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终结”到“沉疴遍地”
对契约社会基础的讨论，实质是分析其稳定性和可欲性。一旦涉及现代契约社会的可欲性，探索已超出其自我改进的范围，属于现代社会进一步向新形态演化的范畴。契约社会之所以是轴心文明融合的最终目标，是因为它是一个可容纳生产力超增长的社会。但是，生产力超增长可以永远持续吗？它无限制地持续会带来什么弊病？契约社会在更长程的历史进程中是否一定可欲？如果契约社会变得不可欲，现代文明又会如何？这就涉及契约社会在进一步的自我改进之后会变成何种形态的问题，即现代社会往何处去？
在冷战刚结束的时候，上述问题已经被提出来了。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意识到全人类社会都将最后采纳民主制度，此乃历史上从未有过之巨变，他宣称这是“历史终结”（the end of history）。1992年，福山把该观点作了系统的理论表述。马克思讲过历史是要终结的，那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福山为了使“历史终结”得到历史哲学的支持，借鉴了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总结黑格尔哲学得出来的结论。黑格尔把历史的推动力简化为人得到承认的欲望，这样历史的展开有一个终点，一旦人得到承认的欲望实现，历史演化就没有动力了。福山认为，民主国家中人们互相承认，人类不再需要为承认而斗争。人只是为欲望而存在，故“历史终结”之时，人亦属于“最后的人”（the Last Man）。
《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
金观涛 著
东方出版社
2021年6月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固然有批判意识，但更多的是对冷战结束以后那个新时代的期待和描绘。20年以后，历史学家对此的感觉完全不同了。伊斯兰教社会的动荡、中国的经济起飞使西方很多历史学家意识到历史并没有终结于民主制度；有深度的思想家更对西方现代社会的走向忧心忡忡。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过世前出版了一本专著——《沉疴遍地》，书名出自18世纪奥里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诗句，托尼·朱特用它描述当今世界，虽然表面繁荣，但“私人富有，公众泥坑”“民主赤字”“经济主义泛滥和腐化”，理想的丧失已使其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从“历史终结”到“沉疴遍地”前后只相差20年，前者是乐观的，后者是悲观的，其史观和价值取向大相径庭，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看不到现代社会背后的超越视野。福山的史观是德国观念论的变种，托尼·朱特属自由主义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史学家，他们的思想方法和视野都无法超越20世纪的局限。为什么？德国观念论和社会民主主义（其视野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笼罩之下）都在一种超越视野之上反思现代文明，不可能看清现代社会和轴心文明的关系，从而不能正确判定20世纪在现代社会自我改进中的位置。
其实，只要意识到经过改进的现代社会只是轴心文明的新阶段，就会发现因社会行动的基本结构并没有改变，其演化的长程动力必定和轴心文明相同。规定轴心文明演化的长程动力，它包括如下四个基本因素：（1）普遍观念（社会组织蓝图）和社会行动互相维系网络稳态的形成和变化；（2）无组织力量的增长方式；（3）无组织力量是否破坏社会组织蓝图的可欲性；（4）应然社会和超越视野的关系。这样一来，现代社会的进一步演化必定取决于上述四个因素的现代形态。第一个因素可归入上一节讨论过的现代社会自我改进的范畴，故只需讨论后三个因素。
现代无组织力量的增长
现代社会行动的基本结构虽然与轴心文明相同，但却存在三方面的差别：一是应然社会不由超越视野怀直接决定，二是契约社会不再是人际关系固定不变的有机体，三是市场经济和科学无限扩张带来的生产力超增长。
