很容易受伤，有时还会有生命危险。
为了在达到进谏目的的同时保证生命安全，古人通过实践总结出许多经验，这些经验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要想说服对方，必须了解到自己宣传的主张是否与对方的需要相符。
韩非子曾在著作中概括出一套谏诤君主的经验，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即弄清君主的实际需要以及立身处世需要遵循的价值观念。
韩非子表示，了解君主的需要是进谏的重要任务，如果谏诤者所谈之事与谏诤对象的需要不相符，那谏诤者提出的观点建议几乎不可能被接受。
韩非子还注意到，君主的实际需要与其外在表现有可能不一致，口头上说要名，实际想要的或许是利。
因此，如果想让谏言起到作用，首先要做的就是弄清君主的喜好。
“察爱憎之主而后说”，了解对方和自身的感情再进谏。韩非子通过卫国国君和宠臣弥子瑕之间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君主如果喜爱臣子，臣子表现得越聪明就越能使君主愉悦；
若君主原本就憎恶一个人，那聪明不仅不会讨君主欢心，反而可能成为罪过，使君臣关系更加疏远。
“无婴人主之逆鳞”，弄清谏诤对象厌恶的事，以免进谏过程中触到对方的禁忌。当君主有过错的时候，做臣子的如果直言直谏，很容易身处危险之中。
“信而后谏”，赢得君主的信任以后再进谏。齐桓公与管仲之间就是有了信任的前提，齐桓公才走上称霸之路。
“诤臣必谏其渐”，力争让对方的错误在萌芽之时就消灭。君主的刚有过失苗头的时候臣子就应当加以指正，不能等到铸成大错时再来矫正。
晋公子流亡结束回到晋国之后，命令扔掉旧物，又让脸色不好的人退至后排，认为这样对形象有损。
狐偃听说这件事以后在夜里偷偷哭，重耳这样的做法让他感觉到重耳有抛弃功臣的想法，于是决定离开，为功劳者鸣不平的同时也是为重耳敲响警钟。
重耳认识到错误以后尽力挽留他，并将马沉于河中发誓。
二、谏诤对象在谏诤活动中，谏诤者是主体，谏诤对象则是课题。谏诤对象的身份可以不同，上至天子，下至卿大夫都能够作为谏诤对象。
春秋后期，各诸侯国君主的权力不断下移，不少大夫成为君主权力的实际执行者。
对于君主来说，不仅能够被动接受臣子们的谏言，也能主动求谏，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下诏求谏，即通过发布诏令的方式向臣下求谏。
诏令有口头和书面两种方式，春秋战国由于书写材料的不发达往往以口头诏令为主。
《邹忌讽齐王纳谏》中就记载了齐威王下令求取谏言的事，最初前来进谏的人很多，后来逐渐减少，齐国政治越发修明，四方来朝，这边是求谏的效果。
第二，朝会求言。朝是古代天子诸侯处理政事的场所，君主有时也会在朝会上求取谏言。第三，使人求言。
使人求言指的是派臣下向国人中的贤能者求得谏言，是一种间接的求谏方式。
《左传》中记载季孙派冉有拜访仲尼，这就是使人求言的求谏方式，但季孙本来就没有诚意，即使孔子提出看法，他也没有听取。
不管是臣子主动向君主进谏，还是君主主动向臣下求得谏言，其对待谏言的态度是不同的，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纳谏。
即君主听从谏诤者的建议，用谏诤者提出的计谋。中国古代历史上，君主纳谏的例子有很多，如屠蒯通过责怪乐工、宠臣的方式侧面劝谏晋平公撤酒。
第二，督谏。督谏指的是将进谏者作为榜样，让其他人效仿，这实际上也属于纳谏，君主只有同意进谏者的观点才会让其他人效仿。
第三，拒谏。君主拒谏的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一条是感到自己的地位、权势、私欲、面子等受到挑战。
三、春秋战国时期谏诤活动对后世的影响从形式而言，谏诤主要是下对上提出意见，似乎处于君权的对立面，对君主的威严有损。
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君权补充物，能起到补偏救弊、集思广益的作用，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
这种民主发挥得越好，对于专制统治的加强也会更加明显。在春秋战国的历史背景下，谏诤活动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的谏诤制度成为秦汉乃至后世谏诤制度的基础和雏形。
作为我国古代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王朝，秦国统一六国后各项制度都有所改变，但谏诤制度保留下来，到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朝廷中都设有谏议大夫一职。
谏诤者的劝谏时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成为后世学习的榜样，有些进谏内容对当前现实仍具借鉴意义。
结语作为古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谏诤是我国古代政治生活中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精神遗产的一部分。
谏诤对我国古代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发展起到巨大作用，是人们了解历史不可缺少的部分，而春秋战国时期的谏诤制度为后世提供了长远的借鉴，是秦汉乃至唐宋谏诤制度的雏形。
参考文献：《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