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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9月8日，正是中秋传统佳节，是全世界的华人子女共享团圆的日子。

但却有一位传奇的华裔女性，孤独死在美国洛杉矶的公寓。

洛杉矶的警察接到房东举报，她的一名女性租户许多天没有出门，房间出现难闻的腐烂臭味。

等到警察和法医赶到现场，看见遗体并确定身份后，面面相觑。

因为死者，竟是享誉世界的传奇女性作家——张爱玲。

她躺在行军床上，已死去六七天，遗体已经开始腐烂，身上没有覆盖任何衣物，法医初步鉴定是死于心血管疾病。

张爱玲的死相凄惨，整个公寓也乱得一塌糊涂，地上随处可见没有收拾的杂物，书桌旁堆满纸盒，卫生间的地板上遗弃了大量纸巾。

唯一能称得上干净的，是一个手提包，里面装着几份没有发表的手稿和一份张爱玲的亲笔遗嘱，遗嘱上的五句话简单又决绝。

“别让人看到我遗体；不要葬礼；马上火化；骨灰撒无人处；遗产交由宋琪先生。”

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强调人情孝道，可张爱玲并不在乎自己死后的去向，也没有将遗产留给家人。

张爱玲这样一个风华绝代，举止优雅的才女，为何最后会如此凄凉地死去？又为何会留下这么一份遗嘱？

张爱玲的才华可能是天生的，但也可能要“得益”于原生家庭带给她的磨难。

糟糕的原生家庭，塑造了张爱玲独特的性格，她的一生，都在治愈儿时受到的精神伤痛。

张爱玲的家世无比显赫，她的祖父叫张佩纶，曾在光绪年间是“清流党”的关键人物，而她祖母李菊藕更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的女儿。

可到张爱玲这一代，他们家没落了。

她的父亲叫张志沂，一个落魄的富二代纨绔子弟，爱好是抽大烟和娶姨太太，时常和酒肉朋友一同花天酒地。

相反，她的母亲是一个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新女性”，非常厌恶封建旧习俗。

母亲对于张父的堕落看不过眼，夫妻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于是张母找了个机会，丢下年幼的两个孩子，出国追寻自由。

张爱玲的日子在母亲走后，变得难过起来。

17岁时，张爱玲已经显露出写作方面的才能，而这时，张父又找了个名叫孙用蕃的继母。

孙用蕃同样出身于名门，但与张爱玲关系不好。

张家的家庭氛围非常糟糕，张爱玲看不惯父亲和孙用蕃两个瘾君子每天在家抽鸦片。

同时，也看不惯孙用蕃在家中颐指气使的女主人模样，两人的矛盾在一次口角中爆发。

1937年的秋天，张爱玲与孙用蕃吵了起来。

孙用蕃吵架辩不过张爱玲，抬手便打向女孩的脸，张爱玲拿手去挡，但依旧挨了几下。

张爱玲生气极了，装作想要还手的样子，但依旧忍住了。

但她没想到的是，孙用蕃倒打一耙，反倒立刻跑上楼向张父告状，痛诉张爱玲动手打人。

张父听到女儿竟敢以下犯上，变得怒不可遏。

他不分青红皂白便又冲下楼，对着张爱玲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张爱玲连连惨叫，抱着脑袋倒在地上，张父依旧没停手，一副要把她往死里打的架势。

要不是家中佣人见张爱玲脑袋见血，发现情况不对，拼死拉着张父，张爱玲恐怕真的会被打死。

之后，余怒未消的张父还将张爱玲关在房间里半年之久，甚至专门找来两名警卫防止她出门。

哪怕她得了痢疾，张父也没有给她找医生，张爱玲在病痛交加之下，险些死在禁闭房内。

亲弟弟和老佣人也看不下去了，多次劝说张父，说张爱玲要病死了。

张父担心女儿死在家中。影响自己的风评，勉强派人送去药，张爱玲这才保住小命。

遭受到如此折磨，张爱玲恨极了这个世界，她在书中写道：

“希望有炸弹落在我们家，同他们一起死我也愿意！”

童年的苦难给张爱玲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创伤，坚定了她和父亲“老死不相往来”的决心。

