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刺客列传》中，赵韩魏三家联合灭掉了智伯，作为家臣豫让最终选择刺杀赵襄子毋恤复仇。

刺杀并未成功，然而豫让舍身报主的忠义精神，历来为人所称颂。豫让之死被渲染为壮举，司马迁功不可没。司马迁宣扬豫让忠义精神的同时，却揭示了智氏覆灭的必然。

豫让既然以“国士”报答智伯，为何事先没有劝阻智伯，而选择事后以死殉节？其实，在《资治通鉴》中，智伯联合韩魏水淹晋阳，絺疵曾劝智伯提防韩魏反叛。然而，“智伯不悛。絺疵请使于齐”——智伯心高气傲，不仅不听劝谏也不知改过。于是，絺疵请求到齐国出使，趁机溜走了。

由此可知，智伯刚愎自用，絺疵也无可奈何。这意味着即使豫让预知战事结局，依然无法改变智氏覆灭的结局。

智伯“好利而愎”，所以不足成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着笔多证明智伯刚愎自用。

“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水淹晋阳时，智伯带领魏桓子、韩康子一起巡查水势。“御”，指驾车；“骖乘”，陪同坐车，实则指护卫。智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表现无疑，对待韩魏主君如同奴仆，韩魏岂能不反？

古代城池均有自己独立的规划，选址时水是重要因素。当时，魏都安邑靠近汾水，韩都平阳临近绛水。

“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以汾水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看着浩浩荡荡的汾河水淹没了晋阳城，智伯说用水可以灭国。岂料，智伯一语点燃了韩魏反叛的炸药桶。

于是，“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在智伯面前，魏桓子、韩康子碰碰肘、踩踩脚，相互之间默契地达成了协议。

晋阳破城指日可待，韩魏不喜反忧，絺疵发现了韩魏反常并提醒智伯，智伯却置之不理。

在晋阳危急时刻，赵襄子委派张孟谈潜逃出城，与韩康子、魏桓子达成了灭智氏协议。

“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赵襄子派人摸黑杀掉了驻守大坝的士兵，并掘开大坝将水引向智伯军驻扎之地。

“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智伯军队遭水淹而溃乱，韩魏从两侧攻打智伯，赵襄子率兵从前面攻击，智伯大败。

司马光记叙三家灭智伯的故事具体生动，最终却落笔却是才德之辩。才德兼备是圣人，才德全无是蠢人，才胜德是小人，德胜才是君子。

而在《史记·晋世家》中，三家灭智氏仅一句话：“哀公四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智伯，尽并其地。”司马迁对智氏覆灭为何言简意赅？

三国攻晋阳，岁余，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群臣皆有外心，礼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礼。襄子惧，乃夜使相张孟同私于韩、魏。韩、魏与合谋，以三月丙戌，三国反灭智氏，共分其地。——《史记·赵世家》

智伯、韩、魏带领国人攻打赵国晋阳，一年多没有攻克。于是，智伯从汾河引水水淹晋阳。“版”为筑土墙用的夹墙板，晋阳城仅剩三版高没有被淹没，城中缺少粮草，已经到了拆骨当柴烧，交换孩子吃肉的地步。赵国群臣大多人心浮动，对赵襄子心存不满，唯独高共仍然保持做臣子的礼仪。

晋阳危在旦夕，赵襄子于是趁夜派张孟同（司马迁避父讳）出城，私下联系韩、魏，三国秘密达成协议，一起联手灭掉了智伯，并瓜分了智氏土地。

在《赵世家》中，司马迁对智氏覆灭记叙详尽，而重点却落笔在高共谨守臣子本分。

“于是襄子行赏，高共为上”——赵襄子论功行赏，高共排在首位。

“张孟同曰：‘晋阳之难，唯共无功’”——负责联络韩魏的张孟同当即反对，认为晋阳保卫战，唯独高共无任何功劳。

襄子曰：“方晋阳急，群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礼，是以先之。”——《史记·赵世家》

晋阳危急，众臣人心浮动，唯独高共谨守人臣本分。赵襄子对张孟同所谓的功劳避而不谈，表彰高共信念坚定。毋庸置疑，司马迁也认同赵襄子尊重宗法传统的做法，这既维护了赵氏宗族内部团结，也有利于维护君臣秩序。

司马光通过树立典型配合自己的观点，而司马迁则在行文中启发读者体悟其中道理。

“智氏之亡也，才胜德也。”这是司马光的核心观点。相对于智氏颠覆，司马迁则认为赵氏崛起则是几代人的努力，其中赵鞅简子是关键人物。

关于赵氏崛起的预言。

在晋平公时，吴国延陵季子出使晋国曾预言，“晋国之政卒归于赵武子、韩宣子、魏献子之后矣。”

而后，晏婴受齐景公之命出使晋国，叔向也曾有相似预言，“晋国之政将归六卿。”赵氏为晋国六卿之一。

赵武子即赵氏孤儿，也就是赵鞅的祖父，与延陵季子同一时代，从流亡被追杀再到重新恢复赵氏地位，吴国延陵季子是如何预见赵氏未来呢？司马迁并未透露。

叔向（姬姓，羊舌氏，名肸，字叔向）说：“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六卿过于放肆，而晋国国君却不知忧虑。作为晋国公族，叔向断定未来政权旁落，为何晋国国君未能引起重视？