当代社会有哪些无组织力量？我们马上会想到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以及科学技术运用带来的不可预见的长期后果。因为任何一种有机体都不可能允许市场经济无限扩张，现代社会却依靠其生产力超增长战胜一切社会有机体，但超增长本身却会带来无组织力量。我曾把社会结构比喻为容量固定的“赫胥黎之桶”，现代社会是一个容量可以不断扩大的奇异之桶。但我们不要忘记，“赫胥黎之桶”最早讲的是生态。生态系统一定是有机体，容量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张。如果社会组织必须存在于生态组织之中，经济和生产力超增长是不可能无限持续的。今天的环境危机也许正是生产力超增长已接近该容量极限的信号。人类能够利用科学技术不断改变生态组织的结构（或者让生产力超增长不影响生态组织），以永远保持超增长吗？我不知道。如果不能，从长程的历史眼光来看，现代社会结构真的是合理的吗？如果不合理，包含在个人权利中的求利动机必定要改变自己的方向。这就是从追求利润转向渴望创造，这个转化如何发生、能否发生？今天还不能判定。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这就是现代契约社会向宇宙扩张，建立星际文明，但这会导致现代价值系统的改变。在此意义上，现代社会无组织力量增长对现代价值系统的挑战，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样一来，契约社会中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又会以何种方式呈现呢？社会有机体中人际关系是固定不变的，无组织力量很容易增长并造成有机体的畸变。契约社会可以自发组织，不断根据需要改变形态，甚至通过重组来克服弊病，似乎很难被无组织力量摧毁。但它会带来一个问题，这就是个人失去安全感。千百年来人类都生活在有机体中，没有纯粹靠个人来应付生存危机。20世纪90年代，德国哲学家贝克（Ulrich Beck）提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这不无道理。表面上看，现代人可以用各种保险对付契约社会的风险，但这只是将风险互相联系起来，一有风险就是全盘突变，甚至是全球性的。
其实，就风险本身而言，现代社会因科技进步和生产力超增长，远比传统社会（包括20世纪的新社会有机体）小得多。但契约社会中只能由个人而不是有机体来承担风险，“风险感”是现代契约社会无组织力量的重要形态。因此我认为应该在贝克的定义前加两个字：现代社会是一个“恐惧”风险的社会。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基本没有风险的太平盛世，对风险的恐惧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程度，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胆小、自私、孤立、自怜和纵容自己的欲望。
现代社会演化最关键的问题是契约社会的可欲性，其背后的本质是现代价值，特别是个人权利（自由）的可欲性。我在第七讲指出，现代社会之所以差一点遭到颠覆，正是因为个人权利（自由）的可欲性出了问题。我们必须看到，个人权利的可欲性要求在不同时代是不一样的。医疗权在19世纪不是个人权利的一部分。但今天每个人享有正常的医疗正在成为基本人权（社会权）。这样一个前提在有些国家没有得到满足，但可以想见，未来必须得到满足。而且类似的前提还会进一步增加。换言之，个人权利的可欲性条件随着现代社会的自我改进不断发展。今天人们通常用效益和公平、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它；公平和平等的背后，正是个人权利可欲性所包含的内容必须不断增加。当契约社会不能满足每个人对这些基本权利的要求时，就会被认为是不可欲的。权利可欲性的要求在升级过程中，如果其无法实现，同样会对现代社会组织蓝图构成挑战。我在第三讲指出，当轴心文明的组织蓝图受到挑战时，它是否改变，取决于社会组织蓝图和超越视野的关系。这一点对现代社会的自我改进仍然成立。如果在超越视野的支持下，现代契约社会的组织蓝图不变，发生的只是现代社会的自我改进。如果社会组织蓝图发生巨变，甚至影响到超越视野，就会带来文明的巨变（进入新形态）。这样，研究无组织力量增长和契约社会可欲性的变化如何影响文明形态，必须分析社会组织蓝图和超越视野的关系。
现代社会组织蓝图和传统社会的最大不同是社会组织蓝图不由某一种超越视野直接规定，即T3（科学理性）和其他超越视野分离共存，规定了独立的个人和现代价值系统，而社会组织蓝图又由独立的个人和现代价值系统规定。这里，应然社会虽与超越视野没有直接联系，但超越视野的存在对现代社会组织蓝图极为重要。为什么？它不仅是现代价值系统的基础，还直接规定契约社会的诚信和道德。应然社会作为整合方案，依靠人追求理想的力量解决个人形成可凭自己意愿改变的社会的问题，将其整合起来。如果超越视野和契约社会之间的联系变弱，应然社会必定向实然社会退化，而这正是当代世界无组织力量增长最致命的方式。
如上图所示，表面上看，社会行动的基本结构没有变化。但是，随着多重超越视野的成熟，具有不同超越视野的独立个人生活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中，虽然民主宪制是普遍共识，但基于现代价值系统的社会组织蓝图却日益得不到超越视野的支持（我用实线表示），即超越视野对社会组织蓝图的支配性（我用箭头表示）正在消失。社会组织蓝图仅仅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现代价值的实现。这时应然的契约社会就退化为“准应然”的契约社会。所谓“准应然”的契约社会是指它虽然是现代社会组织蓝图的实现，但不存在超越视野的支持。它是应然社会和实然社会的中间状态。当个人权利等同于个人利益时，“准应然”的契约社会就蜕变为实然的契约社会。契约社会作为现代社会组织蓝图是用来整合包容个人形成的可凭自己意愿改变的组织，现在两者居然慢慢合一。这是社会行动的基本结构旷世未有之巨变，它已和轴心文明有所不同。
