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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未结束，刚刚继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在致国会的咨文里就表明了美国“已取得世界领导地位”，现在应该去巩固这种地位，杜鲁门和政府、军界的其他要员，公开炫耀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美国手里的王牌——原子弹，为美国称霸世界制造“美国万能”的舆论。杜鲁门吹嘘原子弹“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东西”。
海军上将李海在广播演说中宣称：
“美国拥有两支力量无与伦比的舰队，世界上装备最精良的陆军和最强大的空军。还同我们的英国盟友一起掌握了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武器的秘密”。
然而，美国称霸世界的企图从一开始就受到挫折。
1、苏联的冷战宣言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大大增强，领土面积得到扩张。苏联军队在追击纳粹军队的过程中，进入东欧、中欧等地区，帮助一批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
这样，美国和苏联就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地区——欧洲，形成对峙的局面。在出兵对日作战时，苏联的军事力量又进入苏联以外的远东地区。出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苏联在西欧国家和世界上其它国家中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
总之，二次大战结束后，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军事、政治大国，是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国相对抗的国家。战争末期，苏联就在如何划定欧洲势力范围等问题上与美国发生严重分歧。
一九四五年波茨坦会议以后，美苏在波兰、德国等问题上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两国之间的反法西斯联盟随着战争的结束迅速解体，转面出现了美、苏对抗的国际紧张局势——冷战。
“冷战”一词，最早由美国政论家赫伯特·斯奥普于1946年初在为参议员伯纳德·巴鲁克起草的一篇演说稿中提出。1946年4月，巴鲁克在一次演说中第一次公开使用“冷战”一词来形容美、苏对抗的国际紧张局势。同年9月，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发表一系列论述“冷战”的文章，从此“冷战”一词广泛流传。东、西方的许多学者都使用这一词来描述战后美、苏对抗和杜鲁门政府所制订的反苏、反共的外交政策。
处于美苏对抗之中的广大中间地带，政治形势也发生很大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旧的殖民主义体系受到沉重打击，一蹶不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在亚洲和非洲的广大地区，出现一个推翻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许多国家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日益壮大，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占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着特殊的伟大意义。
陷入经济、政治危机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改善经济生活，争取民主权利，锨起了大规模的罢工浪潮。上述各种人民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对战后美国的对外扩张政策造成严重的威胁。
而这些斗争又或多或少地和苏联有些联系。
所以，大战结束以后，杜鲁门政府便把苏联作为争夺世界霸权的主要竞争对手，加紧制订“遏制”苏联、控制美、苏之间广阔中间地带、建立美国世界霸权的冷战政策。
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选民大会上发表了战后苏联内、外政策的纲领性演说。
斯大林在演说中分析了现代战争的根源，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第一次危机的结果就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苏联的五年计划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要增加煤、钢铁和石油等产品的生产。
斯大林的这篇演说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统治阶级中引起震惊和强烈反应。
有人说：
“这（篇演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而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后来则把斯大林的演说称为苏联的冷战宣言。
2、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斯大林演说发表两周以后，美国驻苏代办——著名的“苏联通”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回一封长达八千字的电报。
在电报中，凯南对所谓战后苏联人的心理状态、理论教条以及对外政策的宗旨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提出一套完整的以武力为后盾“遏制”苏联的政策性建议。凯南的电报正好适应了杜鲁门政府的需要，因而受到重视，成为政府制订对苏遏制的冷战政策的理论依据。
