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之前，负责管理北京治安的政府部门有好几个。巡捕五营万人驻扎城内负责城市巡查和城门防卫。驻京八旗协助维护内城治安，五城都察院和顺天府尹负责裁判民事和刑事案件。城墙内的京师被分为五城，每城由一名巡城御史掌管。这座城市，由一条纵贯宛平至大兴的南北中轴线一分为二，这两个县则是以北京为中心的顺天府所辖20个县的一部分。帝国的制度，一般并不承认城市作为完整单位的政治地位，而鼓励管辖权的互相重叠。一旦这种复杂的控制城市的方式出现缺陷，他们往往通过叠床架屋地增设机构来弥补。

北京市民满汉杂居，导致了这种重复性。八旗巡捕五营主要在满人的内城区维持治安，而巡城御史则“管理除了汉八旗之外所有的汉人”。另外，小规模地区性组织“水会”（消防队)也在维持治安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水会由当地绅商出资指挥，协助当局缉捕盗贼，防范奸宄，赈济贫民。

1900年的义和团所引起的混乱，再加上1902年“新政”，促使北京的全市性现代警察队伍的组建。1900年夏天，义和团对使馆区的围攻以及八国联军于8月的干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伤亡。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数日之后，就将其分成若干区块由各国军队分别控制。进攻北京的八国联军之中，有六个国家，即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与日本，到1901年春依旧占领着各自的区域。其中有些国家还在其占领区内招募中国人充当警察。

日警管区的指挥官名叫川岛浪速，他是自学成才的中国通，而且还与日本军方有密切的关系。川岛有着典型的武士冒险精神的血统，来到中国以求飞黄腾达。1901年4月，他建立了京师警务学堂，着手以现代警务方法训练学员。川岛在日本军方的支持下，利用占领北京的绝好机会，向人们展示了日本警务改革的魅力。其他占领者只是从大街上征募些穷人来当警察，而日本人却致力于训练合格的人员充实受其控制的警察队伍。京师警务学堂的教员是来自日本军队和民政的官员，他们熟悉警务，而且也懂中文。

满洲贵族肃亲王是川岛最重要的支持者，也替他与清政府之间穿针引线。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联军只保留了对使馆区的控制，肃亲王遂受命维持京师治安，处理战事对城市造成破坏的善后。肃亲王被川岛说服，成了警察改革的坚决拥护者，把日式警察系统推广到了整座城市。

川岛和他精心挑选的教员们继续管理警务学堂，并由清政府授予正式衔位。

警务现代化迅速从北京扩展到其他城市，甚至是华北的农村。现代警务方式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川岛激进的推销68策略。

袁世凯于1901年11月实授直隶总督后，川岛呈递了一份警察改革的蓝图，以求采纳。川岛被召至省城保定，用了10天时间与袁世凯下属一起制定在当地创办警察学校和建立警务机构的计划。

自1902年起，袁世凯和他的手下就在保定和天津建立了警察队伍，之后又推广到直隶各县。新政是清政府自救的最后一搏，包括一整套军事、政治、经济和教育的改革。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警务改革得到了官员们的大力支持，他们希望尝试诸如川岛所正在推广的这种西方模式。

与此同时，京师警务学堂也在不断以3到9个月的周期培养警官和巡警。学员毕业后被直接编入北京或其他城市的警察队伍里。1902年，在川岛的帮助下，肃亲王派遣另一位满人毓朗去日本考察警政，获得了第一手资料。毓朗在日本逗留了三个月，归国之后在京师担任巡警部侍郎。不久，大批学生踏上由川岛、肃亲王和毓朗铺好的道路，考取了日本的警察学校。当这些学生回到北京之后，他们与警务学堂的毕业生一起被编人数量与日俱增的城内各区警署。

然而扩张是缓慢的。新体制首先于1902年在内城建立，三年之后才迟迟推广到外城。旧式巡捕五营，19世纪中期就开始没落，理所当然地反对警务现代化，将其视为对自己地位的威胁。但是通过拉拢保守派官员，从巡捕五营中挖墙脚，改革派化解了对手。川岛浪速从巡捕五营统领衙门里雇了许多官员，以丰厚的报酬让他们在他的学校教授清朝法律。北京所效仿的日本模式，最初是明治维新志士们从欧洲引进的。他们兼容并包了法国和普鲁士注重中央集权的官僚指挥系统以及英国以社区为基础的巡逻监视制度。老舍在他的一本描写北京警察生活的小说中，借主人公的口吻嘲笑他的教官不是老烟鬼，就是满口东洋西洋的臭小子，以此来讽刺警务学堂。对年轻的新警察来说，日本警察程序和法国法律法规的讲课，就像对老舍的主人公来说一样，也许看上去没什么用，与中国格格不入，但正是这些理论和实践，中西理念、新老人员的大杂烩，才使得训练计划和新警察制度得以运作，并在政治上得到认可。

