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在配享相关事宜上，乾隆帝对历经三朝的元老重臣张廷玉予以尖锐指摘。乾隆帝认为，张廷玉不过是先帝身边负责传达旨意的臣子，其一生并无突出建树，仅局限于秉承旨意处理事务。然而，公允而论，乾隆帝针对张廷玉的这一评价，实难称客观公正。
从历史功绩的角度审视，张廷玉的一生，并未建树足以彪炳史册的卓越功勋。此情形与他所肩负的职责职能密切相关。他既不同于统御千军、于沙场上纵横捭阖、以杀敌斩获战功的将领，亦非能够独当一面、对地方进行全面治理的封疆大吏。其核心工作内容，主要为襄助帝王，处理国家政务，维系朝堂的有序运转。
在封建王朝的政治架构中，为帝王提供辅弼之职，实难建树彰显个人功绩的卓越成就。以康雍乾时期为例，彼时诸如张廷玉，以及陈廷敬、刘统勋、王杰等一众声名远扬的汉族大臣，皆鲜少能达成足以载入史册、备受瞩目的重大功勋。此情形与封建政治体系中 “功归帝王，责究臣下” 的固有原则高度契合。
与清代其他汉族大臣相较，张廷玉的政绩颇为显著。据清代官方史料记载，其于政务上建树颇丰，其中一项关键功绩在于，主持制定军机处章程。此举措在清代政治制度构建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彰显出张廷玉卓越的理政才能与深远的政治影响力。
从更为严谨和精确的角度审视，所谓军机处章程的制定，实则体现为“廷寄”制度这一创造性举措的诞生。
在雍正帝登基之前，议政处与内阁同为国家核心政务机构。然而，历经康熙帝统治时期的逐步裁抑，议政处的权势已然式微，难与内阁相提并论。待雍正帝践祚后，进一步对议政处加以限制，至此，内阁在国家政务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全面负责统领六部，处理朝廷重要事务。
内阁在封建政治体制中握有重要权力，其中，票拟堪称其核心职能。具体而言，内阁大学士针对臣僚呈递的题奏，需将相关处理建议，以书面形式记录于特制的笺纸上，继而呈交皇帝，由皇帝予以最终定夺。
内阁票拟制度在长期施行过程中，逐步构建起一套规范且完备的运行程序。然而，该制度亦暴露出显著弊端。从行政管理学视角审视，效率与程序之间存在着难以消弭的矛盾。严格遵循既定程序，虽能确保决策过程的规范性，降低出错概率，却不可避免地导致行政效率处于较低水平；反之，若摒弃程序化的严谨流程，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效率，却极易引发重大失误。
雍正帝以注重行政效能著称。登基之后，他大力推行改革举措。在政治制度层面，其对内阁制度早存异议，然囿于国家典章制度以及祖宗成法的限制，短期内难以对该制度做出实质性变革。
雍正七年，西北战事趋紧，局势日益复杂。彼时，传统体制在应对这般紧张的军事态势时，显露出诸多掣肘。在此情形下，雍正帝果断突破陈规，设立军机处。这一举措，于清代历史而言意义非凡，堪称重大变革，同时，亦是封建皇权走向高度集中的关键标识。
于清代相关影视创作中，“明发上谕”一词屡见不鲜。此乃内阁所施行的一种重要文书制度。通常，明发上谕由六科衙门负责抄发，或由特定以公文形式传达。然而，这类朝廷的最高指令在传至各省的过程中，耗时良久，且保密性欠佳。
部分地方督抚及高级官员，利用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时间间隙，暗中遣人于京城各部门采买情报。一旦掌握公务之详细内情，旋即制定针对性策略。待正式公文下达至省级行政区时，他们已然筹备就绪，得以规避国法之制裁，抑或有条不紊地应对上级委派之事务。
以雍正年间遭岳钟琪参劾的四川布政使程如丝一案为例。彼时，程如丝因涉私盐贩卖及贪腐等违法行径，于成都受审。审讯完毕，相关案件材料移送至刑部核准。经刑部审慎审议，给出判处斩立决之建议。雍正帝予以允准后，随即以明发上谕的形式，将此裁决传达至四川。
事实上，在朝廷上谕尚未传至四川之时，程如丝便已获知了相关信息。面对即将到来的惩处，他自知罪责难逃，遂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于官员而言，自我了断相较于被即刻处斩，无疑在形式上显得更为体面。
在历史进程中，此类情形屡见不鲜。雍正帝针对信息泄露问题，曾数次谕令相关机构务必强化保密举措，严申若有违背，必从重惩处。尽管如此，泄密事件仍未能得以有效遏止。
军机处设立之后，内阁职权渐被虚化。在此背景下，张廷玉精心谋划，于原有的明发上谕机制之外，创设“廷寄”制度。该制度兼具保密性与高效性，有力地提升了政务处理效能。
在封建帝制时期，皇帝以文字形式颁布的诏令，从功能与用途上可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其一，针对臣下所呈奏请而作的批示，称之为“旨”；其二，专门颁发予各地高级官员的诏令，被称作“敕”；其三，特意降诏或向内外广泛宣示的文书，则名为“谕”。上述各类诏令文件，分别由内阁与军机处负责处理执行。
自军机处设立伊始，“谕旨”体系中便衍生出“密谕”这一特殊类别。密谕所涉内容，多为内外要员奏陈的重大政务。皇帝对相关奏疏详加批阅后，会向军机大臣明示处理意见。随后，由军机大臣或军机章京据此拟就文稿，再呈交皇帝审定修改。
在清代军机处的政务运作中，针对不同职官的上谕，有着明确的分类与称谓。其中，若上谕是发往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将军、都统、总督、巡抚以及学政等官员，此类上谕被定名为“军机大臣字寄”。而当所发上谕的对象为盐政、关差、布政使、按察使时，则将其命名为“军机大臣传谕” 。
军机大臣恭呈圣旨后，随即精心撰拟文稿并上奏御览。待皇帝审阅认可后，该文稿即被郑重封入纸函。无论是“字寄”还是“传谕”的封函，其表面均明确标注“某处某官开拆”之字样，且在封口处加盖军机大臣印信，以此显著提升保密性。
经军机处径直传达至地方高级官员，且绕开内阁流程的文书，在政务规程中被定义为廷寄。依具体情形之差异，军机处负责对廷寄的传递速率予以判定，并将相关要求明确标注于函件封面，随后移交兵部。经由驿站系统，完成廷寄的递送工作。
凡标有“马上飞递”标识者，依定制日行三百里。若遇紧急政务，则于公文内另行注明日行里程，通常为四五百里，或达六七百里，极端紧急时甚至可达八百里加急，如此设置，使得传递机制严密且高效。
廷寄制度的诞生，高度契合雍正皇帝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诉求。此制度于清朝政治架构中意义非凡，自雍正朝肇始，后世历代帝王皆对其青睐有加。张廷玉在历史长河中，以廷寄制度的创立而彪炳史册。抛开他诸多卓越才能与功绩不谈，单就这一制度的创设而言，便有力地彰显出他绝非传统意义上仅被动秉承旨意行事的幕僚。基于此非凡贡献，张廷玉获配享太庙之殊荣，实乃名至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