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侵华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是傍晚时分乘飞机到达衡阳前线的，这个老鬼子也是没有办法，进入1944年7月以后，“中美联合航空队”的作战飞机，自桂林柳州等地的机场起飞，已经基本掌握了衡阳战场的制空权，如果这头中将敢白天飞来，非得被“野马式”揍下来不可，横山勇心知肚明，颇感憋屈。
（横山勇）
更憋屈的是，由于衡阳久攻不下，来自东京军部的催魂电雪片般飞来，此前的7月18日，东条内阁已经垮台，毕竟在太平洋战场上，数十万鬼子不仅败仗连连，而且其中的相当数量快饿死了。
朝野压力巨大，东条英机只好识趣地提出辞职，此时唯一能安抚日本国内情绪的，也只有中国战场的“胜利”消息了，结果又碰见衡阳这颗钉子，派遣军总司令部、第六方面军和第11军压力特别大。
因此横山勇来前线督战，纯属无奈之举，尽管116师团和68师团等部，在付出巨大伤亡后，经过三次总攻，基本攻占了衡阳外围的制高点，但是对城垣的攻击和巷战推进，仍然进展缓慢。
面对第十军的死战不降，为了争取时间，横山勇必须想点别的什么办法了，否则衡阳战事再拖下去，不仅进军广西的作战遥遥无期，他这个军司令官能不能保住位置，都快两说着了。
思虑再三，1944年8月8日凌晨，在衡阳的炮火还没有响起来时，横山勇派出军司令部情报参谋竹内实孝中佐，作为“军使”打着白旗进入了衡阳市区，代表他跟第十军军长方先觉进行谈判。
日军要求第十军残余部队“体面地”停战，以免继续增加双方的伤亡，在横山勇看来，坚持了47天的第十军弹尽粮绝，也看不到任何援军的到来，只要承诺一些条件，方先觉是有可能同意“停战”的。
竹内实孝在中国士兵的押送下，穿过已成废墟的市区，到达衡阳“中央银行”所在楼房，由于此楼很是坚固，恐怕已是衡阳市内寥寥无几尚存的建筑了，而方先觉的军部，就设在这座楼房的地下室里。
一、方先觉最后一刻的动摇
少顷，竹内实孝见到了第十军中将军长方先觉本人，日军中佐敬礼后，代表军司令官提出了“停战”的建议，方先觉第一时间予以拒绝，表示第十军绝无投降之意，一个半月都打了下来，不妨打到最后一兵一卒。
竹内出发之前，曾得横山勇面授机宜，对于如何威逼利诱方先觉，肚里的腹稿早就打好了。竹内首先表达了对第十军顽强作战的“钦佩”，表示这是第11军遇到的最坚韧的中国部队，这叫“先戴高帽”。
随后话锋一转，指出第十军伤亡惨重，已无多少可战之兵，同时弹尽粮绝援军无望，再打下去就是单方面的屠杀，横山司令官尊重方将军的为人，愿意答应一定的条件，实现衡阳的“停战”。
此前日军昼夜轰击城垣，中央银行地下室通往各师、各团的电话线，已经完全被炮火炸断，方先觉跟四个师长（第3师、第190师、预备第10师、暂编第54师）的联系也全部中断。
对于全军还剩多少战斗部队，弹药还剩多少，方先觉确实心中无数，在竹内的不断劝说下，陷入犹豫之中，有一点方先觉倒是很清楚，目前伤员确实太多了。
考虑一会，逐渐有些动摇的方先觉，提出了第十军可以“停战”的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保证生存官兵的人身安全，并让他们休息；第二，收容和医治伤兵，同时郑重安葬第十军战死官兵。
对于这两个条件，竹内实孝当场满口答应，并表示他受权完全可以代表横山司令官，方先觉于是同意停火，随即命令通讯兵查线，恢复了跟各师长的联络，根据预备第10师师长葛先才的回忆，在8月8月清晨曾接到了方军长的电话：
“敌人已经接受了停战条件，但敌人也提出了条件，要求我军解除武装，我已经答允，协定自中午12时起，双方同时停止战斗行动，停战缴械的命令军部已经下达”。
第十军军长对预10师师长补充道：“你安排妥当后来军部，我们军、师长齐聚一地，任凭其处置”！
（日军使用毒气）
葛先才接到电话的第一反应，是深感震惊，不过他掌握预10师的境况，加之又是方先觉的老部下（方任师长时，葛是团长），遂答应执行命令，将军长的命令传达给各团后，赶往银行大楼。
到中午时分，日军先头部队已经冲进衡阳城内并实施警戒，第68师团作战参谋大阳军胜少佐，奉命带着卫兵来到银行地下室，与方先觉进行接洽。
此时不仅是葛先才，第3师少将师长周庆祥、第190师少将师长容有略、暂54师少将师长饶少伟，也已赶到军部集中，每个人都有些迷茫和惴惴不安。
在大阳少佐的陪同下，第十军和所属各师的将领，前往衡阳城南五桂岭的“中正堂”，面见日军第68师团长堤三树男中将，不料刚刚进入中正堂，日本人的口风就变了，方先觉闻听大惊失色！
二、日军方面的背信弃义
堤三中将冷冰冰地宣布：“第十军属于无条件投降，而非有条件的停战”，而且这头鬼子师团长还说，经过漫长的衡阳作战，日军的药品也很短缺，不可能再给第十军的伤兵提供医治。
这等于全盘推翻了，竹内中佐代表横山勇所做出的承诺，绝对属于背信弃义，日本人反正也经常这么干。根据葛师长的回忆，对日军的出尔反尔，“方先觉当场进行了抗辩”，可惜已经毫无意义。