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正在美国进行访问的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杜鲁门总统的亲自陪同下，前往密苏里州富尔敦城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反苏、反共“铁幕”演说。
丘吉尔在演说中对战后初期的国际形势进行了分析，声称：
“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边的里亚斯特，一幅横贯欧洲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他说，在铁幕的后面，中欧和东欧国家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受到苏联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面对这种情况，西方国家不能视而不见，实行绥靖政策。他要求“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权力顶峰的美国尽到自己的责任”。
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引起许多喝彩。一些西方历史学家认为丘吉尔的演说与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针锋相对，是东西方世界的冷战宣言。
对于杜鲁门来说，丘吉尔的演说正中下怀，无异于替美国发出冷战的信号。一个月以后，杜鲁门在芝加哥的一次演说中与丘吉尔的演说相呼应，鼓吹美国的所谓“世界历史的责任”，进一步表明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
他说：“美国今天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她更强大。这不是自吹自擂。…这意味着，我们拥有这样的力量，就得挑起领导的担子并承担责任。”
经过统治集团内部的一番激烈争论和紧张准备之后，杜鲁门政府利用希腊人民武装革命斗争和土耳其与苏联领土纠纷的所谓希土危机，抛出了以反对极权主义为名、行称霸世界之实的杜鲁门主义。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咨文，他在咨文中首先强调希腊、土耳其问题所引起的严重局势，接着声称：
“通过直接或间接侵犯而强加于各国自由人民的极权政体，削弱了国际和平的基础，因而也危害着美国的安全。”
然后又鼓吹“美国责任论”，说：
“由于事态的急速发展，伟大的责任已经降临我们头上。”
杜鲁门在咨文中要求国会批准向希腊、土耳其提供四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杜鲁门的这篇咨文，后来被人们称之为“杜鲁门主义”。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是战后美国以反苏、反共为核心的冷战政策的第一项重大决策和第一次公开宣言，正式标志着美、苏冷战的开始，并为战后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美国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
二十多年以后，美国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评论道：
“杜鲁门主义的反共思想，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以压倒一切的优势形成美国对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
自从抛出杜鲁门主义之后，杜鲁门政府又接二连三地在外交政策方面采取步骤，贯彻杜鲁门主义的宗旨。
例如，一九四七年六月提出并于一九四八年四月正式实施马歇尔计划，向西欧国家提供巨额经援，以控制西欧和挽救资本主义体系；一九四七年九月签订控制“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的美洲国家互助条约（即里约热内卢条约）；一九四九年一月提出通过向世界落后国家提供技术援助，进行经济、政治扩张的第四点计划，以及同年签订旨在建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军事集团的北大西洋公约，等等。
这些措施发展和补充了杜鲁门主义，与后者一起构成了战后初期美国对外扩张的冷战政策的基本内容。
3、欧洲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就在美国制订和推行以杜鲁门主义为标志的冷战玫策的同时，苏联采取了一系列与美国相对抗的反措施。
一九四七年九月，苏联就和欧洲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波兰召开会议，宣布成立欧洲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这一事件震动了西方国家，许多人惊呼这是第三国际的复活。
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苏联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党、波兰共产党、罗马尼亚共产党、保加利亚工人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该情报局从成立到1956年4月解散，前后共存在八年零七个月。它在成立以后，尽管在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等方面做了些工作，但在苏联共产党的操纵下，在处理各国党相互关系方面完全违背了独立自主、互相尊重的原则。
1948年6月，情报局在苏联共产党的把持下，利用集体“制裁”手段，把表现出一定独立性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接着株连东欧各国党，制造了一系列所谓“与铁托集团勾结”的“叛国事件”，给欧洲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一九四八年二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二月事件，联合政府中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成员被清除出政府，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捷克二月事件使美、英等国大为吃惊和恼火。杜鲁门于同年三月十七日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就此公开点名攻击苏联，说苏联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摧残了中欧、东欧一系列国家的独立和民主。
