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曾在七大后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在延安时期，康生看他就不是很顺眼，只是碍于师哲在任弼时的领导下工作，才保持了对他的客气。
后来有一次，师哲问康生，他为什么这样害怕任弼时，康生的回答很简单：“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弼时是我的老师。”师哲晚年说：“现在想来，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任弼时一身正气，康生不敢触犯，更不敢得罪。在那个时期，人们注意到康生只怕两个人：一个是任弼时，另一个是毛主席。”
正如康生所说，任弼时在党内的资历是非常老的。1920年，16岁的任弼时就参加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后，他和刘少奇、肖劲光、蒋光慈等人乘船前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年后，他加入共产党。
1924年，学成归来的任弼时受组织指派，到上海大学教授俄语，当时康生是该校的学生。上海大学是陈独秀和李大钊酝酿创建，宣传部长李达主持工作的第一大所用来培养革命进步青年的教育机构，在历史上一共存在了4年多的时间。除了康生，著名的学生还有杨尚昆、关向应、博古、陈柏达、饶漱石、丁玲、施蛰存、戴望舒等等。在该校的师资名单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除了任弼时，还有蔡和森、恽代英、章太炎、郭沫若、胡适、朱自清等等。
1925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当选执委，后来担任团中央代理书记这一重要职务，期间，他领导过著名的五卅运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的五大上，任弼时当选中央委员，并继续担任团中央的负责人。八七会议上，任弼时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一年，任弼时只有23岁。
1931年2月，任弼时和王稼祥、顾作霖辗转来到中央苏区，出任苏区中央局常委，并一度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在此期间，任弼时参与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要说任弼时在历史上第一个为人熟知的重大贡献，应当是1934年他和萧克、王震一起率领红6军团率先西征，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3军（红二军团）在贵州会师。
当时的红3军，由于夏曦等人的错误领导，已经陷入了一种比较危险、但难以自我纠正的境地，任弼时来到之后，凭借着自己的地位和威望，很快化解了红3军的危险，罢免了夏曦的职务，使得两支部队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最终形成了后来著名的红二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长征和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已经率领一方面军一、三兵团单独北上。任弼时没有听信张国焘的一面之词，而是坚定地站到了中央这一边，对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展开了说服工作。
据时任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后来回忆，当时任弼时找他谈话，问他：北上有没有决议？傅钟答：有。任弼时继续问道：有，为什么不执行？！傅钟后来说：任弼时同志的这个提问，一针见血，刺中我的思想深处。当时草地的凌晨格外寒冷，但听了他的话我身上还是不由得冒了汗……
在中央电报的反复催促下，在任弼时等同志的据理力争下，在南下后遭遇失败的客观失利面前，张国焘最终选择了北上。由此，红军的三大主力迎来了史无前例的会师。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弼时被任命为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随朱老总等人开赴山西前线。
1938年2月，任弼时奉命回到延安，接受前往苏联与共产国际交涉的重要任务。来到苏联后，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介绍了中国抗战的形势，以及党在这一形势下的工作和任务。他重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制定路线和方针的艰难历程，促使共产国际通过了肯定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地位的决议。
决议形成后，任弼时留在苏联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由王稼祥回国向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建议，最终，党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主要代表的领导和路线。这件事，可以说是任弼时同志在历史上第二个比较有名的重大贡献。
在苏联工作一年多后，1940年3月，任弼时乘飞机返回延安，毛主席、李富春等为他举行了欢迎大会。此后，任弼时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任弼时由此开始了他在中央工作的重要时期。
据师哲回忆，当时由于战争连绵，经济困难，组织上没有组建同意的办事机构，也有没有统一的休息制度，甚至连规范化的收发制度都没有，很多文件和物品送出去之后常常就不见下落了……
任弼时就任中央秘书长后，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了中央办公厅，自己兼任主任，并调来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同志担任副主任。在两人的配合下，中办很快就成了一个高效的办事机构，当时的中办下设秘书、行政、警卫三个处，建立了整套工作制度、行政制度，明确了各个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了规范化的收发制度、会客制度、财会制度、文件管理制度、档案保管制度……任弼时创建的中央办公厅，直到今天还是党最重要的办事部门之一。
在完善了中办系统的工作后，任弼时又抓起来了各部委的工作，他在1942年-1943年将各部位统一集中到杨家岭办公，使得各部门之间的工作更加协调高效。
任弼时等人又建立起了干部供给制度，规定每人每年发冬装夏装各一套，制定各级干部的津贴费标准……
在任弼时等人的努力下，各机关部门的工作迅速正规化，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自由散漫、各自为政、游击习气等作风很快得到了扭转，工作效率得到了迅速的提高，他的这些工作，得到了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认可。
在1945年的七大上，任弼时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并继续担任中央秘书长一职，成为著名的“五大书记”之一。但由于日夜操劳，1945年苏联医生在给任弼时诊断时，发现他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和脑血管硬化。当苏联医生米尔尼科夫向毛主席汇报任弼时的病情非常严重时，毛主席紧皱眉头，长叹了一口气，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任弼时跟随中央转战陕北，前往西柏坡，协助指挥三大战役，期间屡次因病倒下，但他一直在努力工作。
1949年5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任弼时出现了昏迷症状，中央决定病情决不能再拖延，将他送往苏联就医。经过一年的治疗和休养，任弼时于1950年5月底回国，参加了七届三中全会，并请求恢复工作。
这一年的国庆节，任弼时登上天安门，参加了国庆一周年的庆典，弥补了自己没有参加开国大典的遗憾。之后，他朝鲜半岛的战局牵动了他内心，他抱病研究局势，终因劳累过度引发脑溢血。抢救3天之后，10月27日，任弼时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46岁。
任弼时同志病逝后，叶剑英元帅曾用“党的骆驼”来形容他：“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中央对他的评价则是：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组织家之一”、在“红军的建设和领导红二、四两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艰险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贡献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政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