走出轴心文明还是新轴心时代
20世纪是契约社会可欲性遭到质疑的时代，当时很多国家将民族主义作为民主宪制的基础，或者从T3（科学理性）推出应然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英美这些现代性起源的国家坚持了契约社会的可欲性，近80年的社会动荡才表现为现代社会的自我改进。我们可以想见，随着多重超越视野的确立，现代社会组织蓝图和超越视野的关系必然一天比一天弱化。其实，今天美国加尔文宗社会也正在被移民改变，视宪法为“圣约”的传统还能坚持多久，这是大可怀疑的。纵观今天的世界，人类一方面接受20世纪的教训，了解现代社会组织蓝图不可能从T3（科学理性）或民族主义推出；另一方面则不得不面临21世纪理想主义的全面退潮。这一切表明，如果现代契约社会的基础不能实现重建，应然的契约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准应然”的契约社会。
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西欧。众所周知，荷兰曾经是最早的现代社会，其原因正是它由加尔文宗信徒组成。但今天的荷兰又如何？它是欧洲最世俗化的国家之一：2013年，只有53%的荷兰人宣称自己有宗教信仰，其中1/4是天主教徒，16%是新教徒（7%属于荷兰归正教会、4%属于尼德兰归正会、5%属于荷兰新教），还有5% 的穆斯林以及5% 的其他信仰者（包括0.1%的犹太教徒、0.6%的印度教徒和0.4%的佛教徒）。在某种意义上，荷兰是整个西欧的缩影。现代契约社会背后不再存在超越视野的支持。
或许有人会说，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只要现代价值系统不变，民主宪制成为现实制度，即便应然的契约社会转化为“准应然”的契约社会，也没什么可怕的。必须指出的是，“准应然”的契约社会毕竟建立在现代价值系统之上，它不同于根据个人利益和习惯运作的实然的契约社会。在“准应然”的契约社会碰到社会问题、必须诉诸道义（人追求应然社会的动力）时，现代价值系统仍在起作用，只是追求理想的动力不足而已。今天，人们似乎早已习惯了这种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软弱无力的状态。当社会危机来临时，民主宪制的社会组织蓝图只能推翻一个失去民意的政府，而不能建立公正有效的新秩序。
我想指出的是，一旦应然的契约社会转化为“准应然”的契约社会，退化还会进行下去。因为没有超越视野的支持，现代价值系统会发生畸变：法律至多是国民公意，遵守法律的道德精神因丧失终极关怀的支持而不断衰退，法律越来越成为强加给个人的约束。这时，个人自由失去其理想的动力，个人权利会转化为每个人对私利的维护，结果必定是“准应然”的契约社会被实然的契约社会取代。在轴心文明中，我曾反复强调超越视野的不变性，它造就了可以独立于社会的个体和不死的文化。当应然的契约社会和实然的契约社会逐渐合一时，仍是如此吗？按理说，超越突破一旦发生是不可逆转的，独立于社会的个人形成后永不会消失，他们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换言之，即使应然的契约社会和实然的契约社会长期合一，这种“无理想”的现代社会也可以长期存在，只是失去了大规模自我改进的能力而已。
对上述论断本不用怀疑，但今天却出现一种全新的情况——互联网有可能吞没独立的个人。众所周知，互联网正在逐渐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组织方式、自我认知甚至个人的自由意志。一方面它带来的社会自组织及信息的自由流通，使得个人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但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这就是个人在精神上似乎越来越依赖社会。自现代社会形成以来，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存，对社会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这本不值得奇怪，现代性只表现在每个人精神上的独立，即具有高度的自主性之上。现在所说的互联网导致人对社会的依赖，不是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存，而是指人的自主性正在慢慢消失。
例如，全球最大的在线视频网站网飞（Netflix）可以根据大数据分析精准地预测每个用户喜欢看哪部影片。研究表明：用户会更喜欢网飞推荐给他们的影片，甚至超过他们自己挑选的影片。不难想象，在不远的未来，我们的电脑和手机可能比我们自己更知道我们每顿饭想吃什么、下一次旅游想去哪儿，机器会帮我们做出选择。长此以往，人的自由意志将被慢慢腐蚀。无孔不入的多介质媒体将我们完全包围，使每个人都变成肤浅的信息复制传播器，所有人都活在永恒的当下，只关注转瞬即逝的时尚和“此时此地”（Here and Now）。
