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自日本军事势力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后不断膨胀的必然结果。

从日俄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境内已有近30年的历史。

在这期间，日本关东军是通过不断制造事端的手段来扩大其侵略势力的；甚至采用制造流血事件和军事冲突，来寻找军事入侵的借口。在这期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辛亥革命到皇姑屯事件前，日军不断制造事端、冲突乃至流血事件的目的，以扩大侵略权益为主；皇姑屯事件以后制造的各种事端和冲突，是以寻找武装侵略借口为主要目的。

“大陆政策”是日本的最高国策，但用什么办法达到这一目的，从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存在策略上的分歧。

直到大正之后，旅顺派极力支持肃亲王搞满蒙独立运动；奉天派则以武器和军费支持张作霖登上“东北王”宝座，以“开发满洲”，“共享利益”。张作霖上台后，这种分歧仍然存在。

武力占领派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迟迟未能得逞；而经济开发论者却积极推行他们以经济侵略为先导的殖民化方针。

民国十七年（1928年），当张作霖的北京政权岌岌可危时，日本加快了大陆政策的步伐，首先从外交方面加强了对张作霖的攻势。

张作霖

5月17日晚，日本公使芳泽访问张作霖，向张作霖递交照会，要求张作霖退回东北，提出“满蒙权益”的要求，并逼张作霖立即答应。

为给张作霖施加压力，芳泽威胁说：“张宗昌的宪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你对此应负一切责任”。面对芳泽的威胁：张作霖“勃然大怒，由座上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地向地下一摔，折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说，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岂有此理！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种叫我子子孙孙们抬不起头来的事情。他说完之后，就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这次会谈“毫无结果”。

次日，日本提出“觉书”对中国内部交战双方提出警告：“维持满洲的治安，乃为帝国所最重视者，因此将形成扰乱该地方治安之原因的事态发生，帝国政府将极力予以阻止，所以战乱如果进展到京津一带，其祸乱将波及满洲的时候，为维持满洲的治安，帝国政府或将不得不采取适当有效的措施。”这引起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

5月25日，张作霖通过外交总长罗文干向日本政府声明：“于战乱及于京津地区，影响波及满洲地区时，日本将采取机宜措施一节，中国政府断难承认。东三省及京津地区，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声明还告诫日本方面说：“深盼日本政府鉴于济南不祥事件之发生，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措施……”

中国政府声明的强硬态度，实际上是表明了张作霖的立场，这引起日本的极大不满。因此，要对张作霖采取“断然措施”。

张作霖

其实，早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日本就制定了《关于对满蒙政策之意见》，提出要迫使张作霖与日本“就既设铁路之经营及新线敷设缔结新约”，张作霖“如若踌躇则推举帝国认为胜任者为东三省长官，使之实现本要求”。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木村锐市在《关于中国时局对策之考察》的报告中，也提出了另举代理人以取代张作霖的想法。他认为“帝国在满蒙特殊地位的消长，并不像某些人的看法那样，取决于张作霖的兴亡”，“帝国应当尽快把张作霖个人的沉浮与维护帝国在满蒙特殊地位的问题，截然区别地予以考虑”。

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16日，日本田中内阁作出秘密决定，即：如张作霖退出关外，而革命军追击而来，日本就采取解除双方军队武装的行动。

就在日本5月18日发出“觉书”的当天，东京对关东军秘密下达了动员令，命驻屯“满洲”各部队主力向奉天集结，由济南撤往大连的旅团改赴奉天，并派精锐之师赶赴锦州、义县、山海关一带警戒。

与此同时，关东军司令部也由旅顺移驻奉天。其参谋总长铃木庄六与田中首相相商，决定于21日上奏天皇，待天皇敕旨后，即下令关东军出动。

日本对中国的行动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在日本发出“觉书”和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后，美、英等国即向驻本国大使声明：“东三省行政主权系属中国。”美国政府还照会日本政府，要求日本在采取行动之前，预先通知美国。英国也警告日本，不论对中国采取何行动，均须事先知照英国并得到谅解。

张作霖

事实正像田中一年前所担心的那样，在一年前田中刚组阁不久，他曾和张作霖顾问町野武马担心英、美干涉。结果英、美真的出来干涉了，因而田中内阁不敢贸然做出采取行动的决定。转而采取迫使张作霖解决“满蒙悬案”的方式，来达到独占满蒙的目的。

日本解除奉军武装的计划终止了，但另一个谋杀张作霖的阴谋正在酝酿中。

田中内阁取消出兵计划后，引起关东军的极大不满。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认为，田中任首相极不合格，“倒不如撤换掉”。以关东军为代表的日本少壮派军人已把张作霖看成“日本在满洲建立新国家的障碍”，认为要除掉这一障碍，必须果断地实施“外科手术”，暗杀张作霖。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就持这一主张，并认为“干掉张作霖，没有动用我在满兵力的必要，只要依靠谋略，也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他派日本驻哈尔滨武官竹下义晴去北京，与日本在华北的驻屯军取得联系，以实施暗杀张作霖的计划。

