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地说，近代的中国人，是带着“东亚病夫”的耻辱印记，进入国际视野的。
事实上，“东亚病夫”这个充满讥讽意味的词，也是中国人自己称呼自己。
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严复在《直报》发表文章，称“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中国者，固病夫也。”
如此锐利辞锋，严复是想借一腔愤慨，激励国人自强自爱，然而尤为讽刺的是，严复最终也因吸食鸦片而死。
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史，我们真的不难发现，为何直至今日，中国始终都为禁绝毒品不懈奋斗，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任何国家，可以挑战中国打击毒品的坚定决心。
因为，我们真的疼过！痛入骨髓！
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败。
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败。
而在腐朽的晚清政府眼中，如此惨败几乎毫无教育意义，因为自1859年开始，清王朝就首先于云南地区进行“鸦片征税”，如此举动意味着鸦片的合法化。
1906年，鸦片的“国产率”高达91%。
1908年，在距离清王朝嗝屁不到3年的时候，年度财政总收竟突破了2亿两白银，创下历史之最。
你以为这是清王朝开始走向辉煌？不，这是一个腐朽没落王朝最后的疯狂。
因为在这一年，仅是四川的鸦片年产值，就高达3500万两白银，其中2300万两更是完全靠着省内的“自产自销”。
换句话说，这扯淡的破纪录财政总收，完全就是一片满目疮痍大地上的饿殍遍野堆起来的。
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此话毫不为过。
用鸦片毁掉一个国家，摧毁一个种族，需要多长时间？
在1817年的时候，鸦片的进口值为61万银元，占广州进口商品总值的4.1%，此时的鸦片，在中国仍处于“基本可控”的状态。
1825年，鸦片的进口值已经高达978万银元。
1833年，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的鸦片特卖权之后，不论是官方的或是私人的，谁都想把鸦片运往中国，于是短短几年时间，清王朝的鸦片进口值，就达到了平均每年1400万银元的骇人地步，占据进口总额的52%。
你就算给头猪仔打激素，它都不会飚得这么快！
根据《中国近代史》描述，以1835年的数据估算，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该在200万人以上。
也许你会说，接近4亿人口，就200万人吸食鸦片，比例应该也不算高吧？
那不能这么算，因为这么算会忽略了一个很严重的事实：当时的社会经济落后，绝大部分都是劳苦大众，他们可能连饭都吃不饱，能有什么资格吸食价格昂贵的鸦片？
也就是说，200万的鸦片吸食者，几乎都是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人，也可以说，这批人大抵就能代表着清王朝的精英阶层。
当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有着将近200万的鸦片吸食者，这不完犊子完什么？
虎门销烟的一把火，烧出了仁人志士的风骨，烧掉了列强的伪善，也引来了豺狼虎豹的疯狂报复。
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军10余万人对阵英军19000人，却打了一个令人哑口无言的结局：清军伤亡22000余人，英军伤亡523人。
得，清王朝乖乖奉上签字画押的《南京条约》。
为什么打不过？因为别人是坚船利炮，因为许多清军将士已被鸦片荼毒得只剩一副皮包骨，拿什么打？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王朝再度崩溃，打又打不过，又想着借用列强的力量镇压太平天国，于是清王朝再次向英、法妥协，《天津条约》啪啪啪盖章签字，承认“鸦片合法化”。
而事实上，“鸦片合法化”在《天津条约》之前早已实现，许多地方官员或为镇压起义，或为中饱私囊，一直都以“义捐”的名义自行征收。
譬如云南地区，当地官府明令规定，将对所产的土烟征税收厘，正税上交户部，厘金充当剿匪资金。
譬如上海地区，清廷官员明文规定，每箱鸦片征收白银24两，其中20两归入军费，剩下4两作为办公经费，此举引得闽浙皖各地争相效仿。
1858年，中国进口鸦片达到60000余担（每担100斤）。
如此惊人数据，往后一直延续了几十年，一年模仿一年，一年超越一年。
在1885年之前，在所有的进口货物中，鸦片所占比重基本都是居首。
为了“鸦片合法化”之后的鸦片税收，清王朝甚至与英国、葡萄牙分别签订了《香港鸦片贸易专条》和《中葡会议草约》，对地方鸦片贸易作出具体规定。
其中的《中葡会议草约》，竟直接允许葡萄牙在澳门“永驻管理”，因此丢掉了澳门的领土主权。
丧权辱国，这就是鸦片给一个所谓“天朝上国”带来的响亮耳光，一巴掌就把高高在上的清王朝拍到了泥泞中。
当然，你可以说清王朝无能，但不能说他们各方各面都非常无能，至少在捞钱这一块来说，他们不仅不无能，还相当有能！
