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实力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其生存之艰难是现在的我们无法想象的。那中共是如何解决巨额抗战经费的呢？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的长征。几天休整后，中共中央开始着手解决迫在眉睫的给养问题。

当时中央红军基本已弹尽粮绝，与难民无异。有老红军回忆说，到达陕北的红军有三个分不清：个个长头发，分不清男人女人；个个杵着根棍子，分不清枪支拐杖；个个衣衫褴褛，分不清军装兽皮。如何筹措到足够的粮食和被服，已成为维系这支7000人的队伍的首要问题。

得知全军只剩下不到1000块大洋，毛主席写了张借条，让采办处主任杨至成找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借2500大洋。

红15军团刚成立一个多月，由徐海东的红25军和刘志丹的红26、27军改编而成，10月份刚刚取得劳山、榆林桥两次战役的胜利，颇有斩获。

尽管如此，红15军团8000余人，却也只有7000多块大洋，也在四处找钱。可是看到主席的借条，徐海东毫不犹豫地拿出5000大洋交给杨至成，另外又给中央送去很多重要物资，以及一支最精锐的骑兵团。

这5000大洋可谓中央红军的“救命钱”，主席多年后仍念念不忘，说徐海东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徐海东将军

1936年3月，主席又想到了宋庆龄，希望她能帮红军向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借一笔钱。

可是宋子文亲美、亲蒋并不亲共，宋庆龄也因宋子文加入蒋介石集团而与他断绝了来往。不过宋庆龄没有拒绝主席的请求，而是典押了自己在上海的唯一一处寓所，又取出孙中山留给她的全部抚恤金，凑够5万美元寄给了中共中央。

主席一直称呼宋庆龄为“先生”，终生对她尊敬有加，是与宋庆龄对中共雪中送炭的情义分不开的。

宋庆龄为伤员包扎伤口

借钱只能救急，中共要生存下去，就得自己解决钱的问题。原来在苏区时，可以“打土豪、分田地”，而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意味着原来的做法在陕北行不通了。

打不了“土豪”，就打汉奸和卖国贼，没收他们的钱财。只不过汉奸和卖国贼并不多，到1936年，陕甘宁根据地占全年收入55%的没收款也只有65.5万元。到1937年，全年收入骤降到8.7万元，还不及1935年12月一个月的收入。以至于1937年2月初，主席几次向周恩来发报说，“红军已无伙食费”，“不打土豪活不下去了”。

中共从1922年加入共产国际以后，得到过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巨大帮助。红军长征期间与莫斯科失去联系，援助也基本停止了，直到1936年才得以恢复。

资料显示，从1931年到1937年，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的经费总共有：

卢布210.5万元、美元161.4万元、法郎30.8万元、墨西哥元10.3万元、瑞士法郎5000元、荷兰盾1964元和1000两白银。

币种多样、数额不等的援助，说明这种援助的不确定性，也说明中共夹缝生存之艰难。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有所增加，其中最为醒目的一次，是1938年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的30万美元。

1940年，周恩来在莫斯科治疗臂伤期间，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中共申请财政援助预算表，斯大林批准了30万美元。

斯大林与季米特洛夫（右）

皖南事变后，针对如何对待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问题，毛主席与莫斯科发生争执，搞得很不愉快，莫斯科也断了对中共的援助。但是，苏德战争的爆发改变了斯大林的态度，在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给中共拨款60万美元。

莫斯科的援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共经费的紧张。1937年，苏联的援助是陕甘宁边区全部收入的5.2倍，到1940年也有1.5倍。即使在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以后，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还准备向中共援助5万美元。抗战胜利以后，莫斯科停止了对中共的所有援助。

抗战期间，苏联和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的援助合计221万多美元，扣除英镑汇率下降造成的损失和未能兑现的40万，中共总共收到180多万美元。以上不包括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资的援助。

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这种无偿的援助，成为抗战时期中共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有力地支援了中共领导的抗战事业，帮助中国共产党度过了那段最为艰苦的岁月。

共产国际三大与会人员合影

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前，国民政府向中共提供的抗战经费，是陕甘宁边区、各抗日根据地及军队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比如陕甘宁边区，1940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半数以上是外援，而外援中占比最大的，竟是国民政府提供的经费。

蒋介石早在1936年年初即同意为红军提供抗日经费，只是在具体数额上没谈拢。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同意通过“经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动，改番号”。

在这个前提下，1937年1月，蒋介石指示顾祝同：“在政府立场，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领发，共军番号暂且照旧。”

顾祝同按蒋的指示，将50万元送到西安交给杨虎城转交周恩来。此后直到1937年8月，每月向红军拨款30万元。1937年6月还应周恩来要求，额外加发5万元运粮经费。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3个师，4.5万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下辖4个游击支队1万余人。改编后的中共军队均按月领取国民政府军饷。

