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兴时期的名臣胡林翼，长期担任封疆大吏之职，对官场那些潜规则那是门儿清。在他眼中，伺候皇上、对付上司、驾驭下属都不算事儿，可六部里的书吏，那才是最让人头疼、最难缠的角色。
《清稗类钞》里记录了胡林翼对六部书吏的一番评价之语。
大清律容易遵守，可那条例却难以全知晓；刑律容易弄明白，吏部的处分律却难以尽掌握。这简直是吏部的生财之道，对实际政务没一点好处。地方官员尽心竭力办事，却被部吏拿捏短处，真让英雄壮志受挫啊。
不只是胡林翼曾在六部书吏那里栽过跟头，像曾国藩、李鸿章，还有大清朝一众封疆大吏，都不同程度地遭受过部吏的要挟与勒索，这些部吏着实让官员们头疼不已。
六部书吏为何能权力大到凌驾督抚，甚至比尚书、侍郎还威风？这背后究竟有何缘由。御史精心梳理相关文献，撰写此文，目的就是让大家对六部书吏有全新且清晰的认知。
【根子出在六部堂官身上】
六部作为政务繁杂的行政部门，对堂官业务能力要求颇高。在明代，尚书、侍郎大多从本部主事起步，逐步升任员外郎、郎中。唯有在同一部中长期任职，才能熟知部里各项事务，不被书吏轻易左右。
清代情形颇为复杂，六部堂官采用满汉双轨制，旗人在提拔任用方面享有优先特权。这种有失公平的任官举措，搅乱了原本的官场秩序，让六部堂官业务能力大幅下降，最终致使书吏得以掌权。
科举时期产出的进士，并非天然就能成为合格行政人员，都得经过长时间历练才能称职。可现状是，汉族官员有深厚底蕴且能力出众，却当不了该部门掌印官。这种不合理官制，是造成六部政务不振的一大关键因素。
清中期往后，六部的堂官和司官大多对部里事务不太熟络，各类案牍文件都得依赖书吏处理。于是乎，堂官每次办理案子，必定交给司官去办，司官又必定转手交给书吏来做。
换而言之，六部里的尚书、侍郎，还有各司的郎中、员外郎，都不算六部实际掌权者。那些繁杂难理解的律例，几乎没人愿意深入研究，而具体的部里事务，得由书吏来处理。
清代书吏掌权，六部堂官调任频繁也是一大关键因素。熟悉清史的人都知道，皇帝为强化皇权，极少让大臣在同一部久任尚书之职，通常每三年或五年就会对其进行岗位调动。
书吏和其他职位不同。虽说朝廷规定书吏任期三年，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家族世代都在同一部门任职，父退子继、子亡孙接是常有的事。不知不觉间，六部书吏成了“世袭”的编外专业岗位。
清代六部有个很贴切的说法，“铁打的书吏，流水的堂官”，这描述一点都不夸张。书吏相对稳定，而堂官更换频繁，这就像铁铸之物与流动之水，精准呈现了六部人员任职的特点。
【六部书吏何以对封疆大吏指手画脚？】
书吏虽不算官员，从书面规定看地位卑微，然而实际情况中，堂官和司官都颇为忌惮他们。要是稍微有让书吏不满之处，他们便会搬出各类律例，在暗地里和堂官、司官对着干。
那时，书吏称司官为“某老爷”，司官则称书吏为“某先生”。官吏间偶尔会起争论和矛盾，堂官、司官常摆摆官威，可他们心里有数，绝不敢得罪书吏，就怕在具体办事时被书吏使绊子。
书吏并非朝廷在编的正式官员，朝廷在仕途方面对他们限制颇多。就算书吏有机会进入官场任职，也只能担任八九品的小官职，发展空间相当有限。
书吏在官场难有立足之地，便把“利”当作唯一追求。自识字起，父辈不会教他们四书五经，而是让其学习律例，还传授各种捞钱的门道，为的就是在往后能多捞取好处。
六部之中，吏部和户部的书吏最是获利丰厚。吏部书吏多向地方官索贿，依官场不成文规矩，外官获得职位后，必然要到吏部疏通关系。就拿选任知县来说，若钱财给足，便能谋得肥差。
吏部的书吏一贯贪得无厌，对于各类官职空缺，他们没有明确的定价标准，奉行的原则就是“谁出价高谁就能得到”。不管出身如何、年资怎样，只要舍得花银子打点，在书吏的一番操作下，都能谋得肥差。
反过来也一样，要是银子没给足，不管出身多么显赫、资历多么深厚，都会拿各种规定当借口进行阻拦。而真正不依靠银子打通门路，凭借自身本事获得职位空缺的，一百个人里超不过一个。
户部书吏天天和钱粮事务打交道，他们钻了朝廷奏销制度的空子，大肆索贿。而地方督抚最头疼的，就是这些难对付的书吏，他们就像难缠的小鬼，让人防不胜防。
不管是地方各项开支，还是军费报销流程，都得经过户部书吏这一关。乾隆时期备受宠信的福康安，曾因军费报销的事得罪了户部书吏，差点被乾隆帝降罪。后来他反应过来，给书吏送去十几万两好处费，才化解了这场危机。
户部的书吏索贿数目相当惊人，通常会按奏销比例来分成获利。依照野史所述，他们索要的贿赂大概占奏销总额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十。
曾国藩攻克天京后，安排人前往户部报销军费。出发前，他特意交代办事人给户部书吏送点好处费。谁承想，慈禧太后下旨，湘军军费无需户部核算，实报实销。如此，曾国藩不用给书吏行贿，能省下一大笔钱。
曾国藩这人十分精明，他明白往后还有诸多事要应对，这笔花销省不了。于是，他主动让人送去了八万两银子作为好处费，为的就是给未来的路铺好基石，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户部的书吏收入颇为可观，虽说免不了要给堂官、司官送些好处，不过数额总体不算大。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人都讲，户部书吏富得能和“王侯”相媲美。
刑部书吏的收入颇为丰厚。每当各省出现大案，那便是他们捞钱的好时机。各省督抚担心担上办案不力的罪名，会提前打点。如此一来，即便案子本身存在问题，也会被巧妙遮掩、隐匿过去。
在古代，礼部书吏只要遇到会试、皇帝大婚、册封后妃这类重大活动，就能收入颇丰；兵部书吏满心期待每年都打仗，至于胜负他们并不在意；工部书吏通常较穷，不过一旦有大型工程开工，他们也能趁机捞一笔好处。
清代时，京城流传“东富西贵”的说法，意思是东城住户多为富贾，西城居民多是权贵。六部书吏大多聚居在东城，主要集中于正阳门东和崇文门附近，那里豪宅林立。他们的经济状况远胜普通京官。
嘉庆帝曾言“本朝与胥吏共天下”，这话颇为谦逊。实际上，清朝官员数量不足三万，而胥吏多达几十万。确切来讲，在大清的天下里，官员影响力占三成，胥吏影响力占七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