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阳光的新剧《相逢时节》已经收官。直至今日，豆瓣上《相逢时节》竟然还未开分。这在正午阳光的剧中不仅“绝无仅有”，在整个电视剧市场中也是极为罕见。
这几年，正午阳光一直擎着“国剧门面”的这杆大旗，“正午出品，必属精品”也是剧迷们耳熟能详的口号。
但，内在的隐忧也一直未散去。远的如《欢乐颂2》的折戟，近的如《清平乐》口碑和热度平平。正午阳光似乎也遇到了新的困难和瓶颈。
去年的《乔家的儿女》口碑和热度还算不错，今年初的《开端》则是叫好叫座，似乎大家熟悉的那个正午阳光又回来了。但《相逢时节》目前的表现，在另一部口碑大剧《人世间》的对比之下，更显得不尽人意。
那到底是怎么了呢？
一、正午阳光与新丽传媒
如果真的拿《相逢时节》与《人世间》来对比，我会有一个非常强烈且直观的感受，那就是“正午阳光越来越像新丽传媒，而新丽传媒越来越像正午阳光”。
这里并没有任何褒贬某一方的意思。众所周知，正午阳光和新丽传媒都是行业的第一梯队，在各自领域中都处于旗舰的位置。
新丽传媒比正午阳光出场更早，一直善于制作都市、情感、伦理类题材，而正午阳光则擅长正剧、史诗剧风格。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新丽传媒也出品过《白鹿原》这样的民族史诗，而正午阳光也出品过《琅琊榜》、《知否知否》这样正剧化的古装偶像剧集。
既然两者擅长的风格不同，那么相互取长补短自然是最好的路径。从过去若干年来看，新丽传媒一直是这么做的，其中一个特别鲜明的点，就是它很爱用正午阳光用过的演员。
当然，正午阳光的艺人经纪业务早已解散，我们通常所说的“御用”也只是指频繁在某一类剧集中出镜的演员。比如靳东过去经常在正午阳光的剧中露脸，而如今经常出现在新丽传媒的剧里。
而新丽传媒对正午阳光的学习应该是全方位的。但正午阳光目前，尤其是从《开端》到《相逢时节》，都显示出了向新丽传媒风格的某种“靠拢”，则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
这不仅因为《相逢时节》中雷佳音、袁泉的担纲主演（两人曾主演过新丽传媒的大热剧目《我的前半生》），更因为剧情内容和拍摄风格的相似。
二、原著与改编
按照某些书粉的评议，《相逢时节》相对原著《落花时节》是做出了不少改编的。而在书粉的口中，这些改编并未体现出进步，倒反而是拖了后腿。
这就让人奇怪了，因为《相逢时节》的编剧正是原作者阿耐。按照一般的理解，原作者应该是最理解原著精神的人。
更何况，那是阿耐啊！正午阳光大热的口碑剧集《欢乐颂》、《大江大河》、《都挺好》均出自于阿耐之手。可以说阿耐的作品占据了正午阳光口碑剧集的半壁江山。
但，这正是问题的来源之一。正午阳光过去这些年的当代现实主义IP过于依赖阿耐，以至于它似乎很难从别的作品中吸取灵感。
那么阿耐的作品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能得到正午阳光如此的青睐？
我之前分析过，阿耐试图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勾勒出1979-2009的改开群像（《大江大河》到《艰难的制造》）；同时，对2009-2014这五年间社会巨变以及人情世俗的描绘，又有了《欢乐颂》、《都挺好》、《落花时节》等作品。
有一位读者总结了最能对阿耐作品共情的人群特点：成长于商业时代，受过高等教育，收入尚可，智商尚可，感情生活尚可，有独立意识但不极端，偶尔沮丧但不绝望，懂些权术计谋但总体趋向忠厚，偶尔天真但不装纯。
（豆瓣：偶偶，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108147/#comments）
有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现象，内地在2004-2014这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十年间，其实一直缺少正宗的商业题材电视剧。不同于香港TVB，一直以来就有制作商战剧的传统。那些年间，内地荧屏上最常见的一般是历史剧，古装剧，家庭情感题材，战争剧等。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为何在经济蓬勃发展时期却缺少商业题材呢？与之相对的，在90年代，商业剧倒是不乏身影，从早期的《商界》、《上海的早晨》、《公关小姐》、《外来妹》、《情满珠江》等，到后来的《大染坊》。之后，就很少见到商业题材剧的身影了。
问题的答案大概来源于以下几点：一、电视剧制作普遍走向市场化，而市场会挑选观众的偏好，即“现实中最常见什么我就不要什么”，内容导向“造梦化”。
二、跟九十年代不同，2000年以后走向市场的职业编剧，大多不是从体制转向市场，而是从专业院校毕业。这类科班出身的编剧基本没有在市场、职场中浸淫的亲身经历，所以不擅长写市场、商战。
三、入世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国人更多习惯于从历史和世界的宏观角度来体会国家和个体形象的变迁，而对市场等微观层面缺少关注。