一九四八年六月至一九四九年五月，苏联为了迫使美、英、法放弃建立西德单一国家的计划，对柏林实行全面封锁，切断柏林和德国的西占区的水、陆交通。这一措施一度造成美、苏两国剑拔弩张的对抗局面。后来，为了打破苏联对柏林的地面封锁，美、英、法对柏林实行大规模空运，同时对德国苏占区实行反封锁。
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苏联为了加强同东欧国家的经济、军事合作，先后同东欧各国签订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和友好合作条约。一九四九年一月，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的经济互助委员会。苏联还采取措施，按照苏联军队的模式，帮助东欧各国建立起规模可观的军队。
这样，由于战后美、苏矛盾的激化，在国际上就形成互相对抗的两大阵营。从此，以美、苏冷战为中心的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尖锐化。
4、杜鲁门一手策划的反苏宣传杜鲁门政府在制订和推行以欧洲为战略重点的冷战政策过程中，遇到来自统治集团内部以前总统赫伯特·胡佛、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为代表的“亚洲第一派”的反对，也受到以前副总统、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为代表的主张与苏联合作一派的非难，尤其遭到国内人民的普遍不满和对抗。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美国人民钦佩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重大贡献，怀念和苏联人民并肩作战而结成的友谊，希望美国政府与苏联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即便当时美国的报刊，大多数也主张保持战时美、苏同盟关系。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纽约麦迪逊广场举行的美、苏友好大会上含沙射影攻击苏联时，全场哗然，艾奇逊被轰下了台。他不得不在一名警察保护下，由小道脱身。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后，美国人民举行游行示威进行抗议。
面对这样的国内政治形势，杜鲁门政府为推行冷战政策，便倾全力开展一场宣传运动，大造苏联扩张和共产主义威胁的舆论，造成一种紧张气氛；似乎一场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另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又将临头。
一九四六年三月间，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伊朗与苏联发生领土纠纷的紧张时刻，公开以“我们将使用军事实力”相恐吓。“接着，美国炮舰两次开到伊朗、土耳其海峡游弋示威。美国报刊也改变了调子，配合政府的宣传。
一九四六年五月六日，赖斯顿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说：
“苏联正利用其经济和军事力量，支持整个欧洲的共产主义分子。”
九月九日《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写道：
“有资格可以判断这种担心的美国官员说，他们已肯定，苏联政府已作出决定，如果共产主义要存在下去的话，资本主义必须予以摧毁。”
一九四七年七月，凯南以“X”署名，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一篇文章，进一步阐述八千字电报的内容，鼓吹遏制苏联的理论。
随着美苏关系的不断恶化，反苏、反共宣传的调门越来越高。杜鲁门甚至亲自出马，多次进行这种宣传。
他在一九四八年的一次演说中说：
“共产主义就是否认上帝的存在。…这种对我们自由和信仰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所必须正视的。”
在另一次演说中，他宣称：
“今天，我们更加尖锐地面临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威胁。这个运动是国际范围和来源于一个中心的，在全世界推翻民主制度。”
冷战是开端，而且它首先强调的是外交领域方面，但很快便发展到国内相应部分，对内部‘敌人宣战了。”
美、苏对抗的国际紧张局势，杜鲁门政府推行冷战政策和进行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威胁”的宣传，对美国国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国内政策的反动，掀起一股反对“国内共产主义威胁”、迫害民主进步势力的政治狂热，而且最终为麦卡锡主义的兴起造成有利的政治气氛。
5、杜鲁门的忠诚调查法令大战一结束，美国国内的反共势力就开始活跃起来，利用一些所谓间谍案件大做文章，宣扬美国存在着国内安全问题，即国内面临着共产主义威胁。
一九四五年六月，美国发生“盗窃”国务院文件的《亚美》杂志案。美国战略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先后从《亚美》杂志驻纽约办事处搜出一千多份美国国务院文件，其中有五百四十份是机密文件.联邦调查局借此逮捕了《亚美》杂志主编菲利普·贾非等六人。
同年九月，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馆武官处密码员伊戈·古津科携带大批机密文件叛逃。经过审查，加拿大政府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宣布，有二十三名身居要职的加拿大人把原子弹的秘密和铀的样品提供给了苏联人。这一案件涉及到参加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的英国核物理学家克劳斯·富克斯等人，并导致了几年以后的美国罗森堡夫妇原子间谍案。