时运也为改革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应募者。义和团之后朝政混乱，仕途未卜，使得有功名的士绅纷纷应聘警察工作。普通警察主要来自旗人阶层。义和拳乱以及朝廷出逃北京，中断了旗人的粮饷，这一世袭武士阶层的许多年轻人受贫困所迫而加入了警察队伍。他们熟悉治安之道，又有工作经验，无疑为许多旗人应征警察职务助了一臂之力。对改革派来说既讽刺又不难理解的是，设计新警察体系用来对付这种混乱，也让肃亲王和川岛浪速脑海中的这种组织结构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从现有的冗官闲职和社会制度中解放了出来。

1905年的一场政治危机使得警察改革成为当务之急。8月26日，一名革命党人在北京火车站向出国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一行扔了炸弹，由于过早引爆，大臣们幸而大难不死。但是这次大胆的行刺震惊了朝廷。有一段时间，官员只有在保镖的护卫下才敢在城中走动。与此同时，由于大批政府官员因财政告急而失去工作，1905年科举考试又被废除，北京城里到处都是心怀不满的读书人和公职人员。在这种不满的气氛里，再加上炸弹袭击所带来的冲击，中央政府对警务改革表示出了新的兴趣，中央巡警部遂告成立，并由袁世凯的亲信徐世昌任尚书。一千名警服笔挺的警察也从天津调往北京。

徐世昌在警务方面并无专门知识。但是他认识到从前的警察已经沦为低贱的甚至被歧视的职业，坚持要准时给警察发放工资，与其他公职人员一样对待，并且强调警纪严明和保持士气的重要性。

由于徐世昌的支持和毓朗奉行的警察职业化，警察们得以在民政部管辖之下，有着体面的收入，还能和官员一样受人尊敬。1907年的资料显示了加强内务行动的严厉性。这一年中，内城巡警总厅共有3887名警官与警员，因内部违纪而罚款1980次，处理申诉473条，解职人员318名。内部违纪包括执勤时打瞌睡、玩忽职守、知情不报、于火灾或其他紧急事件时未能按时集合、宿舍查夜缺席、醉酒或者吸食鸦片。就在同一年，总厅为“忠于职守”“卓越贡献”和执行任务中殉职、负伤的警察总共颁发了7898次嘉奖和金钱奖励，相当于在这一年中人均有3次处分或者嘉奖。从皮尔更早的一次警察改革中不难发现，如此追求警纪是在充满敌意的公共环境中提高士气的重要手段。

京师警察的权力在清朝末年不断扩大，从1907年新警察队伍和顺天府之间的冲突可见一斑。新警察队伍不仅被授予了逮捕嫌疑人的权力，还能对较轻的民事刑事案件进行定罪。警察可以对罪犯处以罚款或者短期拘留。顺天府的官员对警察侵夺了他们的权力十分不满，上奏指斥警察的贪婪和无能。徐世昌71对这一指控进行了长篇大论的反驳，列举各种数据证明新体制使得犯罪率大大下降。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以警察为代表的现代行政权力的扩张抱有好感。在评论警察所面对的根深蒂固的偏见时，一位民国时期的警官写道，中国的警察普遍被认为是“无益于人民福祉的一群流氓”，民众视警察如“毒蛇猛兽，惧而避之”。作为低阶公职人员，人们很容易将警察和帝国时代的衙门差役归为一类，这些衙役经常滥用州县官给予他们的职权，但同时也和戏子、妓女、乞丐一样被视为贱民。1900年现代北京警察队伍成立之后，清朝官员在日本顾问的帮助下，告别了衙役时代，为一个生命力更强的机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北京这支警察队伍，以及其中许多警官及警员的“元老”，都熬过了辛亥革命、民国之初、立宪失败、军阀混战和北伐战争。到了1910年代至1920年代，北京为自己赢得了“世界上警力最完备的城市之一”的荣誉。这一声誉并非来自逮捕记录或者侦查技术，而是通过一种“类似父亲般的方式”获得的：警察要“照看城市，调处街头纷争，四处排忧解难”。除了调停纷争、管理交通、打击罪犯之外，警察也管制各种经济、文化和政治活动。就连巡捕五营也不单单只是预防犯罪，他们还要执行其他许多维持治安的任务。取代了巡捕五营之后，京师警察似乎将其前任管得宽的习惯也继承了下来。警察强制餐饮行业遵守卫生条例，确保公共厕所定时清洗，为行医者颁发执照，规定寺院摆放等待运回死者家乡的棺材的数量，还试图禁止随地倾倒有毒有害垃圾。他们也审查公共娱乐以及政治表达。他们还监管多种旨在管理和控制城市赤贫居民的机构，包括救济站、学校、教养院以及贫民习艺所。杰出的民国北京学家西德尼·甘博，经过仔细研究总结道，警察“几乎要担负城市绝大部分(政府）工作的落实，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