从1937年起，八路军每月经费30万法币（当时法币1元合抗战前银元1元），加上战务费、临时补助费、米津费、兵站补助费等，合计63万元。后来虽然略有增加，但总数没超过75万元。

由于蒋介石不把新四军看作正规军队，答应给叶挺的每月18万元经费，实际每月只给付8万元。后来有所增加，却也只有13.2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史上著名的海南“琼崖纵队”，在改编之初也得到海南国民政府拨给的每月8000元经费，直到1939年6月后，每月还有1000元。

此外，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战场时，国民政府也会分别发放20万元和1万元开拔费，与国民党的中央军相当。对中共要求的一些临时性费用，如运输费、开办医院的费用、河防经费等，蒋介石也往往照准。

蒋介石有时也不吝奖励。1937年10月八路军偷袭日军阳明堡机场，击毁击伤日机24架，蒋介石一高兴，奖励了八路军2万元。

从掌握的资料上来看，从1937年到1940年，国民政府共发给中共军队3175.1万元经费。其中八路军2729.5万元，新四军445.6万元。

不过，由于蒋介石始终不同意中共军队扩编，导致国共将领津贴悬殊极大。当时国军师长每月能领到800元左右，连长100元左右，而八路军师长每月只有5元、连长3元。即使是这样，常常还不能按时发放。

这是因为八路军的不断扩编，使得经费越来越紧张。在1939年纪念“五卅”的大会上，彭德怀说，我们的总司令今年50多岁了，也只领得1元。

毛主席也气愤地说，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人，挡住了五分之二的敌人，同日军40个师团中的17个打，却只领到73万块钱饷，每人每月不上一块钱。

然而，即便是这一块钱，蒋介石给的也非常勉强。1940年12月，何应钦宣布停发延安经费；皖南事变爆发后，新四军的经费也被停了。

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在1937年

抗战期间，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在国内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国内外各种捐款捐物络绎不绝地送往延安。宋庆龄在上海和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为中国抗战进行募捐。

资料显示，宋庆龄通过这两个组织总共募捐到500多万美元，其中大部分都送到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另外，中共各地方政府和部队也提供了大量捐款。

从1938年10月到1939年2月，仅陕甘宁边区就收到各路捐款130余万法币。八路军总部的统计资料显示，从1937年到1941年，各部队上缴的捐款多达892.4万元。

此外，山东省招远县作为中国第一个年产万两黄金的县，还向中央提供了数十万两黄金的支持。

当时往根据地送黄金，要穿越敌人多道封锁线。胶东特委就让运送黄金的八路军战士穿上特制衣服，每人身上携带10两左右黄金，到达指定地点后，再把黄金提取出来。用这种方法，仅1940年一年，中共胶东特委就秘送2万多两黄金到延安。

山东招远大玲珑金矿旧址

以上几项看着钱很多，但架不住人多，中共在最艰难的时期，尤其是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对中共进行封锁，使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困难。

比如1940年的120师，经常一天只能吃到2~3顿稀糊糊，后来糊糊越来越稀，直到没有，就喝黑豆汤，吃野菜。被服也紧缺，战士们在寒冬腊月里，常常光着脚，只穿着一件单衣上战场。即便是师长、政委和伤病员，也都是同样待遇。

毛主席后来回忆那段艰苦岁月时是这样说的：

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在这种情况下，开展生产自救已迫在眉睫。

朱德总司令首先提出要建立自己的“家务”。任弼时提出了具体方案：一是军队屯田；二是开荒；三是对外销售边区的自制盐，增加经济收入。

1941年3月，王震率领八路军120师359旅进驻南泥湾，王维舟率领358旅进驻陇东，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大生产运动。

为鼓励大家，中央领导也都给自己安排了生产任务。毛主席在自己住的窑洞门口开了一亩地，亲自耕种；朱老总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开垦了3亩菜地；周恩来和任弼时带头学纺线，不断学习纺线新技术；陈云带人到处收集肥料；张闻天买了两把锄头，每天拿锄头锄地……

与此同时，中央还抽出资金和人力到大城市搞商业经营。如今依然存在的华润集团，就是当年中央派到香港做生意的卢绪章搞起来的。

大生产运动开展3年后，边区经济基本实现了自给，吃的米、菜、肉、油，穿的衣服，住的房屋、窑洞，办公用的笔墨纸张、桌椅板凳，烧的木柴、炭，差不多都能自己解决了。

商业经营也取得极大成果。仅上海成立的“广大华行”，就为边区提供了大量的药品、香烟、奶粉等边区稀缺物资，甚至刘伯承戴的假眼，都是“广大华行”想办法搞到的。

广大华行几位创始人，左二为卢绪章

延安时期的生产自救，极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共抗战时期的财政困难，成为中共经济管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经过抗战时期的积累，到1945年春，中共领导的队伍已有正规军队91万人、不脱产民兵200万人，根据地总面积9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9550万，为中共在解放战争期间敢于同国民党进行正面交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