因为第十军各部基本放下了武器，而日军也已控制全城要点，方先觉和他的官兵们，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状态，此时想反悔继续抵抗下去，没有任何可能了，只能听天由命。
五桂岭是什么地方？在这里，第十军曾让日军横尸遍野，自身也创下了一天之内，火线晋升五名营长，而五名营长又全部战死的记录，堪称鬼子的集体埋尸地和伤心所在。
是故日本人把方先觉等人带到此地见面，用意昭然若揭，由于日军在衡阳长时间苦战，损失数万人马，一些军官称衡阳攻山头简直是”昭和的二零三“。
方先觉眼见日本人变卦，只好退而求其次，强烈要求日军不得报复，不得杀害缴械官兵，同时允许安葬阵亡官兵，还需保留第十军的建制，不能将残部带离衡阳，堤三仍然不肯马上答应。
恰在此时，第11军作战参谋竹内从城北赶来，代表横山勇同意了上述请求，日军参谋权力很大，堤三也只能闭嘴。稍后，方先觉和主要将领们，被武装押送到衡阳城南欧家町的一座教堂，而分散在各阵地的缴械官兵，也被日军集中起来看押。
根据各种历史资料和当事者的回忆表明，确实没有出现日军大规模杀俘的情况，但是有不少伤员，因为缺医少药而丧命，事实上，日本人说缺药也不是假话，因为在酷热的衡阳，日军的伤兵也是以万计算的。
而且第11军从长沙到衡阳的交通线，不断遭到中美联合航空队的轰炸，鬼子在衡阳前线的各类物资都不宽裕，既然“鬼子也没有余粮”，想让它们挤出药品救治第十军的伤病，无异于痴人说梦，方先觉和等人在教堂里闻听消息后，也只能长吁短叹了。
接下来的消息更让方先觉感到崩溃，根据战后统计结果，第十军放下武器时仍有13000余人，其中轻重伤员6000余人，换句话说，如果方先觉没有下令停火，第十军剩下的人马仍然接近7000人。
即便去除军部和各师部的非战斗人员，能够投入战斗的也不会少于6000人，这是方先觉动摇时完全没有料到的。弹药方面，按第十军的战前储备量计算，各类炮弹虽然打光，但步机枪子弹仍存30%左右，手榴弹亦有20%左右。
以6000战斗人员加上这些弹药，在巷战中跟日本人再周旋数日，肯定不是问题，而外围援军，当天正纷纷接近衡阳：李玉堂兵团的第62军和王耀武兵团的第100军，8月8日晚些时候，已经进至至三塘。
而加强坦克部队的第46军，更是突至距离衡阳只有8公里的二塘！如果第十军再坚持两到三天，恐怕衡阳会战的结果，就是另外一个局面了，方先觉悔之晚矣！
三、不是尾声的尾声
其实日本人也是大呼侥幸，在酷热的天气和惨重的伤亡下，日军攻城和阻援部队的意志，也已经到了极限，在错综复杂的衡阳战场上，就看哪一方能“坚持最后五分钟了”。
遗憾的是，首先崩溃和动摇的是方先觉，对此，日寇第11军作战主任参谋导贯武治大佐，战后曾在日记中心有余悸地写道：
“上午八时攻克衡阳，虽说时机已经成熟，却是一场竭尽余力的战斗，只晚了一天，敌机械化兵团就出现了，我方部队面对前来解围的敌军，多少有些动 摇，战争的胜负诚然在最后的五分 钟，如固守衡阳之敌誓死决一死战，或将出现英帕尔的结局"。
岛贯所提及岛机械化兵团，正是加强了坦克的桂系第46军，8月初紧急从张发奎的第四战区调来，自广西方向投入增援作战。
尽管李玉堂兵团的第62军和第79军战力大损，然而齐装满员的第46军无疑是“生力军”，很有可能成为压垮阻援日军的最后一根稻草！
说什么都晚了，凄绝的衡阳保卫战，就这样功亏一篑地落幕，随着第十军停止抵抗，各路援军只好撤出战场，毕竟日军可以腾出两个多师团的兵力，转而用于打援。
而对于第十军“投降”这个结论，方先觉坚决予以否认，战后的70年代，他在接受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古屋回叙采访时，强调当时第十军跟日军的交涉是“停战”。
衡阳保卫战踞今快80周年了，当年重庆军委会高级将领、第十军各主官，对8月8日的事件皆有相关回忆，可谓是众说纷纭，究竟谁的说法更接近真相，显然是个困难的历史谜题。
三个月以后，方先觉寻机逃回重庆，并未被追责，不过他1943年12月实授陆军少将，此后铨叙军衔一直未得晋升，直到1968年以陆军中将衔转为备役，1983年3月13日病逝于台北，年78。
一个月以后，抗战大片《援军明日到达》即将公映，衡阳攻防战究竟有多残酷，方先觉到底是“投降”还是天真地同意“停战”，已经引发海量争议，稍安勿躁，不妨看看影片是如何诠释的。
很多时候，历史事件和人物，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而是充满迷雾的灰色，读懂衡阳1944年8月8日的历史细节，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结论和答案！
（方先觉后任青年军师长）
参考资料：《抗日战争的细节》、《葛先才回忆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