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大剧《雍正王朝》里，孙嘉淦是个挺异类的人，在朝中显得格格不入，御史出身，最后因为在西北推行新政被年羹尧处死。但正史里的孙嘉淦与电视剧里孙嘉淦完全是两个人，他也没有死于年羹尧之手，实际上他平安一生，为人处事十分圆滑，这从他亲自处理一桩涉及数十人的轮奸案，就可以看出孙嘉淦的精明强干。
孙嘉淦字锡公，寒门出身，在雍正与乾隆两朝以直谏闻名，也是清代中期著名的理学大家，孙嘉淦早年家里穷的耗子都得搬家，万幸的是，这孩子比较努力，打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孙嘉淦在康熙五十四年的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
这翰林院是国家人才储备中心，备选干部的培训中心，是个好地方，这是最高等级的仕途平台，凡是考中进士的，没有不想当庶吉士入翰林的，进去了以后当督抚和尚书都将事半功倍，入军机处当宰相也不是不可能，可是等到孙嘉淦真的进来之后，他才发现这梦寐以求的地方，不一定是那么回事儿。
翰林院里聚集了一群同一时代，甚至是同一科的顶尖人才，状元榜眼探花那就不叫事，在这里不要比学历，那一抓一大把，你在州府道台素有才名，可是到了翰林院，你才知道什么叫做人外有人，是天外有天，既然高人，能人，牛人都聚集在一起，要想脱颖而出就很难，大家都想要出彩，引起皇帝的主意，还不能太刻意，显得自己过于看重功名利禄，得到重要的任命，但面对机会，又不想放弃，事情就是这么矛盾，毕竟名额只有那么几个。
在这里你既要八面玲珑，也要懂得和光同尘，既要学会拉帮结伙，也要显得卓尔不群。并且要有钻营之道，还要会溜须拍马，更能不择手段的往上爬，又必须显得道貌岸然，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无所不用其极。可孙嘉淦呢，却显得很异类，很有骨气，他这个人性格刚正，宁折不弯，不屑于干这些蝇营狗苟事情。
雍正登基后，由于外界传言他得得位不正，在这种情形下，大臣们皆不敢直言进噤若寒蝉，但孙嘉淦则不然，好不容易有了一次见到了皇帝，他没有展示一波自己的才华，而是直接就来了一波劝谏。孙嘉淦首先上疏建议他“亲近兄弟、停止纳捐、西北收兵”，意思就是让皇帝多多亲近自己的兄弟关爱皇亲宗室，停捐纳，就是让皇帝不要把一些监生和参加科举考试的名额，说白了就是必须停止卖官，罢西兵，就是让皇帝不要再打仗了，不要再发动战争了。
孙嘉淦提议不能说不对，但时机不对，这份上书简直就是含沙射影，因为这个点提这个事实在是过于敏感，在雍正看来。孙嘉淦的奏本就是指责自己软禁迫害杀戮皇族，停捐纳，那就是说自己卖官鬻爵，罢西兵，那就是说自己穷兵黩武，那这三点加起来，不就把自己说的一无是处，把自己给说成是暴君了么？雍正很生气，这后果是很严重，雍正立刻就要处理到这个意有所指的孙嘉淦，甚至还因为孙嘉淦，还要把处罚范围扩大到整个翰林院。
这个时候有人给孙嘉淦说情，说此人有古人风骨，顺便还给雍正拍了一个马屁，有李世民这样皇帝才有魏征这样的铮臣，所以雍正一听，立刻就变脸了，对那人表示，你说得对。
就这么着，孙嘉淦凭借他的直言敢谏，他竟然升职了，历任顺天乡试分校官、国子监司业。终雍正一朝，孙嘉淦的最高职务是工部侍郎。乾隆帝即位后，孙嘉淦供职都察院左都御史，乾隆刚刚一登基，孙嘉淦也给乾隆上了一封奏折劝谏，这封奏折那更加的了不得，名字叫做《三习一弊疏》，这封奏折后来被认为是有清一代奏议第一，于是乾隆让其任刑部尚书，可刚刚当上刑部尚书，一场轮奸大案就摆在他的面前。
乾隆元年的十一月，河南郑州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轮奸大案，案子引起了广泛影响和关注，甚至都传到了乾隆皇帝的耳朵里，乾隆相当的重视，立刻就把孙嘉淦派到了郑州，让他全权督办该案。孙嘉淦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案发已经一年多了，县，府。省三级衙门里审过，河南巡抚富德亲自定案，可当事人的家属不服判决，最后都闹到了北京。
乾隆最初派的还不是孙嘉淦，而是刑部侍郎吴应棻和内阁大学士伊尔敦，二人下去之后，居然审出了与富德相反的结果，同一个案件竟然得到两个结果，就说明案子争议很大，吴伊二人和巡抚富德还因为这案子吵得不可开交，最后闹得去找乾隆平理。
