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军
1945年8月11日，今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地区爆发了呼伦贝尔现代史上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重大事件，即锡尼河事件。
在这一事件中，伪满第十军管区中将司令官郭文林、少将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在带领所属部队南下途中，于锡尼河地区打死部队内的30余名日本军官，而后集体向苏联红军投诚，从而加速了包括呼伦贝尔在内的我国东北地区的解放。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重大事件一直鲜为人知。
郭文林，别名彬儒，原名色尔曾格，达斡尔族，郭布勒哈拉，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今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人。其父、伯父均在当时的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中任职。
郭文林受过良好的教育，先后于1914年、1920年入海拉尔蒙旗两级学校、蒙旗中学学习，1922年就读于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赴北平蒙藏学校学习。1928年，经呼伦道尹赵仲仁和日本陆军步兵少佐寺田利光的介绍，东渡日本，先是在东京善邻学僚学习日语，后于次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10月又入陆军士官学校本科学习，直至1931年7月毕业回家。
“9·18”事变后，郭文林一度参与蒙古自治运（主要是招募少数民族青年到日本军队受训，约5个月）。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前后，郭文林追随凌升参与“满洲国”的“建国”活动，并经伪满兴安北分省省长凌升的推荐，被委任为骑兵上校、伪满执政府侍卫官兼护军统领，后以护军统领任禁卫步兵团团长，主要负责“执政府”的警备、警卫任务。
1936年4月，兴安北省省长凌升等4人被日本关东军以“通蒙通苏”的罪名杀害，一大批人受到株连，郭文林的父亲、伯父也被罢官免职，不久先后离开人世。
郭文林是凌升的近亲，又曾被推荐任军职，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对他进行了多次“讯问”。因没有证据和出于统治的需要，只好解除对他的怀疑。凌升事件对郭文林影响很大，他不相信日本特务机关强加给凌升等人的罪名，也为自己所受到的“讯问”不满，但这只能埋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这一期间，郭文林于1935年10月至1936年10月入奉天伪满陆军训练专科班学习，结业后任伪满宫内府上校侍从武官。
1938年9月，郭文林调任伪满兴安军管区参谋长，次年晋衔少将。其间，郭文林以军管区参谋长身份，负责到华北参加“讨伐”的甘珠支队的后方勤务事宜；“诺门罕”事件爆发后，负责编成乌尔部队、野村部队，赴中蒙边境，同时担任参加诺门罕作战的伪满兴安军后方勤务，并于事件之后“统裁”在诺门罕取得的教训和作战经验，研究对苏作战。
“诺门罕”事件对郭文林是有所触动的，他意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在利用少数民族士兵充当炮灰，与“外蒙古”士兵互相残杀。
1940年2月，伪满治安部改编兴安军，撤销兴安军管区，郭文林以伪满兴安军管区参谋长转任伪满第二师师长（属伪满第九军管区）。次年3月，升任伪满第九军管区司令官（司令部驻通辽），1942年8月又代行防卫司令官职务。
这一期间，郭文林出于军事行动和治安部的命令，在军管区内开始修筑公路、架设桥梁，新设粮秣囤集所，加强搜收武器弹药。这一命令的强制实施，使大批居住国境附近的老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流离失所。适值冬季，又使许多百姓因饥饿寒冷而在半途中死亡，就是侥幸抵达指定地点后，又因为无住房而不得不挖洞居窑过冬。
1943年3月，郭文林调任伪满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校址设今兴安盟乌兰浩特）。1944年12月，晋级中将军衔，升任伪满第十军管区司令官（司令部驻海拉尔）。
军管区下辖骑兵47团、48团和炮兵营（均驻南屯）、辎重营、通讯队、汽车班、陆军看守所、军事部海拉尔病院。司令部包括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法处、兵器处、兽医处、军医处等，各处处长均由日本校级军官担任，全军管区共约2000余人。
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日本侵略军已有穷途末路之感。郭文林上任后，即按伪满军事部的部署，命令所属部队分别到即设防线构筑工事，以应付突然事变的发生。
可见，在东北沦陷时期郭文林为伪满洲国的统治、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是卖力的，因而得以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由一名军校学生升至中将司令官。
但凌升事件、诺门罕事件，特别是日本侵略军不断的战败，不能不使他认识到日本统治的残暴，不能不认识到伪满洲国统治的垮台和日本军国主义难逃失败的下场。
