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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四年，旧金山市土生土长的二十一岁美国华人黄金德回国探视父母。隔年返美时美国政府禁止他入境。尽管先前两度受挫，美国华人还是针对这案子申请提审，黄金德主张他是在美国土生土长，所以应该享有美国公民身份。这官司同样也一路打到美国最高法院。
这案子关乎美国公民身份的定义。美国最高法院会支持“出生地主义”的法律原则，也就是让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都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吗？还是会改采以种族为根据的“血统主义”，让小孩能否拥有美国公民权完全取决于爸妈是不是美国人？
1、两个有关华人的案例理论上，在《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通过后，美国的公民权制度即使走上了“出生地主义”的路线，但政府却还是未能完整地保障美国黑人与原住民的公民权。从法律层次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美国出生的非白人是否能够和白人一样享有平等的公民身份，还是注定永远被当成下等的外国人？
黄金德的案子迫使法院做出最后决定。
最高法院以六比二的投票结果裁定黄金德胜诉，并且在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正式宣告：
即使爸妈没有资格归化为美国公民，但任何在美国出生的小孩一出生便拥有美国公民的身份。
首席大法官梅尔维尔·富勒（Melville Fuller）在他撰写的不同意见书中坚称，所有华人无论是不是在美国出生，都不该有资格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因为他深信华人无论住在哪里都应该效忠大清帝国。
但大法官何瑞斯·格雷（Horace Gray）代替其他五位大法官起草判决书，宣称“尽管国会或各种条约都不准许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归化成为美国公民，但事实上《美国宪法》的条文还是清楚明白地规定‘所有出生于美国的人都应受美国管辖，而且也是美国公民’，因此不能够排除那些在美国出生的华人。”
包括黄金德的案子在内，华人在美国打了好几个重要的官司，而这些官司可以说都是美国人为了争取民权而展开法律大战的先例。另外一个代表性的官司则是“益和洗衣店控告旧金山警长霍普金斯”，这案子也为美国确立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标杆。
一八七三到一八八四年之间，旧金山市监督委员会通过了十四条不利于华人的洗衣店法规，其中一条消防安全法规规定所有设立在木造建物里的洗衣店都应该由店主提出执照申请，否则就会被课以重罚并遭囚禁六个月。因为该市所有华人开的洗衣店都开设在木造建物里，华人认为这法规意在歧视华人，并企图打击华人生计。
几乎所有华人提出洗衣店执照申请都遭监督委员会驳回，华人洗衣工们以违背法规来进行抗议，让洗衣店维持正常营业。到了一八八五年，该会拒绝一家“益和洗衣店”的执照申请，但事实上在这之前该店早已拿到市政府的许可证，通过防火与卫生的检查。
华人洗衣同业公会的反制之道是提起集体诉讼，官司还打到了最高法院，据最后判决结果指出：尽管该法规“表面上看起来合情合理，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但在执法时却不是如此。最高法院的结论是，任何法律如果在实施时不能毫无偏私，无论实施对象是美国公民或外国人，都是违宪的，因为这抵触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
尽管最高法院判决让华人社群松了一口气，但打赢官司并不总是代表在美华人社群能够赢得敬重，也不一定能帮在美华人挣得民族尊严。相反的，在十九、二十世纪交替之际，地方与联邦政府屡屡以各种可耻的手法霸凌华人，这让他们更进一步体认到，如果没有地方官员支持并实现法院的判决内容，那么任何判决都是没有意义的。