乾隆此时毕竟刚刚登基，一时之间也拿不定主意，这才又把刑部一把手孙嘉淦给派来了。乾隆让孙嘉淦来处理这么一桩充满争议的案子，就是看中孙嘉淦的人品，做官有节操，不会受贿，为人刚正不阿，他审理这个案子，绝对不会受到来自于其它因素的影响，绝对会依法办案。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基本案情。
本案受害人的名字叫做常氏，常氏同族有个亲戚，叫做郭宗炎，这郭宗炎是个人zha，为了骗钱，居然让自己的媳妇刘氏从事特殊行业，用自己媳妇刘氏来招揽生意，当时两个嫖客，一个王桐，一个弓勋，经常来找刘氏。
常氏清高，对刘氏和刘氏丈夫郭宗炎的行为很不耻，经常嘲笑讽刺他们，郭宗炎气不过于是找来嫖客弓勋等人（很多人），就把常氏给轮奸了。弓勋等人把常氏轮奸之后，另外一个嫖客王桐也来了，王桐更是丧尽天良，又把刚刚受辱的常氏给抱到了刘氏的屋子里，然后王桐又叫来一帮人（很多人），既把常氏给轮奸了，又把刘氏给轮奸了。
孙嘉淦到了河南巡抚衙门，把整个案件重新梳理了解一遍之后，很快就发现了疑点。这个案子最大的疑点，就是嫌疑人越来越多。
这桩轮奸案，因为很多衙门审理过，在最初的审理，参与轮奸的只有六个人，再审，变成了七个，再审，变成了九个，而等到孙嘉淦接手之前的最后一轮审讯，嫌疑人又变成了六个，孙嘉淦亲自提审这些嫌疑人，发现这些犯人的精神状态很奇怪。
这些人天天在大牢里高呼冤枉，可一旦给他们用刑，他们就立刻认罪，纷纷招供，说白了这些嫌疑人就处于一个时而招供时而翻供的状态里，关键在于，这些人他们先后几次招供的口供，也不一致，出入很大，疑点实在是太多。
孙嘉淦对案件起疑，是觉得其中有太多值得推敲的地方了。因为无论是郭宗炎还是刘氏，都是当地的巨富，家里也有当官的，根本就不缺银子，更犯不上卖淫招嫖。案情里参与嫖娼，轮奸，二次轮奸的，全都是农民佃户之流，这些人都是老实巴交，本本分分的老百姓，没有不良习性，在当地口碑都很好，在衙门也没有案底，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经济状况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维生尚且艰难，哪儿来的银子嫖娼。
以孙嘉淦看来，这些被关在大牢里的犯人，他们的精神状态已经几近崩溃，甚至到了畏刑甚于畏死的地步，卖淫通奸且同为受害人被轮奸的刘氏，不堪折磨，自杀，八九个犯人，有两个更是因受刑不过而致死。
孙嘉淦最后还是把这案子给破了，原来，案发当天，常氏家中招了一群飞贼，这伙飞贼到了常氏家里，光偷东西还不算，他们看常氏颇有姿色，临时起意，就把常氏给轮奸了。
当时是黑天，屋里又没掌灯，常氏根本无从辨认歹人们的相貌，这伙飞贼还是本地人，熟悉当地的社会情况，还故意留下名字，这个说自己是弓勋，那个说自己是王桐，常氏信以为真，被侵犯之后她就跑到衙门去告状了。
其实，常氏不知情就被这伙飞贼引导到了一个错误的方向上，衙门也应该知道，弓勋和王桐等人并不具备作案动机，条件和时间，比如王桐，案发当晚，他在郑州几百里外的地方做工干活，怎么可能参与轮奸？还有一些被衙门认定为参与轮奸的嫌疑人，要么老迈无力，要么就是小孩，其中甚至还有不具备行房事能力的人。
但常氏这一告状，就等于是地方上有了盗窃案，轮奸案，这是大案，而地方上一旦发生了这样的案子，人们就会觉得，这个地方治安不好，居然发生贼人登堂入室轮奸良家妇女，这代表了当地地方官的治理有问题，将会影响官员的政绩，如果案子破了还好，如果案子没破，那么就会成为悬案，而一个衙门里挂着这样的悬案，则代表了这个地方主政的官员能力不行，
所以，地方衙门根本不考虑实际情况，也就不会公平公正的去审理案件，而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把弓勋，王桐缉拿，那是一顿严刑拷打，强迫他们认罪。到底谁有罪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有人承认有罪，于是郭宗炎，刘氏等人，全都成了案犯。
但在孙嘉淦亲自审理之下，终于真相大白，可是刘氏已经死了，好几个被栽赃陷害，屈打成招的无辜百姓也死了，剩下这些活着的，他们也不好受，因为这桩官司，他们遭受白眼，备受折磨，遍体鳞伤，乃至于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所以说迟来的正义根本就不是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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