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明朝是被穷死的，这其实一点都不假。
不过这也怨不得旁人，还是因为它自作孽不可活。
据《万历会计录》记载，万历前十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平均在1810万两左右，虽然仍远比不上宋朝的5000万两，但已经是大明二百七十六年的最高水平，但仍然不够花。
明朝有两大财政支出，一是边镇粮饷，占了总支出的44.58%，折合白银806万两。大明十三个军镇中，军费支出位列前三的分别是宣府、大同和榆林，都是拱卫京师的军事重镇。
这其实无可厚非，毕竟人家是天子守国门，北京靠近边塞，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军事开支大点也说得过去。
但是，皇室的巨额支出就显得相当过分了，我们还是以万历前十年（1572——1582）的数据为例。
据载，当时皇室的支出达到了737.94万两，占总支出的40.77%，几乎接近于军事支出，后期则更甚，至万历三十年（1602），皇室消费甚至达到了骇人听闻的1526万两，占比52.89%。
那么是不是明朝的皇帝都是挥金如土、穷奢极欲之徒呢？当然不是，像朱元璋、朱高炽、朱见深、朱佑樘、朱由检都是会过日子的主，朱祁镇、朱厚照、朱由校虽然个人都有些小爱好，但也说不上败家，即便是朱厚熜道长、三十年不上朝的万历帝在历史上也不以骄奢闻名，那么老朱家的钱都去哪儿了呢？
其实，真正用于供给皇宫的内府费用仅占了总支出的11.01%，虽然也不少，但与历代王朝纵向对比，也并不算多，真正占大头的是宗藩禄粮，其占了总支出的29.76%，达到了539万两。
这就相当不可思议了。要知道像汉唐宋这样的大一统王朝，宗藩禄粮也仅占了总财政支出的10-15%，远低于老朱家。
这是怎么回事呢？罪魁祸首那就不得不提老朱家的祖宗，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了。
众所周知，朱洪武是一个冷酷刻薄之人，无论是对百姓、故交、妻妾，还是大臣都冷血无情，但唯独对自己的子孙却满面慈祥，温柔体贴至无以复加。
朱元璋穷苦出身，也许是穷怕了，他唯恐自己的子孙后代再过苦日子，忍饥挨饿，所以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藩王俸禄标准：皇子十岁起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由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封王后更是年俸万石，是一品高官的近七倍，死时还有一笔丰厚的丧葬费。
如果这些都不算什么的话，再看下面这一条：“宗室之后诸服度皆委于国”，也就是说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都由国家承担，这就非常bug了。
无论是前朝的汉唐，还是后世的清，对于宗室子弟也是几代之后任其自生自灭，比如唐宋的宗室，在王朝末年甚至都有流亡草原，胡化的。像明朝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就算不是历史上的独一无二，也是凤毛麟角，世所罕见，以至于明人都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其实，这也不算什么，毕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亿万子民几千年来就是给一家一姓供应膏血，大明的臣民对此也表示理解——江山是人家老祖宗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打下来的，后代享受一下特殊待遇，也是理所应当。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朱家的生育率有如此之离谱。
老朱家虽然缺少点长寿基因，但的确能生。
大明弘治五年，山西巡抚杨澄筹就向孝宗皇帝上报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庆成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老朱家的生育纪录，截至该年八月，他已生育子女九十四人。
另外，朱钟镒在儿女数创纪录的同时，孙子辈更是达到了一百三十六人，再加上众多的妻妾女眷，整个庆成王府“正牌主子”就有一千多人。
而朱钟镒还不是明代的“生育冠军”，这一称号不久就被他的一位后代，另一位庆成王所夺取。这位王爷光儿子就有一百多个，曾孙辈更是多达七百二十余人，以致庆成王府每次家族聚会，同胞兄弟相见，还要由人先介绍一番，“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
而到了正德年间，甚至连庆成王自己也搞不清楚有多少皇族子弟了，以致于向明武宗焦虑地表示：“本府宗支数多，各将军所生子女或冒报岁数，无凭查考，乞令各府查报。”
这仅仅还只是明代皇族人口大爆炸的一个缩影。
据载，朱元璋建国之初，“封亲郡王、将军四十九位”，而仅仅在一百五十余年后的嘉靖年间，就已经达到了一万九千六百多人，万历三十二年更是增至八万多人，这还仅仅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人数。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至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
而根据明末徐光启的推算，明宗室人数每三十年即增长一倍，是全国人口增长率的十倍还多。
如果大家对这些数字不够敏感的话，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清王朝。
满清同样也是二百多年的国祚，老爱家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算起，在源头数量比明王朝多了数倍的情况下，到清朝灭亡，爱新觉罗氏的成员数量仅是两万九千余人。
大家知道老朱家有多么能生了吧。
而朱家之所以人口膨胀的如此厉害，与其背后强大的“抑藩”政策脱不开关系。
明王朝从永乐年间开始，亲王引兵作乱就不断，这导致历代皇帝们一方面要承祖制，保证皇族生活优裕，另一方面则极力强化对皇族特别是藩王的控制。
到了明代中后期，这种控制更是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为了防止王爷们联合地方作乱，明代皇帝硬性规定，亲王们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想出城遛遛弯，得专门派人干里迢迢向皇帝递交申请，如果没有皇帝许可，亲王连出城扫墓都不行。为了防止串通，亲王们终生不得相见，即所谓的“二王不相见”。
有明诸藩……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藩禁严密，一至于此。
——《明史·诸王传》
在这种情况下，王爷们几乎被剥夺了所有的自由，成了高级囚徒。他们“徒有虚名，坐靡厚禄，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由于不能从事任何职业，又整日无所事事，他们增加收入或者娱乐的唯一方式就是多生孩子。所谓“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
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在这种制度下，从明代中期开始，皇族们便展开了激烈的生育竞赛，为了多生孩子，各地王爷开始热衷于招妻纳妾，强抢民女，拼命播撒种子。他们把妻妾的生理期编列成表，按期临幸，以求提高效率，一炮而中。在紧锣密鼓的床第之间，生育纪录便一次次被刷新了。
而与皇族的巨额支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员俸禄的微薄，据载，明代官员俸禄仅占了总支出的0.63%，远低于其他王朝。
明代官员的俸禄到底有多低呢？我们试举几例：
正一品，月俸87石，相当于现在的月收入11087元；从一品月俸72石，月入9175元；正二品月俸61石，月入7773元；正三品月俸35石，月入4460元；正四品月俸24石，月入3058元；正五品月俸16石，月入2039元；正六品月俸10石，月入1274元；正七品月俸7.5石，月入955元。
一个县长的工资每个月还不到千元，朱元璋钦定的官员俸禄之低称得上令人发指。
所以，才有一位叫孔友谅的知县冒着砍头的危险向宣宗皇帝大倒苦水：“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仰事俯育，与道路往来，费安所取资？”
所以，清官如张玮者也要感慨：“为清官难！必妻子奴仆皆肯为清官，而后清官可为，不然则败其守矣。”虽然他的家人都理解、支持，但结果却是，张玮死后，棺无钱下葬，只能停于荒寺；妻患病，也无钱抓药，最后饥寒而死。
海瑞也是同样的情况，患病卧于草垫之上，无席无帐；病逝后“葛帏敝篙，有寒士所不堪者”，如果不是好友王用汲出钱为他殓葬，海瑞怕是也无葬身之地，要知道他最后可是做到了正部级（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这样的高官。
正所谓“宁为宋朝犬，不做明朝官”，可怜的大明清廉官员，可怜的大明百姓。
大明穷死的，真怨不得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