2、庚子拳乱的波及一八九九年，夏威夷的美国官员得知香港有少数人死于鼠疫。因为他们害怕疾病已经传染到檀香山，所以禁止该市华人登船前往美国。此外，该市卫生局还烧毁了檀香山中国城的一部分。
旧金山的卫生官员也有样学样，关闭所有华人开设的公司行号，并且规定华人在离开该市之前必须先接受预防注射。这些违法措施促使华人王伟把旧金山公卫部门告上法院，结果在地方法院与联邦上诉法院都赢了。
一九○○年五月，法院命令旧金山公卫部门必须停手，但公卫官员不愿从命，还找旧金山市监督委员会来助阵。过没多久，市政府不顾法院命令，把中国城包围起来，设下路障，借此进行彻底检疫，甚至还有官员提议放一把火烧了中国城，将其夷为平地。
后来，经过“六大公司”与其律师团、华人媒体、当地中国领事与清廷派驻美国的钦差（即大使）的共同努力，才得以让市政府停止检疫，中国城也才得以免于彻底毁灭的命运。
就在此时，中国爆发了庚子拳乱，这让华人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这些乱匪自称“义和团”，全都是一些赤贫的农民，他们把中国的经济不振都怪在外国人头上，在华北流窜的过程中围攻、屠杀了许多白人基督徒与改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就连北京的传教士与外交官也无法幸免。
尽管美国的华人移民与拳匪之乱毫无关系，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注定要让他们吃苦头。拳乱之前，清廷驻美钦差每每能够直接与华府对话，帮助美国的华人社群。如今中国国力愈加积弱不振，事实上几乎已成为列强的附属国，所以中国官员再也没有帮华人请愿的影响力了。
不过，华人还是持续针对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提出抗议。“我们帮你们建造铁路、开矿垦荒，帮忙打造出今日加州的伟大光景，”十多年后一群华人在写给总统的请愿书里写道，“结果这一切让我们得到什么回报？只有被虐待、羞辱与囚禁。我们恳求总统帮忙改变现状，让我们获得人道的待遇，而非动不动就被当成罪犯。”
不过无论在西部或华府，一切都没有改变。
《吉尔里法案》的禁令在一九○二年到期后，国会再度通过另一个排华法案，这次无限期地禁止华人入境，而且持续拒绝让在美华人得以归化为美国公民。
一九○四年，旧金山市第一份华文日报《中西日报》的创办人伍盘照描述了当时在美华人的处境：
“无论是商人、官员、教师、学生或观光客，华人在美国都被当成是狗。因为是狗，出门前必须戴上能够证明法律地位的项圈。否则就会像没有登记注册的无主流浪狗一样遭到逮捕，关进拘留所。”
他所谓的“项圈”就是指华人必须申请的居留证明。
就在情况似乎不能更糟时，更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九○五年最高法院宣告了“美国政府与朱台诉讼案”的判决结果。
在此必须先加以说明，历年来的各种排华法案其实都没有达到完全排华的效果。即使当年由佩吉参议员提出并通过的第一个《排华法案》也规定了华人商贾、教师、学生（及以上三者的家仆）可以入境。所以从一八八二年到这时，还是有少部分华人可以入境，有些人在美国永久定居，也有些人本来就是美国公民，离开后又重返美国。
但是针对朱台的案子，最高法院的判决是：往后若有华人移民在返美时遭到拒绝入境，即使他们宣称自己具有美国公民的身份，还是不能够到法院去申请驳回美国政府的决定。这等于是将美国华人能否入境的决定权交给主管移民事务的联邦政府商务与劳动部长。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声称，商务与劳动部长的决断“就是最终的结论与决定，即使请愿者声称自己具有美国公民身份也一样”。
尽管最高法院先前在黄金德案中声称华裔美国人的美国公民身份是不能被剥夺的，但此时在判朱台的案子时却出尔反尔，而且显然不觉得这有何不妥。