这一切会带来什么后果？每个人的精神似乎都越来越依赖他在互联网中找到的那个小群体。人的认同不断碎片化，加上应然世界的坍缩，这不是在精神上回到超越突破以前的状态吗？轴心文明建立时，独立于社会的个体先通过终极关怀安身立命，再走到人群中间组成社会；现代社会更是如此，人意识到自由意志是独立于超越视野的。当人离不开自己在互联网中找到的那个小群体时，独立自主的个人还存在吗？从今天的趋势看，独立个人被吞没的危险是完全存在的，除非有多重超越视野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这样一来，当超越视野消失和人越来越不能独立于社会存在时，人类很有可能会走出轴心文明。“无理想”的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已经和轴心文明不同。假定科技高度发达，网络吞没了个人，人将不可能从社会里走出来。这不仅是个人理想的消逝，还意味着人碰到灾难时的惊慌失措，标志着我们再也没有面对孤独和死亡的力量了。
对待死亡的态度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生物技术的发展已大大延长了人类的寿命，使我们远远活过被生物进化选择的生育期，人口的老龄化正在影响到人类对于死亡的看法。必须面对死亡是人性的终极条件，也是所有超越视野的前提，现在这一前提发生了动摇。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预言：根据摩尔定律，生物技术和计算技术的高速发展可以使人类在2045年实现永生和不朽。无论这一预言多么荒谬，都反映出人对死亡的态度。人本来是面对死亡的存在，这是超越突破的前提。一旦人狂妄到认为自己可以否定死亡，这不是否定超越视野，从此走出轴心文明了吗？面对人类走出轴心文明的可能，我在《历史的巨镜》一书中，写了一段悲观的文字描绘人类走出轴心文明的心灵状态：“我不得不向那个孕育了我青春的20世纪思想告别。我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告别过去的百年迎来新世纪而已，实际上人类可能要告别的是自轴心时代以来的那个不死的精神世界，那个使生命不朽、人生充满着宗教和道德追求的三个千年。在这一意义上讲，历史确实是终结了。但是在漫漫的思想黑暗中，人类完全陌生的历史篇章终于掀开。”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具有极高科技但属于史前的文明，是一种极度繁荣的野蛮状态。
在本书结束之际，我还想为上述悲观的结语加上一个限定。这就是人类历史展开的法则本是社会行动的基本结构中对应然社会的追求，而该追求的中心是“人对自我的探索”。在此意义上，人类即使走出轴心文明，其本质绝对不会如上面想象的那样，回到超越突破前的状态，只是今天的主体对其不可思议罢了。超越突破以前人只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超越突破是我们通过超越视野产生了可以从社会中走出来的个体，而现代社会的人可以选择不同的超越视野，以至于人可以从超越视野中游离出来，成为在不同的超越视野中进行选择的那个绝对的自我。这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进化。所谓“走出轴心文明”无非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再次巨变，后退是不可思议的，其后果只能是更为复杂的自我意识的诞生。历史本质上是人类对自我探索的演化。在此意义上讲，我们这些20世纪的人所不理解的历史新篇章已经掀开。
正因如此，面对这一数千年未有的巨变，我更倾向于相信人类正面临“新轴心时代”。何为“新轴心时代”？轴心时代以发明超越视野为特征，而现代社会因为不同超越视野必须分离共存，是作为轴心文明演化中的一个阶段而存在。我相信，超越视野在当今发达的现代社会的不断退隐以至于走向消失，只是一个局部性的短期趋势。生命意义的真实性和科学真实一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超越视野的退潮只是工具理性被误以为是科学理性（T3）排斥其他超越视野的“大分离”所带来的结果，民族主义再一次兴起。随着可以自我改进的契约社会走向成熟，不同超越视野不断纯化，作为对生命意义真实性的理解，各种终极关怀将与科学理性结合，但它们只是作为科学理性不断扩张中向未知世界伸展的触角。
当然，为了做到这一点，现代社会的基础必须重建。换言之，今后在思想上除了必须对抗“大分离”，更重要的是在超越视野纯化过程中对终极关怀和现代价值的基础进行整体性重构。只有这样，经过纯化的不同超越视野才有可能实现互相和谐地统一；建立应然社会的理想主义力量不会因科学技术的不断扩张而衰退。在此意义上，人类不是走出轴心文明，而是进入伟大文化创造的新轴心时代。为了实现21世纪人类的这项使命，必须再一次呼唤轴心时代人类的创造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