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前夜
1936年12月，中国政坛的剧烈动荡凸显出了国内的危机与外侵的紧迫性。蒋介石坚持其对共产党的剿灭政策，不顾日本军事威胁的增加，亲自前往西安，督促东北军与第17路军加大力度进行“剿共”行动。
杨虎城与张学良对此政策深感忧虑，在一次又一次的劝谏蒋介石转变对共产党的敌对政策未果后，两位将军开始密谋采取更为激烈的措施。他们决定，如果不能通过话语来改变蒋介石的决策，那么就必须通过行动来迫使其改变。
在西安事变的前夕，杨虎城与张学良召集了他们的亲信部队进行密谈。他们布置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包括如何安全地控制蒋介石的住处，以及如何确保行动期间的通信与外界的封锁。
12月12日清晨，杨虎城与张学良的部队悄无声息地包围了蒋介石在西安的行宫。在拂晓的寒风中，士兵们紧张但有序地执行着任务。蒋介石被毫无预警地扣押，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让他措手不及。在确保蒋介石的安全的同时，杨虎城与张学良迅速通过电报向全国发布了他们的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这些主张包括立即停止内战、统一战线对日抗战等。
停战与共抗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的扣押引发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为了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中共中央迅速介入，派遣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与杨虎城和张学良展开合作，通过谈判的方式寻求和平解决的可能。中
谈判在极度紧张的气氛中进行，涉及的议题复杂而敏感，包括如何停止内战、调整剿共政策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核心问题。周恩来在谈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代表中共提出了具体的停战条件，并反复强调抗日的重要性，试图通过实际利益说服蒋介石接受。
与此同时，杨虎城和张学良也对蒋介石施加了巨大压力，他们将蒋的扣押作为筹码，要求他承诺停止剿共，将国内资源集中于抗日战争。谈判进展并不顺利，各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争执不下，但周恩来的冷静应对，以及杨虎城和张学良的坚定立场，使得局势始终维持在可以谈判的范围内。
在多次交涉后，蒋介石逐渐同意了一些核心条款，特别是停止内战的要求。他的被扣押已经引发了南京政府的恐慌，国内外的舆论也对他的强硬立场提出质疑。此时，同意停止内战，共同对外抗日，能够为他争取时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民党内部和外界对他的压力。
经过一系列紧张而复杂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一份历史性的协议。这份协议的核心内容是全面停止国共内战，双方搁置彼此分歧，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中。协议的签订意味着以西安事变为起点，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开始从内战转向统一战线的建立。协议达成后，蒋介石被释放并返回南京。
谋求支持与流亡生涯
1937年，西安事变的影响逐渐显现，杨虎城因参与事变被南京国民政府撤职，但仍被留任以表面稳定局势。实际上，他的政治前途已被彻底削弱，南京方面对他的态度逐渐冷淡。面对被边缘化的局面，杨虎城被迫接受出国“考察”的安排。此举表面上是为了开阔视野，实际上是将其软性流放，以避免他继续在国内产生影响。
离开中国后，杨虎城开始在世界多个国家辗转，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他借机积极宣传中国抗日的紧迫性，希望通过国际舞台引起更多国家对中国局势的关注。在美欧各国的访问中，他参加了一些会议和活动，向当地的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和媒体介绍中国的抗战现状和面临的困境。他强调日本侵略对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的威胁，希望能够借助国际舆论为中国争取更多的道义支持。尽管有一定的宣传效果，但国际社会的反应大多停留在口头谴责，日本侵华并未引发实质性的干预。
