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中，关税战持续演进，对国际市场形成持续性扰动。
与此同时，国内资本市场通过汇金回购等举措释放救市信号。这两条主线交织作用于市场运行，如何客观评估其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有效的投资判断逻辑，成为普通投资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关税战引发的市场波动，本质上折射出投资者对不同公司股票风险认知及估值体系的深层问题。
在风险的定义维度存在显著分野。体制内话语体系将风险界定为可能导致不良后果的因素，重点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负面结果；而金融学术理论视角下，风险被定义为事前不确定性导致的波动，即公司未来股价波动幅度越大，风险程度越高，反之则风险较低。
基于此理论框架，不同风险属性的公司在估值层面应呈现差异化特征：高风险公司在市盈率、市净率等估值指标上不应被高估，而低风险公司则具备获得更高估值的理论基础。
关税战初期，市场出现恐慌性下跌，风险定价机制短暂失效，各类股票普遍遭遇抛售，多数个股触及跌停。
但随着市场情绪逐步企稳，价格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市场出现明显分化：低风险股票率先止跌回升，高风险股票则延续下跌态势。低风险特征显著的公司主要集中于国企央企与消费行业。
国企央企具备国家信用背书，估值普遍处于低位，且账面现金储备充足，财务杠杆运用较为克制；消费类企业多采用轻资产运营模式，现金流状况良好，固定资产占比相对较低，同时由于业务结构以内需为主，受关税战外需冲击影响有限。
从估值理论来看，低风险属性决定了这类公司股东预期回报率较低，对应合理估值水平应高于高风险公司。当前A股与港股市场中，部分低风险公司估值与理论水平存在偏离，从中长期视角观察，存在估值修复的潜在空间。
系统性风险评估框架包含三个核心维度：行业周期性、固定资产比重及财务杠杆水平。
行业需求与产品价格对经济周期波动敏感的行业，风险系数较高；固定资产或长期资产占比过高的企业，因资产流动性受限，面临更高经营风险；资产负债率高、净负债率为正的公司，相较于低负债且现金充裕的企业，财务风险显著提升。
以半导体行业与消费行业对比为例，半导体行业兼具强周期性、重资产属性，即便在行业景气阶段，市场给予的估值溢价仍相对有限；而消费行业凭借轻资产、现金流稳定、低负债的特性，传统上享受更高估值水平，但受近年国内消费市场低迷影响，整体估值有所回调。
针对外贸型企业在关税战中的风险评估，单纯依赖财务指标难以形成完整判断。
需深入分析企业年报中业务构成的市场分类数据，明确内销与外销比例，重点关注外销市场是否集中于美国。同时需警惕中间品出口企业，即便其产品直接出口目的地为第三国，若最终产品流向美国市场，仍将受到关税政策冲击。此类信息可通过企业年报披露、券商研究报告及投资者沟通记录等渠道获取。
以互联网行业头部企业财务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阿里巴巴24财年实现营收超9000亿元，调整后净利润约1500亿元，营收与净利润增速分别为8%和11%；24年第四季度单季净利润约500亿元，经营活动现金流达700亿元，增长均呈个位数态势。
四家科技大厂2024财年的财务数据
腾讯全年营收6600亿元，增速8%左右，净利润近2000亿元，同比增长68%，其中游戏业务成为业绩增长核心驱动力。京东营收规模突破万亿元，净利润超4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小米凭借手机业务全球出货量增长及新能源汽车业务拓展，实现营收增速35%，调整后净利润270亿元，增速约40%。
互联网平台企业具有轻资产运营、现金流充沛、低有息负债的特征，从风险评估角度属于低风险类别，理论上应匹配较高估值水平。
但当前国内互联网大厂估值普遍偏低，阿里巴巴、京东市净率低于2，腾讯、小米约为4，显著低于美国同类企业。
估值折价的核心原因在于公司治理层面的代理问题，部分企业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较低，可能导致中小股东利益分配机制失衡，进而影响市场估值预期。
在投资标的选择策略上，应避免盲目追逐热点概念及高杠杆、重资产、强周期类企业。
此类企业往往伴随过高估值预期，且经营风险相对集中。建议关注风险被市场低估的领域，如房地产行业中的物业服务板块。
在母公司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物业服务企业具备现金流稳定、资产轻便、抗周期能力强的特点，且受关税政策直接影响较小，存在价值发现机会。
此外，对于光伏等具备技术领先优势但因短期产能过剩导致估值承压的行业，需建立动态估值评估体系，在行业周期波动中捕捉价值回归机会。
文本内容源自@陈欣教授谈财经的视频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