这一点，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早已表露。

如《茉莉香片》和《花凋》中不务正业，只知道坐吃山空的父亲形象，其实就是张父的缩影。

她憎恨着自己的家庭，渴望着童年缺失的父爱。

所以，她在选择自己的未来伴侣时，都选择了比自己年长二十岁的男人，企图在他们身上找到被父亲关心的感觉。

张爱玲禁闭结束，逃出张家这个牢笼后，选择和生母一起居住。

她的生活，终于有了一丝改变。

相比于沉沦堕落的生父，喜爱进步，崇尚西化的生母一直是张爱玲的“偶像”。

张爱玲曾说，她自己的认知中，把世界强行分成了两半，善恶黑暗是无比分明的。

生母占据了所有光明的部分，父亲则全是黑暗的部分。

这其实也表明，张爱玲在原生家庭的虐待、摧残等不幸中，变得极度敏感与不信任他人。

可生母终究只是普通人，只能提供有限的帮助，张爱玲必须开始自己解决生计。

但这对才华横溢的她来说不是问题。

1942年，二十二岁的张爱玲从香港留学归来后，开始强迫自己出门交际，向《紫罗兰》的编辑推销自己。

而她的第一本书《沉香屑·第一香炉》，就震惊了整个上海。

初出茅庐便名声大噪，她并掩饰自己的意气风发，写出了那句流传盛广的名言。

“出名要趁早！”

这句话，是她作为一名那个年代的上海女人的代表的准确表达。

因为物质文明的突然丰富，她们这个阶级的上海女性，开始崇尚无拘无束的爱情，讲究穿着打扮和精致生活。

在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下，张爱玲在最美的年龄，迫切地想要谈上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可她爱上的人却不那么正确，甚至让她被冠以“文化汉奸”之名，她的第一个丈夫叫胡兰成，是汪伪政府的一名宣传要员。

细说起来，是胡兰成先注意到张爱玲。

他在报纸上读过张爱玲的《封锁》后，惊为天人，决心要见见这位奇女子。

第二天，张爱玲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工整的字。

“爱玲小姐，方便的时候可以见一面。”

纸条上有对她文章的一些称赞与仰慕，张爱玲感到惊喜，毅然选择赴约。

她没曾想到，这次赴约，让她掉入胡兰成的“爱情陷阱”。

胡兰成家中，两人促膝长谈了五个小时。

两人从时政一直聊到哲学，又聊到人生态度，乃至自己对文学的理解。

他们都是靠笔杆子赚钱的，有着太多共同话题。

胡兰成很擅长把握女孩的心理，简单几句赞美，就能夸到这名文学少女的心坎里。

张爱玲从未和人聊过这么久心里话，也从没有人对她说如此多的甜言蜜语。

“你不是生命力强，也不是魅惑，但我却感觉面前都是你的人。你仿佛打翻了我对美的定义，知道了什么叫做惊艳……”

胡兰成感觉敏锐，迅速拿捏住了张爱玲最需要的东西，那就是对爱情的渴求。

他的阅历极其丰富，身边情人无数，最擅长的便是满足女人的情绪价值，说出的话细腻又贴心。

几天下来，他轻松赢得张爱玲的真心。

张爱玲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她自然明白两人之间的鸿沟。

胡兰成年近四旬，已有家室，而且，他给汪伪政府做传声筒的行为遭到不少人谴责。

若是她如果选择和他交往，会败坏名誉。

但她本就是无拘无束的女子，这些问题在她看来都可以克服，她认定了胡兰成，就要追求“真爱”。

世人的眼光对她而言不重要，她幻想的纯粹的恋爱，就应该是像这样不顾万人阻挡，只管付出真心。

或许正是张爱玲这种敢爱敢恨的性格，她才能写出那么多传世佳作。

可惜的是，张爱玲这一次赌输了，输得很惨。

胡兰成开始的承诺很真诚，行动也很迅速。

他扭头便与前妻离婚，与张爱玲结婚，还亲自在婚礼上对女孩许下诺言：“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张爱玲从未受过这种宠爱，仿佛觉得生活在梦境中，反复地问他：