从这三点，我们恰恰能发掘出阿耐的长处：一，作为生长于中国沿海开放城市的、九十年代就在市场中搏杀的民营企业高管，阿耐对“亲临一线”的商业环境是熟悉的，在题材上没有阻隔感。二，对在市场沉浮中的“众生相”，作为女性有更为细腻和独到的关注和感受力，三，善于观察，勤于总结，加上时间足够长，使得阿耐对时代性的把握和概括比那些年轻作者更胜一筹。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阿耐为何能写出《大江大河》（原名《大江东去》）这样的史诗，又能写出《欢乐颂》这样的都市女性群像。
三、不足
但，这样的优势并未延续到《相逢时节》中。剧情进行没多久，“狗血”、“老套”的负面评价已经不绝于耳。豆瓣至今仍未开分也可作为凭证。
最大的负面反馈则是：“这不像正午阳光的剧啊！”
是的，都市伦理题材本来不是正午阳光擅长的领域，这一向是新丽传媒的强项。而用了两位《我的前半生》中的演员，更让人怀疑正午阳光是不是要在创作方向上向新丽传媒靠拢。
我倒是有一个感觉，这次正午阳光启用阿耐做编剧，一方面是因为《欢乐颂2》等剧目的折戟，让正午阳光有了某种IP改编的“PTSD”。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编剧“新人”，阿耐并未体现出她如小说作者一般驾轻就熟、炉火纯青的笔力，反而相当生涩、单薄。剧中很多情节和矛盾的推进都依靠巧合、误会来推动，这是新手编剧的典型症状。
而导演和其他创作者并没有对这些“毛病”进行纠偏。从我个人而言，我也并不喜欢过于“狗血”和充满了巧合误会的情节设置。但这部剧我还是看下来了。
看下来的原因，第一个是对于正午阳光一贯的品质信赖。这种信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正午出品必属精品”，而是说，一部剧的成败有太多的因素，而一个点的不足却足以让整部剧滑入口碑陷阱，因此不辨证地看待作品，这市面上能看的剧就不多了。
因此，即便是口碑和热度平平的《清平乐》我也完整追了下来。而且我很清楚地知道，这部剧在部分专业历史领域和知识分子圈中口碑不俗，它在当下的评议并不代表这部剧的实质水准。
不过，类似《清平乐》的市场际遇还是让正午阳光感受到了某种“打击”和压力。侯鸿亮就坦陈自己做《清平乐》是有些任性了。看来做为一个企业，业绩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是始终高悬的。
但这也不免让人有些唏嘘。如果在创作领域，都要遵循各种“成功经验”，不能越雷池一步的话，那么迟早会走到好莱坞电影的老路上去。
第二个原因是，我很感兴趣阿耐自己操刀的改编会怎么处理原著与现实的相关性。众所周知，过去这几年我们的生活变化的太快，光一个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就大幅地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在如此的情形下，一部都市情感伦理题材的电视剧，能凸显出什么新意呢？
四、新意
就目前的观看效果来看，我不得不说，这部剧的新意是有限的。从它的英文名“Challengesat Midlife”来看，这似乎又是一部与《我的前半生》类似的剧。
而“家族血仇”之类的题材，在TVB商战剧中并不鲜见，因此故事情节上的吸引力本身就打了折扣。
如果情节不吸引人，那么剩下的看点就只能是“人物”。不幸的是，这方面《相逢时节》也是乏善可陈的。就拿男女主角来说。简宏成在片中虽然是事业成功人士，但片中数次遇到危机时，都依靠他的“机械降神”化险为夷，这无疑是爽剧逻辑，也是《我的前半生》中靳东饰演的贺函一角的又一次重复。
而这个角色一出场就处于“能力者”的段位，相关的角色铺垫却没有任何戏份演绎，所谓的前史都是依靠前妻陈昕儿的台词讲出来的，使得这个人物更趋于扁平化。
而袁泉扮演的女主角宁宥，再一次陷入了这些年情感类影视剧角色塑造的 “白莲花”陷阱里，则让人连遗憾的感觉都没有，只能说“终究就成了这样”。
因为对于现实中情感关系的缺乏信心，使得当代观众对于影视剧中的男女主角人设和道德要求升级到了一种近乎苛刻的地步，那么角色的“白莲花”、“圣母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观众又一边看一边吐槽，真的是让创作者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五、危机
应该说，这种问题并不是个例，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五年前的《欢乐颂2》已经遭遇过类似的危机。
所以，正午阳光这些年的剧作，一直让我有种“钢丝绳上行走”的感觉。一边是小心翼翼维护着自己行业顶级的地位，另一边是观众苛刻的欣赏习惯和要求，以及各种审查的“雷区”和桎梏。应该说，正午阳光遇到“瓶颈”，是迟早的事情。
那么怎么打破瓶颈，怎么为未来的创作走出一条新路呢？
我们知道，正午阳光一向善于直面问题，剖析问题。因此，当年看到《欢乐颂》、《都挺好》对原生家庭、重男轻女、社会拜金等问题的大胆揭露与描写时，都让人有酣畅淋漓之感。
而它所面临的问题，与新丽传媒等也是一样的，就是没有“解决方案”。也因为如此，《欢乐颂2》的口碑大幅下降，而《都挺好》的“和解”结局也受到了部分观众的吐槽。
而新丽传媒则不断试图从各个层面和角度对传统的情感关系和家庭关系进行“解构”和“重组”，从《大丈夫》、《小丈夫》、《一仆二主》的各种跨年龄、阶层的情感组合，到《我的前半生》、《精英律师》对朋友关系、同事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各种“拆解”、“组合”和“复盘”，可以看出新丽传媒始终试图突破这几十年来中国人固有的对于家庭、情感关系的各种“思维定势”和“观念桎梏”。问题在于，它也找不到一条更好的、普适的路。