这个新的判决结果等于让美国的华人公民失去了正当的救济途径，让主管移民事务的政府机关有权决定谁具有公民身份，其裁决结果完全不需经过法院再度审议。根据某位纽约法官所言，移民官员的权力大到“可以将某个外国人强行拖走关起来，然后丢上船，任何人都无法介入过问”。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在移民官员获得最高法院给予这等大权后，华人获准入境的比率开始大幅减少。从一八九七到一八九九年之间，7762位申请入境美国的华人里只有725位被拒绝，遭拒的比例为十分之一；后来在一九○三到一九○五年之间，比例已经提高为四分之一。
3、中国本土抗议的效果奇怪的是，面对美国的种种歧视措施，最激烈的抗议并非来自美国本土，而是在中国爆发了。一群有志之士发起抵制美国货、不与美国人做生意的活动，直到美国撤销各种排华政策。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七月二十日），朱台一案的判决发布后，上海的中国人展开全面抵制美国的行动。他们不但不为美国人开设的洋行当买办、翻译，不当美国人的佣工，也将住家与商号迁出美国人所拥有的建物，若有小孩在美国人开设的学堂就读，便办理转学。开设在租界以外上海市区的公司行号有百分之九十都挂出支持抵制美国的标语。（当时上海分为中国人居住的地区与各国的租界，来自西方国家的租界居民享有治外法权，不受清朝法律的规范。）中国商人纷纷与美国公司解约，并且拒绝购买或代销美国产品。抗议人士阻止美国船只卸货，各大报也拒绝刊登美国人的广告。
抵制运动本来只在华中、华南的沿岸大城进行（广州地区本来就是北美大多数华人的家乡，所以为这运动提供了大量金援），后来发展到中国的内陆省份与其他国家。抵制运动成为中国的全民运动，据当时前往中国造访某间山顶寺院的一个美国旅人所言，“就连一些老僧都想要跟我谈一谈。”
亚洲各地的海外华人社群也支持这个运动，美国与夏威夷的华人纷纷慷慨解囊捐款，常举行支持抵制运动的大型集会与募款活动。本来如同一盘散沙的各阶层美国华人，包括华商、华工、记者、基督徒甚至堂会份子，居然能暂时放下歧见，为同一目标努力打拼，真是非常罕见的情况。
抵制运动的影响力重创了美国人在中国的生意，美国的贸易损失在三千到四千万美元之间。受到伤害的包括美国北部的纺织工厂，还有南部的棉花庄园。在广州，标准石油公司原本每个月有九万桶燃料的销售量，结果大幅减少为一万九千桶。
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商誉一落千丈，就连英美烟草公司都发现中国代理商不愿收他们的免费香烟。
一年后美国政府介入，对清廷施压，要求打压抵制运动。清皇室在庚子拳乱后蒙受奇耻大辱，元气大伤，只能让步，这无疑是因为他们觉得必须赶快采取行动，以免遭到美国报复。不过，清廷之所以愿意打压抵制运动，也可能是因为另一个理由。在当时，虽然抵制运动的目标只有美国人，但这个运动还是可能会演变成国内的反清革命，将王室推翻。于是光绪皇帝发布御令，要求地方政府打压抵制美国的运动。
虽然遭到清廷打压，但抵制运动在中国与美国都产生了具体的成效，尽管并未促使美国政府取消排华政策，但各种针对华人的恶劣凌虐的确已缓和下来。
伍德罗·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发布行政命令给全美各层级的移民官员，要求不得虐待华商与其他合法的旅美华人，并且提出警告：如有官员不善待那些持有合法文件的华人，将会遭到开除。
在处理华人的入境程序时，美国政府一改原本推托延迟的习惯，并且放弃了要求华人注册的全新政策，还有那原本从一九○三年开始采用的“贝蒂荣身份辨识系统”。
由十九世纪法国警官阿方斯·贝蒂荣（Alphonse Bertillon）所开创的身体测量识别系统，也因为要求华人裸体接受测量有辱人格，而遭到取消。这些措施很快就产生了明显的成效。
一九○三年，华人在取得美国驻华领事的签证后，还是有百分之二十九的人会遭到境管机关拒绝入境；但在抵制运动后，境管机关的拒绝率已于一九○六年降为只有百分之三。
但更重要的是，老罗斯福总统以最高元首之姿为美国对待华人的方式定下了新的基调。罗斯福在国会演说时表示，“自从去年夏天的抵制美国货运动后，为我们带来许多麻烦。”
他并且提出警告，“如果希望中国人善待我们的在华学生、贸易商与商人，我们就该以最宽宏大量的公义精神与礼仪来对待在美国的华人学生、贸易商与商人。”