这些案件在美国引起“国内存在着共产主义威胁”的喧嚷。一九四六年十月，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在美国退伍军人团代表大会上宣称，共产党人已渗透到国内各个角落，国家面临着实现共产党人“可怕阴谋”的威胁，共产党人在竭力破坏美国的生活方式。
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主席托马斯不久又说：
“我们应该考虑这个事实：最近十年来，在美国，共产主义在有利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了。我们最近两年的任务，就是彻底根除共产主义。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采取揭发、解释和追查的手段。第一种和第二种手段包括在我们委员会的职能内，第三种手段是联邦调查局的职能”。
联邦调查局加强了对美国共产党和进步组织的特务活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和国会参众两院的其它委员会，抓住《亚美》杂志案件加紧开展反共调查活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共和党在中期国会选举中获胜。在竞选中，共和党人曾把反共写进了竞选纲领。共和党控制的新国会所策划的反共调查，至少在三十五项以上。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在杜鲁门主义宣布九天之后，杜鲁门发布了第九八三五号总统行政命令，即“忠诚调查法令”。杜鲁门政府为贯彻这项法令，制订了所谓忠诚计划，设立了联邦忠诚审查委员会，各政府部门也成立各自的忠诚审查委员会。
杜鲁门的忠诚调查法令规定：
凡是进行间谍、卖国、扰乱社会治安、鼓吹以革命或武力推翻宪法政府等活动或与这些活动有联系；凡是参与或同情“司法部长指定为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或颠覆的组织或指定为鼓吹以非宪法手段改变政府形式的组织”，都是不忠诚的行为，忠诚审查委员会可根据这个标准解雇政府雇员或拒绝雇佣申请政府职位的人。
该法令适用于二百五十万联邦政府雇员，也同样适用于任何一个申请联邦政府职位的人。在忠诚调查法令发布的同月，司法部长克拉克公布了联邦调查局认为是“不忠诚的”八十二个组织的名单。在这些组织中有美国共产党，其他大多数组织是民主、进步团体，而一些法西斯组织却不在其列。克拉克的“不忠诚”组织的名单在后来的几年里又几经补充。
杜鲁门的忠诚计划的严酷性，在美国历史上的和平时期是前所未有的，因而遭到广泛的谴责。
许多美国法学家指出：
该计划在“忠诚”的涵义上模糊不清，在审查程序上与宪法第六条修正案相抵触，因此是违反美国宪法的，具有明显的反民主性质。
“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是彼此紧密联系着的”，杜鲁门发布忠诚调查法令的主要政治目的，是以反共的对内政策，配合其反共的对外政策，同时，也是为了在共和党控制新国会，加紧进行反共调查，甚至可能向政府发难的情况下，掌握反共的主动权。
在忠诚调查法令发布后不久，杜鲁门在写给前宾夕法尼亚州州长艾尔的一封信里承认：“赤色危险”是稻草人。他写道：“我认为国家现在并没有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
6、美国的“白色恐怖”起初，杜鲁门认为忠诚调查法令是自已的得意之作。然而，这个法令所煽起的美国国内反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政治狂热，倒被共和党人加以利用，攻击杜鲁门政府企图掩盖其内部的安全问题，最后使杜鲁门既不能给他亲手发动的忠诚运动泼冷水，又无法从他自己为了“吓唬”美国人而编造的反共滥调中摆脱出来，于是他一时竟动弹不得，眼看人家在他脚下耕地散种，让“麦卡锡主义的野草丛生”。
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里哀叹道：
“美国的安全计划被煽动家和投机性报纸恶意地用来恐吓和迷惑美国人民，这真是我们时代中的悲剧。”
但悲剧的原作者正是杜鲁门本人。杜鲁门的忠诚调查法令打开了反共、反民主的政治迫害洪水的闸门。从此，美国进入所谓忠诚宣誓的年代。在忠诚计划实施的五年里，联邦调查局逐名审查了四百万左右的联邦政府雇员和申请联邦政府职位的人，其中包括邮政工作人员和内阁官员；对一万人进行了全面调查，对九千零七十七人提出了初步控告，其中有二千九百六十一人由地方忠诚审查委员会传讯，有三百七十八人被解职。但在这些被解职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是间谍。
他们都是依照所谓开除的标准一一“合理的根据”，在不能与告发人对质的情况下被解职的。有些人仅仅因为认识对共产党表示过同情的人而受株连。
例如，一位政府雇员有一个大学时代的同学，两人已有十五年没见面。那位同学因被指控为共产党员，请求老同学帮忙。这位政府雇员不忘旧谊，捐给他一些钱作为律师辩护费用。最后，那位同学被宣布无罪，而这位政府雇员却被扣上了“不忠诚”的帽子。
忠诚调查是一种恶劣的政治措施。它鼓励人们去探听有关同事、朋友、邻居以至亲戚的私事，向有关部门进行秘密检举、揭发。忠诚调查法令中特别规定，工作人员有权写信指控，“只要安全考虑许可，…写得越具体、越完整越好。”
忠诚调查造成了普遍的猜疑、恐怖气氛，“因为任何人都不会了解，他的忠诚委员会对他到底做了些什么，或在他们的同事中谁可能是一个告密者”。
威廉·曼彻斯特写道：
“一个人受到全面调查，这件事本身往往就足以使这个人丢脸，使他家庭蒙羞受辱。从开始对他进行忠诚调查那天起，他就成了嫌疑分子，在他证明自己是无辜以前，在人们心目中他已经是有罪的。被调查局官员讯问过的邻居们，在街上不和他打招呼，不接受他妻子的宴请，也不让他们的孩子和他的孩子一起游戏。他的儿子可能不能参加童子军。”
杜鲁门政府的忠诚计划，在煽起战后美国反共歇斯底里、制造反民主政治迫害方面，产生了极为恶劣的作用。
在忠诚计划的影响下，大多数州政府和较低一级的地方政府，都制订了各自的忠诚计划，设立了忠诚审查委员会。私人企业、社会各界以至军队也都进行忠诚调查或忠诚宣誓。
据估计，在战后初期美国有多达一百三十五万人，约占全国劳动力的五分之一，受到不同形式的忠诚或安全调查。在加利福尼亚等州，数以千计的学校董事会和大学评议会，都要求教师进行忠诚宣誓并对他们进行安全审查，把那些拒绝这样做的教师开除。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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