“是真的吗？你真的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其实，张爱玲心中总有些不踏实。

她在自己的小说《倾城之恋》中早就表现出当时她这个“落魄贵族”女子的想法，那就是求一个安稳的婚姻。

这种想法，在当时刚发表的小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女主角白流苏为了一桩安稳的婚事，毁了一座城市，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但她依旧认为是值得的。

婚后的一段时间，是张爱玲创作的高峰期。

但她与胡兰成的结合，也失去了二十岁刚出道时的好风评。

张爱玲很看重名声，但认为这是必要的牺牲。

可好日子没过几个月，两人的感情就迎来变数。

1944年，日本人被赶走已是板上钉钉的结果，上海的汪伪政府摇摇欲坠，连带着胡兰成开始变得紧张。

11月，胡兰成担心被秋后算账，改名换姓，逃到湖北担任《大楚报》编辑，只能与张爱玲分开。

张爱玲万般不舍，但胡兰成走之前说的话很深情，让她难以劝阻。

“将来和你隔了银河，也必能见到！”

胡兰成确实还爱着张爱玲，但滥情的性格，不妨碍他在湖北又爱上一个年仅十七岁的护士。

张爱玲得知后无比震惊，但心中还抱有一丝希冀，认为胡兰成是一时糊涂，最爱的还是她。

“今日相乐，皆当喜欢。”

张爱玲惦念着往日情分，胡兰成却变本加厉，开始与更多女孩不清不楚。

1945年8月，当张爱玲发现胡兰成又与浙江乡下的一名妇人厮混后，心态彻底崩溃。

特别是当张爱玲亲自前往乡下寻找胡兰成，他却反过来吼她时，彻底心如死灰。

“你来这里做什么！快回去！”

她流泪看着胡兰成和那个范姓寡妇的恩爱模样，觉得自己更像那个第三者。

之后半年，两人再没有见面。

张爱玲回到上海默默舔舐伤口，终于下定决心，写下一封诀别信。

“我已经不喜欢你，你早已不是我喜欢的！”

这是一场落花与流水的爱情，张爱玲有意，胡兰成无情。

从两人的年龄和阅历来看，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没有希望，没有结果的。

但张爱玲却仿佛并未吸取这次“教训”，在1955年去到美国后，又一次重蹈覆辙。

屡次逃离，艰难的美国生活

张爱玲在新中国成立后，过得很不舒服。

她是一个喜欢穿大红旗袍，烫染卷发的时尚女人，不喜欢千篇一律的人民装。

由于她与胡兰成谈过恋爱，被扣上了“文化汉奸”的帽子，这让重视名声的张爱玲难以接受。

另外，她那些描写情情爱爱的小说，在上海也失去了市场。

最终，张爱玲选择逃离上海。

1952年，她去了香港，那里是她上大学的地方，她自信能找到一份舒心的工作。

可她被母校猜忌，担心她是大陆派遣的特务，不愿意将文学作品翻译工作交给她。

于是，张爱玲只能再一次从香港逃离。

这一次，她决定去她的母亲最向往的西方圣地——美国。

张爱玲坐着游轮前往美国，没有对祖国的留恋，只有迷茫。

身后，是对她毫不关心的父母，没有亲情存在的弟弟。

身前，则是从未见过的异国他乡。

她在船上给挚友宋琪夫妇写信，倾诉自己的迷茫和失去祖国后的无助。

“别离后，我一路哭回房中。”

张爱玲以为以自己的才华，在美国能像上海那样闯出一点名头，但现实却实在无情。

由于她来自大陆，并不受美国移民局待见，所以只能以难民的身份前往，住在贫民收容所。

其次，她对美国摩登时代文化并不了解，导致她的小说完全遇冷，投到杂志社的书稿被全部退回。

很长一段时间，她连生存都成问题，靠着朋友的接济度日。

也就是这个阶段，她在一个收容落魄作家的文艺营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段爱情——美国丈夫赖雅。