在欧洲期间，杨虎城也通过各种途径接触一些华侨团体和爱国人士，试图利用这些资源进一步推动抗日事业。他多次发表演讲，呼吁海外华人团结起来，为祖国的抗战贡献力量。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会谈，他始终围绕抗日主题展开活动，尽最大努力维持自己作为抗日倡导者的形象。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杨虎城在海外的活动逐渐受到限制。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随即展开。这一重大事件使杨虎城更迫切地希望回到国内参与抗日。他连续多次向蒋介石发去电报，恳请返回前线，贡献自己的力量。然而，这些请求全部被拒绝。
暗夜与囚禁
1937年12月，杨虎城在海外辗转多年未果后，选择秘密回国。在南昌，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与家人和秘书一同软禁起来。尽管没有公开的审判或明确的罪名，但他因参与西安事变而被长期关押，这一软禁实际上等同于政治监禁。
关押期间，杨虎城与家人和秘书被严格隔离在特定住所中，行动和通信受到全面限制。南昌的环境封闭而压抑，外界的信息难以传递。他的生活条件被刻意压低，监控人员对其生活起居进行严密管控。即便如此，杨虎城依然努力维持家人的生活秩序，同时与秘书交流对外界局势的判断和可能的应对策略。
在被软禁的12年里，杨虎城的家庭遭遇了多重打击。他的妻子谢葆贞由于长期的囚禁生活和恶劣的环境，身体每况愈下，最终因病去世。她的离世使家庭的精神支柱进一步削弱，杨虎城的孩子们也在这样的环境中经历了失去母亲的痛苦。特务们对杨虎城的看管从未放松，连基本的人道待遇也未能得到保障。
与此同时，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也与他们的孩子“小萝卜头”一同被关押在同一地点。他们同样面临严酷的生活条件，但宋绮云仍坚持记录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以保留对未来的希望。小萝卜头出生在监禁期间，从未见过外界的世界，却在艰难的环境中成长。
1949年，国共内战进入尾声，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最终放弃重庆。在蒋介石指令下，毛人凤策划并执行了一场彻底消灭杨虎城及其家人的行动。在国民党败退重庆前夕，杨虎城与其幼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秘书宋绮云与夫人徐林侠，以及“小萝卜头”宋振中一同被转移到戴公祠。他们在此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尸体随后被硝镪水焚毁，试图完全抹去证据。
张学良的反思与晚年
西安事变结束后，张学良并没有选择留在西安掌控局势，也没有利用蒋介石为筹码谋取更多的政治利益，而是以陪同者的身份将蒋介石送回了国民政府控制的区域。这样的举动令许多人感到不解，甚至认为他太过轻信蒋介石，从而断送了自己的自由。护送途中，张学良全程以随行的态度出现在蒋介石身边。他并没有显露出任何对蒋介石的敌意，甚至在路途中为其安排了诸多细致的照顾。
张学良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事变后国民政府的政治危机。蒋介石以回归者的身份重新掌握了局势，外界对事件的关注焦点从对其失势的担忧，转向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张学良的主动护送举动，让蒋介石能够以更具威望的姿态对外宣称与中共达成协议，并推动抗日合作的展开。此时，张学良的身份不再像是胁迫蒋介石的“扣押者”，而更像是一名跟随者，这在外界看来，无疑给蒋介石保住了面子，也减轻了西安事变带来的负面影响。
不过张学良也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十四年的幽禁生活。起初，他被软禁在南京附近，后来辗转浙江、湖南、贵州等地，每次迁移都由国民党特务秘密护送，外界几乎无法得知他的具体行踪。在这些年中，他的生活由特务完全掌控，通信受到严格审查，与外界隔绝，处于近乎与世隔绝的状态。
张学良在幽禁期间，对外界的局势只能通过有限的信息获知。他在长时间的禁闭中，逐渐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见证者。他虽是西安事变的主角之一，但对其后续发展却无法亲身参与，只能被动地接受历史的走向。
晚年的张学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提到他对西安事变的反思。谈及杨虎城的抗日动机时，他指出，杨虎城的行动不仅是出于爱国情怀，也有着个人的考量。张学良认为，杨虎城希望通过停止内战，保存自身的军事力量，并顺应当时国内要求抗日的强烈呼声，从而在政治上保持一定的影响力。
对于杨虎城的最终命运，张学良多次表示惋惜。他在采访中提到，杨虎城一家人的惨死让他感到痛心，并坦言对蒋介石决策背后的逻辑难以理解。蒋介石为何在政权垮台前夕仍要对杨虎城一家采取如此极端的行动，这在张学良看来，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他提及蒋介石是否亲自下令，或者是毛人凤等下属的擅自行事，始终无法得到明确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