在赵鞅之前，赵氏“天命所归”的预言，已形成了浓厚的舆论氛围。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赵鞅大病五天不省人事，大夫们皆忧虑不已。赵鞅此次生病另有目的，经扁鹊诊断无大碍，秦穆公也得过类似病，不出三日就会醒来。

果然不出所料，赵鞅二天半后醒来。“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赵鞅吹嘘自己遨游九天，与百神同聚，并对赵国的未来做出了神一般的预测。

“神医”诊断，赵鞅“通神”，赵氏崛起似乎理所当然。然而，司马迁又补续了一句话，让人怀疑赵鞅收买了扁鹊。“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

当赵鞅（简子）选择赵毋恤（襄子）为继承人则是处心积虑了。

“此其母贱，翟婢也，奚道贵哉”，赵毋恤被相师姑布子卿确定为“真将军”，赵鞅非常惊讶，毕竟赵毋恤生母为从妾，又是翟女，出身相当低微。

经过姑布子卿推荐和赵鞅考验，赵毋恤被推上了太子之位，而原太子赵伯鲁被废。赵鞅打破常规立嗣，为赵国创建奠定了基础。

“晋顷公九年，简子将合诸侯戍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晋倾公九年，赵鞅带头联合诸侯保卫周王室。次年，又护送周敬王进入周王室。

而《晋世家》记录：“顷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争立。晋六卿平王室乱，立敬王。”相对《赵世家》，《晋世家》明确六卿平叛周王室内乱，此时赵鞅尚未从其父赵景叔手中接掌大权。

参照《周本纪》，周景王驾崩，王子朝、丐、猛三人争夺王位，最终在晋国干预下，王子丐获胜继位，是为周敬王。然而，王子朝获得了周国都大多数人的支持，自立为王，所以周敬王虽然继位，但并未入主周朝。

直到晋顷公九年，赵鞅率领诸侯护卫周敬王入主周都，并营建了周都。赵鞅尊奉周王室既是在天子面前亮相，也是为赢得诸侯国认可，与此同时趁机壮大势力。

从《晋世家》来看，“九年，鲁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晋顷公九年，鲁昭公被权臣季氏驱逐了。也就是说在平叛周王室与护送鲁昭公之间，赵鞅选择了前者。

“晋顷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羊舌氏”——晋顷公十二年，六卿对晋国公族以法律名义进行打压。

司马迁在《韩世家》透露了打压晋国公族的秘密，“晋顷公十二年，韩宣子与赵、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县。”此消彼长，公室力量削弱，六卿则乘势崛起。赵鞅瓜分了公族的土地，为赵氏崛起绸缪运作。

“后十三年，鲁贼臣阳虎来奔，赵简子受赂，厚遇之”——之后十三年，鲁国叛臣阳虎流亡到晋，赵鞅收受贿赂接纳了他。

阳虎原为鲁国季孙氏（季平子、季桓子）家臣，通过控制季孙氏把持了鲁国朝政。而后在与三桓的斗争中失败，辗转逃到晋国。赵鞅重用乱臣贼子，足见其居心不良。

“后十三年”针对“晋顷公十二年”而言，晋顷公在位十四年，而后晋定公继任。由此确定阳虎投奔赵鞅为晋定公十一年，《晋世家》记录佐证：“定公十一年，鲁阳虎奔晋，赵鞅简子舍之。”

根据《赵世家》记录，阳虎投奔，赵鞅大病，册立赵毋恤为太子，均发生于晋定公十一年。

“后二年，晋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乱”（《赵世家》），“后二年”承接前文“以毋恤为太子”而言，也就是晋定公十四年，范、中行犯上作乱。“范、中行”与韩、赵、魏、智氏并列为六卿。

明年春，简子谓邯郸大夫午曰：“归我卫士五百家，吾将置之晋阳，”午许诺，归而其父兄不听，背言。——《史记·赵世家》

晋定公十五年（即前497年），赵鞅要求邯郸大夫赵午，归还卫国赠予的五百户家奴，将迁移安置到晋阳。赵午当时答应了，回家跟父亲、哥哥商量之后，又背弃了许诺。

邯郸大夫即为邯郸地方长官，六卿各自选择宗族势力把控地方。赵午与赵鞅同族，赵鞅索要家奴应是借口，而真正理由为赵午割据自立不听从赵鞅号令。

再看《晋世家》记录：“十五年，赵鞅使邯郸大夫午，不信，欲杀午，午与中行寅、范吉射亲攻赵鞅，鞅走保晋阳。”赵午不讲信用导致赵鞅捕杀，也就是说范、中行并非犯上作乱，而是帮助赵午谋求独立自主。

再看《赵世家》记叙，“赵鞅捕午，囚之晋阳”——赵鞅逮捕了赵午，并押回晋阳囚禁。此后，赵鞅杀掉赵午并向宣称，自己有权处置赵午。“赵稷、涉宾以邯郸反”——于是赵午之子赵稷与涉宾以邯郸起兵造反。

