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 年春节前夕，经部队党组织向中共河南省委请示批准，杨虎城与谢葆真在众人的祝福中举行了婚礼 。
婚礼现场，热闹非凡，亲朋好友纷纷前来道贺。有人好奇地问杨虎城：“您为何会爱上小谢呢？”
杨虎城目光坚定地回答：“我知道她思想进步，结了婚她可以直接帮助我。”
新婚当晚，杨虎城问谢葆真：“你需要我的什么？”
谢葆真坚定地回答：“我需要你的一颗心，天下的老百姓太苦了，你的心要永远向着穷苦的老百姓。”
当杨虎城再问：“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共产党，血流成河，你怕不怕？”
谢葆真淡淡一笑：“你不怕，我也不怕。”
婚后，谢葆真利用杨虎城夫人的身份，为党组织提供诸多便利。当时，军委的许多秘密会议都在他们家中召开，每次党内同志到来，杨虎城总是十分默契地借故避开，让谢葆真能够顺利地与同志们交流工作。
在日常生活中，谢葆真对杨虎城体贴入微，把家庭事务安排得有条不紊。让杨虎城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而在工作上，她更是杨虎城的得力助手，协助杨虎城处理各种事务，为他出谋划策。
1931 年，杨虎城兼任绥靖公署主任 。此时的谢葆真年仅 19 岁，却已在诸多事务中展现出非凡的能力与见识。
她虽身处高位，却从不讲究修饰，常穿着一件素色丝绸旗袍，看起来雅致又干净，朴素大方，一点也没有官太太那种高高在上的架子。1931 年，“九一八” 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东北后又妄图侵占华北，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
此时的谢葆真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工作中，频繁召开妇女界座谈会，举办妇女训练班，亲自上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积极组织开展募捐活动，为抗战筹集物资和资金 。
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赵一荻，以及新任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当时都在西安，谢葆真与她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谢葆真的影响下，几位夫人也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活动中，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杨虎城和张学良两位将军都坚决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反对蒋介石 “攘外必先安内” 的错误政策。
他们多次向蒋介石进谏，却均未被采纳。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1936 年 12 月 12 日，两位将军毅然发动了 “西安事变”，对蒋介石进行兵谏。
西安事变发生后，谢葆真组织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家属，坚定地支持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成为张学良、杨虎城的坚强后盾。
除此之外，她还主持筹备成立了西安妇女救国后援会，组成宣传队、慰问团，奔赴前线，在将士中宣传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慰问被释放的女政治犯 。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侯，杨虎城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蒋介石对他怀恨在心，在事变和平解决后，迅速免去了他的一切职务 。
1937 年 6 月，杨虎城被迫以 “欧美考察军事专员” 的身份，携夫人谢葆真出国考察。
“七七事变” 爆发后，杨虎城心急如焚，多次向蒋介石发电报，请求回国抗日，却遭到无情拒绝。但他救国心切，毅然决定秘密回国。
然而，他刚一抵达香港，就被蒋介石的特务骗到南昌，随即遭到囚禁。
谢葆真在 12 月 3 日带着儿子先期回到西安，数日后才得知杨虎城被囚禁的消息。这个坚强的女人，听闻丈夫被囚，心痛不已，泪水夺眶而出。经过痛苦的抉择，她毅然决然地带着儿子杨拯中，前往南昌，陪伴在丈夫身边。
傅学文夫妇苦口婆心地劝她：“现在蒋介石正在气头上，你还是明哲保身要紧，可千万不能做傻事！”
但谢葆真心意已决，她看着担忧的傅学文夫妇，坚定地说：“他如今在监狱中受苦，我怎么能独活呢？我要和他一起分担痛苦。”
起初，国民党特务将谢葆真和杨虎城分开监禁。他们对谢葆真严刑拷打，在身体上折磨她，还故意不向她透露任何关于杨虎城的消息，试图从精神上击垮她。
谢葆真在焦急与煎熬中苦苦挣扎，她对丈夫的安危忧心忡忡，同时还要忍受特务的殴打鞭刑，但她始终没有屈服。
