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于谦，王阳明谁才是大明第一人？

这里只论臣子，不论君王。如果加上君王，大明第一人非朱元璋莫属。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要从张居正、于谦、王阳明三个文臣中挑选一个当大明第一人，恐怕要有数不清的意见和分歧，因为三人都有其特殊贡献，也有其不可忽视的缺点。

简言之，这三个人都非至善至美，但硬要挑一个，我还是选张居正。

先说说于谦为啥不是第一。

当也先在土木堡击溃明军主力，挟持明英宗朱祁镇攻北京时，大明朝确实危在旦夕，此时朝堂上大部分官员都力主南迁，大明朝有步晋宋后尘的迹象。

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跳出来力主保卫北京，并且拥戴朱祁钰登基，稳定军心，在他的统筹调度下，大明朝守住了北京，让也先知难而退。

于谦就是天生的力挽狂澜式的人物，没有他，大明朝前途未知。

但是，没有于谦大明朝也未必就被瓦剌打的亡国，危难之际，没有于谦也会有别人站出来力挽狂澜。

北京城墙高河深，也先的骑兵善野战不善攻城，短期内未必能攻破北京，在明朝援军源源不断北上的情况下，撤退是迟早的事。

于谦的可替代性比较高，当时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都能替代于谦。

所以，于谦虽有大功，且风骨无双，但称不上大明第一人。

再说说王阳明为啥不是第一。

如果从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这个角度论，王阳明无疑是大明第一人。不仅是大明第一人，还有可能是历史第一人，因为能够做到三不朽的人少之又少。

但王阳明的功并不是旷世奇功，宁王朱宸濠之乱本就是个草台班子发起的，没什么破坏力，比也先围攻北京要差太多。王阳明去平定这种级别的叛乱，属于杀鸡用了宰牛刀，大材小用。

王阳明的立德立言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可以比肩孔孟程朱先贤，更难为可贵的是王阳明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对儒学进行了一种思想革新。

但王阳明的心学对大明朝没有产生多少收益，反倒是晚清和隔壁的日本受益良多。明末东林党人大都是王学门徒，他们和阉党的党争反而加速了大明朝的灭亡。

故而对于大明朝而言，王阳明不能称为第一人。

最后说说张居正。

翻看史书，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在我们国家，最危险的地方不在外而在内。

从秦至民国，亡于异族之手的只有宋朝和明朝，但说到底，宋明亡国本质上还是亡于内。

像秦汉时的匈奴，魏晋时的五胡，隋唐时的突厥，宋时的契丹女真蒙古，明时的女真，清时的八国联军，民国时的日本，都只是手足之疾，非腹心之患。

手足之疾虽然对肌体造成了断臂断足之痛，但没有伤及根本，我们还是能够坚强的活下来，继续生根发芽开枝散叶。

我们的腹心之患永远在内部。

那这腹心之患到底是什么？是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人性好利，在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下，财富自然就趋于集中，年深日久，一个王朝将会被这种贫富悬殊的矛盾带入灭亡的深渊。

所以“共同富裕”这个概念就是最好的以史为鉴。

每个王朝中期都有一些人看到了王朝灭亡的本质，他们就跳出来改革。比如汉代的王莽、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

但是历史上最难的事情就是改革。

改革说白了就是资源的再分配，是要把有钱人的钱拿出来一部分分给别人，有钱人也就是所谓的既得利益者自然最抗拒改革。

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这是深仇大恨。

张居正就是跳出来“杀人父母”的人。

张居正这个人政治手腕极高，他左右逢源，联结内宫宦官，获得太后信任，从而大权独揽，能够推行最难的改革。

他的改革并不彻底，在没有制度配合的情况下仅靠人为，很难从上到下完成根本改革。但改革终究获得了短期效果，为大明朝续了一口命。

在积弊已深的大明王朝，张居正能够发起改革，且延续近十年，已经着实不易。如果张居正能够再多活十年，大明朝的改革有可能更加深入，未必不能软着陆。

只可惜他的改革随着他的去世而人亡政息，他本人还遭到了清算，毕竟是“杀人父母”，既得利益者怎能不报仇。

于谦的北京保卫战有迫不得已的意味，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保卫北京也是在保卫自己。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是一场个人式的思想觉醒，本质来讲还是重个人。

而张居正的改革，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为公心不为私心。以他的权势地位，他什么都不做也可以安享权力富贵，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把身家性命和家族荣辱押在了改革上。张居正熟读史书，王莽和王安石的前车之鉴他不会不清楚，历史上的改革者从来没有好下场，但他还是以大无畏的精神去改革。

为了公心，张居正义无反顾，张居正的理想和胸怀远非他人可比，这也是他的伟大之处。

于谦有风骨，王阳明有思想，张居正有改革，站在功利主义的角度看，我选张居正为大明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