或许是童年的父亲给张爱玲留下太深的印记，欠缺父爱的她，又选择了年龄远大于自己的男人。

赖雅比她大了三十岁！

张爱玲自己也很难说清楚，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男人。

或许是因为张爱玲想在生活方面找个靠山，或者是因为她已经被爱情伤透了心。

她只想渴求有一个家，过平淡的生活，遗憾的是，张爱玲再一次所托非人。

赖雅与张爱玲结婚时已经65岁，断过腿，也得过中风。

没过几年，赖雅身体垮了，卧床不起，生活的压力累积在张爱玲一人身上。

她开始疯狂写作赚钱。

这一次，她低下头颅，放弃过往对文学价值的追求，任何约稿都来者不拒。

她不仅花了大量时间翻译外语小说，还接了不少她以前看不上的影视剧本，只为多赚了一些钱。

这样的日子持续到1967年，赖雅在伤病的折磨下去世，张爱玲失去她的第二任丈夫。

她心中关于稳定、美好婚姻生活的幻想，也终于全部崩塌。

更糟糕的是，她的身体健康和才情，在生活的压力之下被逐渐消磨，她开始变得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

以前那个风度翩翩，孤傲如李清照般的女作家形象，早已荡然无存，剩下只是一个为生活奔波的泯然众人的普通女性。

很多人对张爱玲留下的遗嘱感到奇怪，为何她会提出那么多奇怪的要求，又是不让他人见遗体，又是将骨灰撒在偏僻无人处。

其实对张爱玲的晚年生活有所了解后，会发现她得上“精神洁癖”并不奇怪。

正如她在年轻时写的文章所说的那样：“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1984年，张爱玲在与好友的信中第一次提及“虫患”，她认为老房子里全是虫子，让她难以忍受，不得不多次搬家。

有人统计，张爱丽在84年到88年这三年间，共搬了一百八十多次家，平均不到七天就要搬家一次。

张爱玲频繁搬家是为了躲虱子与跳蚤，每当她在家中发现虫子，便会惊恐地搬家。

但虫子如影随形，仿佛长在她的身上一般。

后来经过医生鉴定，张爱玲得了皮肤病。

所以，现实中的虱子或许是真的，但潜伏在心中的“虱子”，恐怕才是正在摧毁她的东西。

“别让人看到我遗体；不要葬礼；马上火化；骨灰撒无人处；遗产交由宋琪先生。”

警察和她的朋友根据现场环境和遗嘱，还原了张爱玲的死因，也为众人揭开了遗嘱谜团。

1995年9月的一天夜里，她前往卫生间洗澡。

洗澡途中，她的心脑血管病突发，让她明白自己时日无多。

可洗完澡后，她却怎么也找不到擦拭身体的毛巾，只好用卫生纸将身体擦干净。

这就是卫生间大量散落的卫生纸的由来。

她用尽最后的力气，将手稿和遗嘱放进手提包，再将手提包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安静地躺到行军床上，等待死亡降临。

那一刻，她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东西，生母已经过世，亲弟弟也已六十多年没有联系，自然毫无感情。

所以，她选择将遗产留给最好的朋友。

她的身体染上了皮肤病，丑陋不堪，自然不愿让更多人看见，只好在遗嘱里叮嘱朋友赶快火化。

她的国籍与文化认同来自中国，但却在美国生活了大半辈子，两边似乎都不是她的家。

她感到孤寂，只想让自己的骨灰被撒于一处干净的地方，避免自己死后还要被“虱子”所困扰。

结语：

张爱玲的死相让人感到可惜，这样一条曾经风光无限的生命，却凄凉地走向终结。

海明威说“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不幸的童年。”

而这句话适用到张爱玲身上还需要扩展，因为她还有一个糟糕的青年和极不平静的晚年，她那件华美的衣袍，到底还是爬满了“虱子”。

值得庆幸的是，她这一生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我们得以从那些幽默华丽的文字中，体味到张爱玲对人性的洞见，对世事无常的感叹。

她的作品反映了大量的时代变迁，社会动乱，也给现在的我们以深深的启示。

那就是无论作为父亲、子女、丈夫妻子或者是什么角色，都要学会善待自己，善待他人。

如果张爱玲荒凉的生命中，能得到更多这样的善意，或许她生命中经历的那些冬天，也不会那么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