1938 年下半年，谢葆真和杨虎城终于在湖南益阳的监狱相见。久别重逢，夫妻二人相拥而泣，从这时起，谢葆真陪着杨虎城度过了近十年的监狱生活。
在狱中，他们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居住的地方阴暗潮湿，狭小局促，难以伸展。食物粗糙难咽，营养严重不足，常常让他们饥肠辘辘。
但谢葆真从未抱怨过，她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鼓励着杨虎城。她利用自己的智慧，与特务们巧妙周旋，为杨虎城争取一些相对宽松的待遇。她还时常给杨虎城讲述外面的世界，传递着希望的信息。
1940 年，谢葆真在狱中生下女儿杨拯国 。然而，监狱的恶劣环境让杨拯国的身体十分虚弱，经常生病。
谢葆真心急如焚，她苦苦哀求狱警帮忙找医生治疗，可狱警们却冷漠地拒绝了她的请求。最终，杨拯国不幸夭折，这给谢葆真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她的精神几近崩溃。
特务们趁机将谢葆真和杨虎城分开关押，试图进一步折磨他们。
谢葆真被关押在离杨虎城半里地的地方，隔着重重铁窗和监狱墙体，两人无法相互照顾。谢葆真在狱中遭受着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特务们不断使用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逼迫她招出同党。
她的精神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常常在夜里痛哭流涕，难以入眠。
在绝望中，她曾试图用绝食和吞金的方式自杀，但都被特务发现并救了回来。特务们为了逼供，甚至把她拖到室外，在寒冷的天气里用水浇泼。这些酷刑让谢葆真的身体和精神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但她始终没有屈服，没有向敌人透露任何信息。
面对特务的折磨，谢葆真毫不畏惧，她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抗。她写下血书，抗议杨虎城惨遭囚禁的不公待遇，痛骂监狱中的特务。
当杨虎城被押往审讯室受刑回来后，她愤怒地将手边的东西砸向特务，大声斥责：“你们这群卑鄙小人！”
她的反抗让特务们恼羞成怒，对她进行了加倍的折磨。但她依然不屈不挠，坚定地守护着自己的信仰和尊严 。
长期的身心摧残让谢葆真清楚地意识到，恢复自由已然无望，与其这般毫无尊严地活着，不如以死抗争。于是，她开始绝食，试图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抗议。
她躺在床上，紧闭双眼，拒绝进食任何食物。特务们发现后，残忍地用铁钳撬开她的嘴，强行往她嘴里灌葡萄糖，试图维持她的生命，以便继续折磨她 。
但谢葆真并没有放弃，她又将一枚戒指吞咽下去，希望以此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特务们依然没有放过她，他们想尽办法救回了她的性命，继续对她进行折磨。
1947 年的除夕夜，军统特务们闯入她的牢房，将她的手脚捆绑在床上，随后，尖利的针头狠狠地扎进她的小腿，又拔出来，再扎进去……
此时的谢葆真已经绝食多日，身体极度虚弱，两眼翻白，眼球凸出，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 36 岁 。
在杨将军的一再要求下，谢葆真遗体火化的时候，那枚戒指还留在她的骨灰中。将军用几块旧木板钉了骨灰盒，此后，无论杨虎城被转移到哪里，他都始终带着谢葆真的骨灰。
1949 年 9 月，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拯贵也在重庆 “中美合作所” 集中营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杨拯中手中紧紧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他要用自己的生命守护母亲最后的尊严。
杨拯英回忆说，西安事变时，她只有两岁，之后父母就出国了，接着被囚禁直到被杀害，她再没有见过父母 。
她对父母的印象，都来源于仅存的照片，照片中的母亲特别漂亮，父亲戴着博士帽、穿着西服，那是他们留给子女最美好的回忆。
父母被囚禁后，杨拯英和姐姐杨拯美、妹妹杨拯汉、杨拯陆四人由外婆抚养，后来由养母张蕙兰照看 。
新中国成立前，因为是杨虎城的后代，外婆害怕她们受到敌人的迫害，总是叮嘱她们不许跟任何人讲起自己的父母，也不允许透露自己的家世。
小她 1 岁的妹妹杨拯汉在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三年级时，老师让填写学生手册，妹妹按外婆嘱咐，在 “父亲姓名” 一栏写上叔叔的名字。
班主任老师严肃地告诉她：“拯汉，你的爸爸是在‘西安事变’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爱国将领，是我们国家的民族英雄，你父亲的名字叫杨虎城，为什么你连自己的父亲都不敢承认？” 小拯汉听完，泪流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