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明末此起彼伏、烽烟不息的农民暴动，明廷与各级地方官员深觉光靠暴力镇压很难彻底解决沉疴，都主张剿抚并用之策，即围剿和招抚同时进行的原则。 但在具体实施中是以进剿为主还是以招安为主，就存在着非常大的区别。

崇祯三年（1630）初，杨鹤接替武之望出任陕西三边总督，主管镇压农民造反之事。当时起事较早的王二、王大梁等“流贼”武装已被明军镇压下去了，但接下来的陕北民变依旧此起彼伏，屡扑不灭，农民暴动军越来越多，很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的意思。

杨鹤到任后到各地访察，发现陕西尤其是陕北一带连年遭灾，且灾情严重，粮食绝收，地方官仍旧横征暴敛，成千上万的饥民流离失所，到处乞食，一些强悍者则纷纷加入到造反的队伍中来。对于广大灾民来说，走投无路活不下去了，反正横竖都是死，生亦无趣，死亦不惧，不如揭竿而起寻条生路，死了算逑。于是众多饥民相率加入农民，使其队伍越来越壮大....... 明军虽然竭力镇压，但却顾此失彼，劳而无获，收效甚微。

杨鹤文官出身，并不甚懂军事，但也感到仅凭军事手段严厉进剿很难彻底扑灭民变之火。去年（1629）底，清军大举内侵，精锐的陕军主力大部分被抽调北援，杨鹤更感到兵力不足，难以应对，剿灭农民更加力不从心。于是杨鹤便主张在武力威慑的同时，更多采用以招抚为主的方针。

在围剿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暴动军的过程中，杨鹤和其子杨嗣昌皆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史载，杨鹤是湖广武陵（今湖南常德）人，进士出身 ，先后任御史、巡按、右佥都御史、巡抚等官职。天启年间，魏忠贤打击东林党人，他忌恨杨鹤袒护熊廷弼，找借口罢免了杨鹤的职务。崇祯即位后，重新启用杨鹤，任其为左副都御史。杨鹤刚刚复职就上书崇祯帝，认为从万历帝起就滥加税赋，竭泽而渔，各地民变不断，使国家元气大伤，就好比人大病初愈时“风邪易入”，如今陛下应扶正祛邪，培养国家元气。当时的满朝文武大臣都认为他的观点切合时弊。《明史》也记载杨鹤道：

“素有清望，然不知兵”。

意思是他对事物有独到见解，有声望，但却不谙军事。这也基本合乎杨鹤的实际情况。大概正是杨鹤文官出身，不知兵，但看问题比武夫更深更远，所以他力主对农民暴动军采取以抚为主的原则。

招抚是一种怀柔之策，肯定比强力剿杀要稍微容易些。但招抚要能完全收到实效，就要让这些因饥寒交迫铤而走险的饥民生活有着落，回原籍后能生存的下去。招抚遣散他们时不给与一定的生存物资的话，这些受抚之人过后还会揭竿造反的。 所以，征剿需要钱，招安更需要钱。为此，杨鹤在给崇祯的奏疏中不厌其烦地解释并阐述的清楚透彻：

“盖解而散，散而复聚，尤弗散也。必实实赈济，使其糊口有资，而后谓之真解散。解散之后尚须安插，必实实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而复为之真安插。如是，则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必贴然就抚。抚居既定，剿局亦终。......”.

当时,大多数朝臣支持杨鹤的主张。崇祯帝也有些虚伪地声称：

“寇亦我赤子，宜抚之” 。《明史·思宗传》

随后，崇祯帝下拨帑银10万两，作为“招抚流贼”的费用。就在杨鹤准备实施招抚之策时，时间已是崇祯四年初，高迎祥、李自成、 罗汝才等大股农民军迫于官军追剿，已经渡河离开陕西进入山西境内活动，留在陕西的大都是人数较少、力量偏弱的小股农民军。

杨鹤以抚为主的剿寇方针得到崇祯帝支持后，他便派能说会道者持牌四处游说、活动，对活动于陕西境内的各支农民军进行招抚，在杨鹤辅以金钱攻势下，一时间纷纷奏效。各股农民军首领大多都表示愿意接受朝廷招安。例如当时比较活跃的小红狼、黄虎（张献忠）、一丈青、龙红水、掠地虎、郝小泉等都先后受抚，被朝廷予以赦免不死并发给生活费的恩赐，最后 各首领及部众都被安置在延绥河西一带。

杨鹤最成功的大收获应属招抚神一魁一事。当时，神一魁部是陕西各支农民军中实力最强、人马最多的一支，所部拥有6、7万人马，其中多明军溃卒与哗变边军，战斗力比高迎祥、李自成部强悍得多。杨鹤为了招抚神一魁，可谓煞费苦心，他先将神一魁女婿招致麾下，厚加赏赐，和他朝夕相处“同卧起” ，以示真诚相待。

此法很快奏效。神一魁得知杨鹤厚待自己女婿后，果然率众投降。史载，崇祯四年（1631）四月十六日，神一魁亲自到宁州拜见新晋陕西三边总督杨鹤。杨鹤知道他是个桀骜不驯之人，于是摆出一副恩威并施的架势，把神一魁烧杀抢掠、诛杀明官的所谓罪行数落一番，并要他当堂发誓，保证受抚后永不再竖起反旗，不再复叛，然后宣布赦免其罪，将其部下缴械遣散，发给饥民印票（可兑换银两），再送返各自原籍。

在杨鹤的一番运作下，一时间，陕西各地各大小农民军几乎全部接受了朝廷招抚。杨鹤不厌其烦地向所有受抚农军将卒宣读崇祯帝的赦罪诏书，然后让他们当场宣誓，保证今后永不再造反起事 ，然后发给他们一些钱粮，将其遣散回乡。

招抚政策推行了3、4个月后，此前遍及陕西境内的各支“流寇”队伍均销声匿迹，三秦大地遍是干柴烈火的危急形势暂时得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