而正午阳光当然也有着自己的“解题思路”和“价值主张”。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那么我会称之为“新保守主义”。
这个词语并不等同于西方意识形态语境下的“新保守主义”，因为它在相关的话语体系里有明确的指向和范畴。
正午阳光的“新保守主义”，更接近于我上面引述的那位读者的总结：收入尚可，智商尚可，感情生活尚可，有独立意识但不极端，偶尔沮丧但不绝望，懂些权术计谋但总体趋向忠厚，偶尔天真但不装纯。
简单地说，正午阳光的“新保守主义”，并不试图颠覆传统的价值和道德体系，并且努力在此基础上，拥抱现代文明，拥抱商业价值和市场经济，努力在当下的社会结构中活出个体的自我和尊严，同时不放弃社会责任。
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多元、复合的结构，相应地，必须处理好很多复杂的、辨证的、多维度的关系。
但事实上，随着经济发展步伐的放缓和矛盾的多样化，普通人越来越难以“平和宽容”，反而更容易趋向绝对化和极端化。因此正午阳光的“新保守主义”，其尺度和平衡是非常难以拿捏的。
拿捏得好的，如《欢乐颂》第一部，基本还在观众的接受范围之内。而到了第二部，当编导真的试图在原基础上给出一些“选择”和“解决方案”时，则遭到了观众的批评和抵触。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都挺好》上，主角苏明玉的两大难题：家庭和爱情，一个是通过“和解”，另一个则通过“机械降神”式的完美男友解决，让剧情在酣畅淋漓地展现矛盾后，最终走向鸡汤化，不得不说是个遗憾。
同样，《大江大河》这样的改革史诗也不得不将主角宋运辉进行某种“漂白”，规避他身上的道德争议，而凸显他的“技术能力”以及“政治博弈”的情商，让第二部多多少少沾染了一些“成功学”气质。而这本应该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说到底，“新保守主义”是一种阶段性的产物，它的基础建立在虽然不短、但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也是白驹过隙般的改开四十年上，其价值基础、道德准则和精神信条都并不稳固，是一个仍在发展中的产物。
因此，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解决中寻求进一步发展，使得当代影视中的价值体系无法体现为一种完全自洽的、能兼容并包的让各方都能满意的“完成式”。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歌颂改开变革群像的《大江大河》之外，正午阳光也会去拍摄《乔家的儿女》这样的“失败者叙事”的作品。
而当这种探索回到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情感、家庭领域时，时代变迁带来的强烈断裂感和疏离感，又会对普罗大众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对情感、家庭的稳定性、和睦性需求产生冲击。这也正像本剧的英文名“Challenges at Midlife”，“中年挑战”或“中年危机”一样，体现了当代中国影视剧的“危机”。
六、方向
跟电视剧一样，不论我们怎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解决问题”上来。
与很多观众的期望不同。我认为，面对当下这种复杂的局面，首先我们需要承认问题的复杂性。也就是说，我们可能相当时间内需要面临着一种“没有标准答案，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案”的困境。
面对这种困境，普通人必然产生焦虑。而很多时候，让问题进一步恶化的原因并不是焦虑本身，而是面对焦虑的无所适从的抗拒状态。
如果我们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以及问题会相当一段时间伴随着我们，那么焦虑情绪本身会很大程度上得以缓解。
这也正是当前一些内容创作者意识到的，当“三观正”成了某种不容触犯的天条，“微博审判”成了内容创作领域的“三法司”时，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杀死了内容的创新。
其次，同样我们不能放松对于更好更完备的答案的追求，否则就是另一种犬儒主义了。
再次，那值得我们去追求的那个价值或路径是什么呢？这儿我仍觉得有必要强调一下，“给出答案”并不是影视剧的首要任务。虽然文艺作品有“先锋性”、“前瞻性”，但它并不是刚需。很多时候，文艺作品是滞后的。
我个人以为，对一个时代内各种不同类型、不同状态人群的体察、感受、共情，是这个时代的文艺作品的任务。
因此，重要的是先去“收集”这个时代，或者若干个时代的人群的生活状态，再来思考试图表达的价值观、理念等。
在这点上，《乔家的儿女》做的还是比《相逢时节》要好。我仍然认为这是正午阳光试图强行将“新保守主义”嵌入这个原著故事所造成的后遗症。问题并非出在理念，而是执行。而这种困境，会在将来的新现实主义作品中一再遇到，不止于阿耐的作品，也不止于正午阳光，是这个时代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