1945年8月9日凌晨，苏联红军飞机开始轰炸海拉尔的日伪军军事设施，并向边界一侧的日军守备队发动进攻。
上午9时许，驻海拉尔地区日军司令野村登龟江少将派参谋到军管区司令部，命令第十军管区所属部队当日向第一、二防区大兴安岭南麓一带出发，抵达后固守阵地，阻止苏军前进，不得已时向扎兰屯逐次撤退。
下午5时，郭文林与参谋长正珠尔扎布率司令部及部分部队抵达南屯，与骑兵50团、51团留守部队会合。撤离海拉尔时，郭文林按日军司令官的命令，下令烧毁司令部的20余所房屋和百余间的物资武器仓库、营房，以及大批文件、档案等。
10日凌晨两点，郭文林率部500多人由南屯出发，出发时，又烧毁那里的兵营、仓库和军官宿舍。
当日上午，部队抵达锡尼河地区休息。在部队行军途中和抵达锡尼河地区后，郭文林与正珠尔扎布商议，感到再继续追随日本军国主义肯定没有好下场，唯一的出路就是趁此机会，打死部队内的日本军官，然后向苏军投诚。
决心下定，就由正珠尔扎布找一些可靠的蒙古族军官秘密商议行动方案，计划首先把非武装人员、病患者（包括日本人）送到后方扎兰屯；其次，力争全部打死部队内的日本军官，而后投降苏军，行动时间定在8月11日上午。
部队在锡尼河休息时，司令部内的日本军官反对郭文林和正珠尔扎布下达的“就地构筑工事，整顿待命”的命令，要求部队火速进入防区，阻击苏军。正在此时，苏联飞机空投传单，号召伪满官兵认清形势，消灭日本侵略军，向苏军投诚。
苏军传单在部队内引起很大震动，亦坚定了郭、正两人率部起义的决心与信心。为慎重起见，10日晚郭文林再次召集军官会议，决定在第二天早晨部队行动时，由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发出信号后一起动手。
8月11日早晨，全军向兴安岭进发，实际上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用以迷惑日本人日本军官则毫无警惕地骑着马走在部队中间。
部队行至锡尼河庙东面不远时，正珠尔扎布发出“军队向后退”的命令，连长玛格斯尔连放3枪，部队内知情的官兵开始动手消灭日本军官。经过几十分钟激战，除跑掉几人外，共有20多名日本军官和军士被打死。
据正珠尔扎布在1954年9月的一份交待材料中称，被打死的日本军官有高级副官南作太郎中校、松本少校、辎重队长酒井顺平中校、炮兵营长大岛少校、炮兵营连长工泽上尉、炮兵营某少尉、通讯队长森三次少校、骑兵第51团副伊势荣作少校、辎重连长山本上尉、宪兵团长内泽伊中校、宪兵平井上尉等。
锡尼河事件的策划是比较周密的，起事完全获得了成功。
事后，全军将士将伪满军的帽徽肩章全部摘下，部队改称为“兴蒙汉第一军”。郭文林请索伦旗旗长色仁（郭文林的俄语老师）做特使，携带由正珠尔扎布口述、色仁执笔的俄文投诚书，向苏军接洽投诚事宜。
由于海拉尔方向尚有日本军队，郭文林遂决定向乌兰哈热嘎那（今鄂温克旗南部）的苏军投诚。12日，根据事先约定，全军度过伊敏河，在指定地点放下武器，正式向苏军投诚。随后，郭、正两人和郭的副官鄂信台被苏军送往后方指挥部。
13日，苏军飞机空投印有郭、正两人照片的《郭文林、正珠尔扎布劝降伪军将士通告书》，号召第十军管区其他部队放下武器，向苏军投诚。
受锡尼河事件的影响，在南线红花尔基修筑工事的骑兵50团700余人、在北线哈克一带构筑工事的骑兵51团400余人，在金永福、郭美郎上校团长的带领下，分别打死部队内的日本军官，于8月15日前后分别向苏军投诚。
此后，苏军将第十军管区的部队收容在蒙古境内。但由于管理不善和疾病流行，有不少人死于收容之中。一个多月以后，苏军将所剩人员全部遣回海拉尔原日军兵营内，修筑苏军烈士纪念塔，完工后经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请求，于1946年初全部释放回家。
锡尼河事件在当时的影响和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这是自1932年12月日本军队侵占呼伦贝尔地区以后，第一起由少数民族领导和发动、主要由少数民族士兵参加的自上而下的武装起义，且是成建制的部队参加。其规模比葛根庙起义大得多，其领导人级别之高，参与士兵之广，打死日本军官之多，都是葛根庙起义无法相比的，这在当时内蒙古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其意义不可低估。
第十军管区主力部队的投诚，加速了日本军队在呼伦贝尔地区的崩溃，加速了苏联红军解放呼伦贝尔、进而解放我国东北地区的进程，避免了一场与苏联红军抗衡的流血战争，挽救了大批少数民族士兵的命运。这些士兵中的不少人参加了革命，参加内蒙古自治军，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郭文林、正珠尔扎布率部投诚以后，苏军先是将他们带往蒙古的塔木斯克布勒嘎收容，后将其与溥仪等伪满重要官员和日军高级将领关押在苏联哈布茹斯克。
新中国成立后，苏方于1950年7月将溥仪、郭文林在内的前伪满重要官员由绥芬河口岸移交给中国，并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1959年12月，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特赦令，郭文林走出战犯管理所的大门。
他先是在呼和浩特长子家中居住，后安置到玉泉区废品收购站、木器厂工作。由于年龄的关系，子女劝他不要再工作，他说我还得干，还要接受劳动改造（每月有40多元的收入。
当他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民证时，很激动，说自己重新做人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他身份特殊，有关方面出面保护，未受到冲击。
1969年9月5日，郭文林因患脑溢血，猝死于呼和浩特医院，终年6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