“晋君使籍秦围邯郸”——晋定公派籍秦围攻邯郸。这意味着晋定公支持赵鞅，毕竟赵鞅把控晋国朝政，所以中行、范才会被冠以“作乱”罪名。

“荀寅、范吉射与午善，不肯助秦而谋作乱，董安于知之”——荀寅、范吉射与赵午交好，所以并未帮助籍秦攻打邯郸，而是预谋作乱。

“荀寅”即中行寅，祖上曾被任命为中军，后改为中行，故而以“中行”为姓。荀寅与范吉射为姻亲关系，而赵午又是荀寅的外甥，所以三家联合。

“董安于知之”，中行、范谋划作乱，董安于如何得知？赵鞅生病时，董安于曾服侍在侧。身为家臣，董安于是否为赵鞅“大病”的幕后导演？

“十月，范、中行氏伐赵鞅，鞅奔晋阳，晋人围之”——从春三月到十月，邯郸与晋阳斗争形势发生逆转，赵鞅被攻打退守晋阳。赵鞅势力不足以抗衡范、中行二卿。

关于“晋人围之”，从《晋世家》来看“定公围晋阳”，晋定公出兵包围了晋阳城。

“十一月，荀栎、韩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十一月，荀栎、韩不佞、魏哆在晋定公的命令下攻打范、中行氏。晋国六卿之中，三家联合对抗范、中行。“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击之”——岂料，三家没有战胜二家，范、中行趁机反攻晋定公，晋军战败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范、中行败逃至朝歌，据城守卫。

“韩、魏以赵氏为请”——韩、魏为赵鞅求情。“十二月辛未，赵鞅入绛，盟于公宫”——赵鞅进入晋都绛城，在晋定公王宫盟誓获得了谅解。即《晋世家》记录：“乃赦赵鞅，复位”。

次年，董安于在智伯威逼下自杀。“范、中行虽信为乱，安于发之，是安于与谋也。”从智伯所说来看，董安于在此次叛乱中作用非同小可。

而孔子在《春秋》中秉笔直书“赵鞅以晋阳畔”。“畔”同“叛”，解释为造反作乱。也就是说赵鞅才是犯上作乱始作俑者。

董安于因为智伯几句话自杀，说明经过与范、中行斗争，赵氏不足以与智氏抗衡。

“赵简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谏”，“周舍死，简子每听朝，常不悦”——周舍之死对赵鞅打击很大，对朝政几乎失去了兴趣。群臣不明所以就问赵鞅。“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谔谔”，赵鞅对群臣说出自己的忧心。

“简子由此能附赵邑而怀晋人”，说明群臣读懂了赵鞅，所以政事处理甚得民心。“附”、“怀”意思均为使……归附，使……向往，民心归向赵氏。

经过三年养精蓄锐，晋定公十八年，赵鞅再次出兵朝歌攻打范、中行；晋定公十九年，赵鞅护送卫太子蒯聩重返卫国，取代了其子卫国国君地位；晋定公二十一年，赵鞅攻克邯郸，将中行、范逐出晋国。

赵鞅通过一些列内政外交手段，晋国从六卿专政进入赵、韩、魏、智四卿并驾齐驱时期。“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俟于诸侯”——赵氏名义上是晋国卿，实际掌控晋国，赵氏封地相当于诸侯。

赵氏崛起，给智伯带来压力。

“晋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郑。赵简子疾，使太子毋恤将而围郑”——智伯出兵攻打郑国，赵鞅年迈生病，派太子赵毋恤领兵出征。

赵毋恤在阵前遭智伯侮辱，为了赵氏不得不忍辱负重。然而，群臣不甘心赵氏太子受辱，赵毋恤向群臣解释：“君所以置毋恤，为能忍诟。”

再次说明赵鞅选择赵毋恤为嗣，因为他出身卑微，能够忍辱负重。当然，赵毋恤深知赵鞅的宏图伟略也是关键。而赵襄子忍辱为后来反击智伯埋下了伏笔。

晋出公十七年，赵鞅辞世，赵毋恤继位成为赵氏领头人。赵毋恤继位之后，继续带领赵氏开疆拓土。兴兵灭代，反灭智伯，为“三家分晋”奠定基础。

晋阳，赵鞅精心营建的城邑。

根据《资治通鉴》记录，“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赵鞅专门派尹铎治理晋阳，且要求待民宽厚，少敛取税赋。所以，赵鞅临终前，曾嘱托赵毋恤，国有难可退守晋阳。

所以，智伯向赵毋恤索要土地未果而攻打赵氏，赵毋恤既没有去城墙高大的长子城，也没有去仓库充实的邯郸城，而是去了晋阳城。晋阳虽遭韩魏智氏三家围困了一年多，城中粮尽食绝，大水漫灌，但是晋阳百姓并未背叛。

民心向背才是赵氏崛起的关键！

司马迁虽未直说，但是在行文中一直隐藏着这条线索，这或许便是“究天人之际”的真正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