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甚嚣尘上的“艾公千古”，逐渐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一句又一句“死者为大”。

千古，原指久远的年代，后来引申为长久存在的价值，再后来逐渐成为对人死亡的一种委婉表达。

由此，笔者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两天的舆论风向从艾公千古转向死者为大，因为艾跃进已经作古，出于对已故的人的尊重，笔者不应该对一个死去的人评头论足。

诚然，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礼仪之邦，中国向来讲求“事死如事生”，有的时候对死者的敬畏比对生者敬重还要煞有介事。

但是推究“死者为大”这句话的本意其实是说，当有一个人去世的时候，最要紧的大事是让他入土为安，其余的事都可以暂且搁下从长计议，容后再办。

所以“死者为大”并不能成为艾跃进门徒禁止人们谈论艾跃进的遮羞布。

相反，正是因为艾跃进已经作古，入土为安，我们才更有必要对其进行应该的讨论和评价，这就是中国观念中的另一传统：盖棺定论。

人这一生说短暂便如白驹过隙一样短暂，说漫长也是似滚滚江河一样漫长，而在漫长的一生中人又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因此一个人一生中的很多事我们是无法在其生前得出一个定论的。

比如现在历史早有定论的大汉奸、卖国贼汪精卫早年间也是一个拼将十万头颅血，要把乾坤力挽回的革命志士，所谓：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如果当时汪精卫真的英勇就义，那么在我们今天所提到的革命先烈中必有他的一行名姓。

然而，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反而在遭逢各种失意日益退化，最终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屈膝投降，沦为日本侵略者蹂躏中国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头号帮凶，所以时人颇为讽刺地将汪精卫当年的诗改为：

当时慷慨歌燕市，曾慕从容作楚囚。

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像这样前后两期反差极大的历史人物，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汪精卫只是最典型的一例。

从汪精卫我们可以看出，人是会变的，而且是会发生巨变和质变的，为了对一个人有整体上的客观评价，最好的方式就是等到他去世以后由后人盖棺定论。

因此，逝者为大或死者为大，抑或逝者已矣并不能成为艾跃进门徒的专用遮羞布。如果按照他们死者为大就不能进行评价的逻辑，那么中国也就不会有煌煌四千万言的二十四史！

对于一个公众人物的功过是非，尤其是一个一定影响力公众人物的功过是非，不仅在其死后几年会有人评价，十年、百年、千年（如果他的名声能够流传千年的话）都会有人评价。

远如数千年前的孔夫子和秦始皇，近如百十年前的李鸿章、袁世凯、陈独秀和胡适，时至今日都有不少人对他们的言论、行为、地位和影响做出各种各样相近或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评价。

为什么到了艾跃进这里，就因为艾跃进忠实受众的一句四个字的“死者为大”，笔者就必须三缄其口，沉默不言呢？

新时代初，有艾跃进者，奉马列而慕领袖，言称领袖，行亦称领袖，举止之间无不领袖。时闻之，追思领袖，有人引领而望，鼓而呼曰：艾公千古！……是跃进未六旬而卒，赴奔杳冥。时闻之，有人追思跃进以慕领袖，亦鼓而呼曰：艾公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