排华移民法规实施后，经年累月下来，导致新移民的人数大为锐减。
《排华法案》通过一年后，有80031名华人在一八八三年入境美国。这里面有多少是回中国探亲后返国的美国华人，有多少是第一次前往美国？我们不得而知。
到了一八八四年，入境华人的人数降为279人。一八八五年为22人。一八八七年更是只有十位华人入境美国。能入境者几乎都是上层阶级人士，像是学者、富商、专业人士与外交官。与此同时，为了避免遭到迫害与屠杀，许多在美华人开始迁居他乡。从一八九○到一九○○年之间，在美华人男性的人数从103260人降为85341人（当时在美华人有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男性）。
4、天灾人祸不过，虽然人数不明，但还是有很多华人无惧于《排华法案》的局限，即使耗尽积蓄、赌上一命，也要进入美国。理由在于，即使美国的情况再怎么恶劣，赚钱的机会还是比较多，这让他们愿意承担各种风险。有些华人先设法前往加拿大、墨西哥或加勒比海地区各国，然后试着搭火车或搭小船偷渡入境。许多人没能成功。根据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边境巡警纪录显示，常有小船翻覆，华人偷渡客几乎溺死，也有华人上了前往美国的汽船，躲进米箱里。“检查人员会拿东西往白米里面戳刺，躲在里面的人有可能被戳死，”
某位移民回忆道，“有时某些人会躲进棺材里，结果很可能被闷死。”成功偷渡的人不多，因此人数无法补齐大量流失的在美华人人口。
讽刺的是，帮华人打开移民美国窗口的，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历史性天然灾害，许多华人与其他美国人的人生从此改变。一九○六年四月十八日清晨五点十三分，旧金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
“我和表亲睡在华盛顿街上商店的地下室里，”当时还在读中学的华人梁修回忆道，“他叫醒我，我感觉到天摇地动，屋里的灰泥像下雨一样不断落下。我还以为自己在海上。我赶紧穿上衣服冲上街头。对街的一栋建物倒塌了。”
惊慌失措之余，旧金山中国城有数以千计的华人涌入占地广大的花园角广场。
据一位消防员回忆当时的情景：
“地震发生后似乎不到几分钟，那广场上就挤满了好几百名男女老幼的华人，身穿各种不同的服装，激动惊恐之余大家都叽叽喳喳，比手画脚讲个不停。”
《中西日报》也报导了当地居民的狼狈模样：
“大家拿着细软离开，一边走一边回头，有些人郁闷不已，也有人轻轻啜泣。”
比较有钱的华人害怕遭到白人暴力相向，选择逃离旧金山，但缺钱的穷人却只能留下来。由于过去遭白人迫害的记忆犹新，有些华人根本不敢到市政府设立的救济站觅食暂住。市府调兵维持治安，但有些士兵却抢夺华人的财物，或要他们做苦工。市政府的官员不太确定该把华人安置在哪里，安置场所一再更换，每次在迁移的过程中都有白人居民咆哮抗议，因为他们害怕华人会变成自己的邻居。
最后，市政府将华人灾民迁往普西迪要塞旁的偏僻空地，结果却让白人得以彻底洗劫中国城。虽然当时中国城只剩下被烧焦的断垣残壁，却还是有数以千计的男女老幼白人，到那里去搬走一袋袋被烧熔的铜器、水壶、茶壶、艺术品与其他珍贵物品。
城里到处有人在洗劫财物，但因为政府不允许华人返家保护财产，所以许多华人开设的银行、商号及华人住家的银库与保险箱都遭盗贼洗劫。为了避免全城陷入烧杀掳掠的无政府状态，政府下达了“格杀勿论”的命令，但进驻中国城的陆军军官却袖手旁观，拒绝执行命令，声称他们无法分辨真正的盗贼与出于好奇而捡十物品的无辜百姓，但这显然是荒谬无比的遁辞。
根据当时遗留下来的一些记录显示，就连旧金山湾区一些高贵的居民也加入了洗劫的行列，《旧金山纪事报》指出其中不乏“铁路界高官”、“奥克兰与旧金山的社会名流与知名商人”，就连军方也来凑一脚。
清廷派驻旧金山的总领事在四月二十一日向州长提出抗议，表示“国民警卫队把中国城里有价值的东西全都抢走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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