1874年，李鸿章上奏称，应当松弛法令，要以本土“土药”抵制“洋药”，待“洋药”的进口减少之后，再想法子严禁。
1881年，左宗棠上奏称，应主张“土药”实行与“洋药”一样的税收标准，反正都禁不住，那就多收点税充实国库。
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当一个王朝腐朽到了无药可救的时候，不管是怎样的股肱重臣，也都开始秀起了花式操作，反正饮鸩止渴嘛，至少先润润喉再死也舒服一些。
而这背后，则是一个千疮百孔、官肥民瘦的积弱中华。
数十年间，中华大地上饱受鸦片荼毒。
这玩意的不断泛滥，不仅极度破坏了社会生产，更糟蹋着国民的精神与肉体。
至清王朝末期，人口的增长率从每年的3%降至1%，一下降了3倍。
而在很多地方，也出现了“鸦片与粮抢地”的情况，沃野良田不种庄稼了，都拿去种鸦片了，这让一个本就食不果腹的末路王朝，一下子就成了饿殍遍野。
在山西地区，530万亩的肥沃良田里，就有超过60万亩被用于种植鸦片。在形容山西粮荒的时候，当地官员如此说道：“恒曲产烟最多，饿毙者亦最众。”
瞧瞧，瞧瞧，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越是腐朽王朝，那些败家子官员就越是会说话，直接说人死得最多不就行了，还非得前面再加一句“产烟最多”，怎么？求皇帝老儿表扬你那的鸦片税收多啊？
1900年，全国共计产烟376000担。
1906年，全国用于种植鸦片的土地约为1500万亩，占据了当时全国耕地面积的2%，共计产烟584800担。
每100斤的鸦片，大抵能熬制出70斤的烟膏，若以每人每年吸食10斤烟膏的量进行计算，仅仅是这些“国产”鸦片，就足够500万人一年的吸食量。
这怎么能叫可怕呢？这应该叫可怕至极！
清王朝的末期，为何能被八国联军打得像孙子一样？
除了装备上的差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清王朝在整体上来说，跟一只瘟鸡没什么两样。
由于数十年的鸦片荼毒，清王朝的兵源素质简直是一言难尽，吸食鸦片搞得体力不行，给你快枪利炮你也扛不动不是？
民不聊生，吏治腐败，如此下来必将是社会动荡。
那些饥寒交迫的人，既没有钱也没有粮，更没有能够吸食解瘾的鸦片，他们能干什么？当然是去抢、去偷、去盗、去杀人放火、去无恶不作。
一个人的道德败坏，并不可怕。
一群人都在走向道德败坏，就将使得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出现极度扭曲，这将是可怕至极的事，亡国灭种于此时而言，也并非什么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对毒品恨之入骨？因为这东西与我们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它会让我们走向灭亡，会使我们丧失尊严！
如此深仇大恨，融进了整个近代中国的血泪史中，早就在这片广袤而古老的华夏大地上扎根，深深镌刻在我们的骨子里！
所以，我们为什么坚决抵触毒品？我们为什么坚决抵制那些吸食毒品的劣迹艺人？我们为什么会对毒贩子鄙夷仇视？
因为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势力，不管是什么国家，只要想以毒品来荼毒中国，就是我们的仇人！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不久，孙中山先生连续颁布了两条禁烟命令。
国民政府时期，禁烟法令持续施行。
1949年之后，中国对于毒品的禁令，更是每日愈严。
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通过《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由此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禁烟禁毒运动，至1952年11月结束，新中国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基本禁绝了危害中华大地百余年的鸦片流毒。
事实上，我们很能理解国家为何会下如此决心，为何会投入如此巨大人力、财力、物力，以一切手段解决毒品问题。
因为，我们差点为之亡国灭种。这样的痛苦，绝不是什么“切肤之痛”等字眼所能形容的。
毒品对于中国人而言，它绝不是简简单单的毒品，它包含着的，是一部百年屈辱的血泪史。中国人摆脱毒品的历史，也正是我们这个民族重新崛起的一段历史。
没有彻底的禁毒，就谈不上如今的健康发展，因此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底，都始终存在着一个信念：我们，绝不能为那些吸毒的人开脱！
对于那些想为毒品开脱的人，我想借用电影《无间道》的对白，结束这篇文章：
-我以前没得选，现在我想做个好人。
-好啊，跟法官说，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
-那就是要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
其实，最后这句话我想改为：“对不起，我宁愿让你死，也不要前线的缉毒警察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