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早就主张暗杀张作霖，民国十六年（1927年）末和民国十七年（1928年）初，他曾在满洲里至绥芬河的铁路线上，先后进行两次以张作霖为假想敌人的爆炸实验。当他从竹下义晴处得知暗杀张作霖的计划后，极为赞同。并劝阻竹下不要与华北驻屯军联系，由他在关外实施。于是两人做了明确分工，由竹下赴北京侦察张作霖的行踪，河本大作则坐镇奉天，组织指挥暗杀行动。

关东军内部两个暗杀张作霖的计划，就这样合二为一了。

在关东军策划暗杀活动的同时，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7日，田中首相再次训令山本条太郎秘密到北京，趁人之危逼张作霖签订满蒙新五路“承造合同”。

张作相

因满蒙新五路多在吉林境内，故张作霖曾令张作相出面与日本签订承造合同。张作相一方面表示对大元帅的决定固然不应反对；但又说“由于事关重大，须待战争结束回吉林同大家商量之后才能签字”。实际上就是拒绝签字。

张作相拒绝签字后，张作霖转而让代理交通总长常荫槐签字，常荫槐先是坚决拒绝，后来“由于有大帅命令又经种种劝说后，才勉强说，吉敦延长线及其它一线可以签字，其它三线不能签字”。但常荫槐本人拒绝出面签字。最后由航政司司长赵镇以兼次长再兼部务之身份，与满铁签订合同。

据日文资料记载于5月13日由张本人与日本签订了延海和洮索两路承造合同。15日由赵与日本签订了吉敦延长线和长大线的合同。鉴于时局关系，对此在两三个月内要“绝对严守秘密”。至此，张作霖在日本强大压力下终于与日本签订了带有出卖路权性质的屈辱密约。

有人说张作霖的一生，从“未签任何丧权辱国条约”，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张作霖下令与日本签订的承造合同就手续而言，尚有不完备之处；张作霖本人与日本签订的合同，更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故而，山本条太郎曾于16日要求中国方面“将全部合同于极端秘密中交国务会议审议，取得承认”，后来，山本感到这一要求难以实现，又退而要求将“延海、洮索两项合同也要与吉会、长大两线一样，由交通当局签字”。

5月31日，江藤丰二访问常荫槐，就上述问题进行交涉，均被常荫槐拒绝。此后，日本也承认“延海、吉五、洮索三线尚无正式承包合同”。默认张作霖个人签字的承建合同无效。但日本对此一直不肯放弃，直到张作霖离京前，日使芳泽谦吉还不断纠缠张作霖，逼张作霖正式履行“日张密约”的手续。张作霖是在亲自与日本签订《满蒙新五路协议》中两条铁路承造合同后被炸的，所以，张作霖被炸并非是推行强硬外交政策的结果，相反是他与日本妥协签订《满蒙新五路协议》中两条铁路承造合同的结果。

《满蒙新五路协议》的签订，是按经济侵略者的思路发展着的，这不符合关东军武装侵略的心意。所以他们要“抢在前面，先把这一计划打乱”。

对此，张作霖的日本顾问町野说得十分清楚：“满蒙五路将于七月正式发表公告，这件事为陆军探知，他们认为如果这件事成功了，就不仅是五条铁路问题，每条铁路都附有租借地，所以满洲就等于是日本的了，日本在满洲的地位已彻底解决。那样一来，军人们就再也没有建立功勋的机会。在这种气氛中制造了张作霖被炸事件……”

町野把这一事件完全归结为关东军要建功是片面的，但由此却反映出日本关东军用武力占领方式解决满洲问题的决心。由此说明，张作霖与日本相妥协签订五路合同，却促使武力占领派抢先行动，将其炸死。

就在日本加紧外交攻势，逼迫张作霖签订有关条约的同时，关东军炸张的计划也在加紧进行。

河本大作原拟在新民县境内巨流河铁桥处布雷，嗣经详细侦察发现奉军的警戒十分严密，不便下手。后选在皇姑屯附近南满（长春-大连）铁路和京奉铁路交叉处。京奉铁路上边有一架铁桥，南满铁路从桥上通过。

根据日本在南满铁路取得的非法特权，中国军警是不能靠近南满铁路的，河本认为此处完全在日人的控制中。

河本大作

河本安排关东军神田、富田两大尉负责勘定地点；派工兵队长管野负责装置电流炸药；派独立守备队队长东宫负责控制电流；由荒木五郎率领一支队伍准备在炸车万一失败时，即让火车出轨翻车，然后趁其混乱，冲上砍杀。

日本工兵将120公斤黄色炸药安置在南满与京奉两路交叉点中间的一个花岗岩桥墩上；同时在距桥墩500米外的瞭望台上安有电流引线，控制引发爆炸。

河本大作在这里为张作霖布下了一个“必死之阵”。

5月30日，张作霖下总退却令。6月1日，张作霖接见外交使团并与北京绅商法团代表话别。2日发布出关通电，声明退出北京。

3日1时许，张作霖离开北京乘专车返回东北。张作霖北返的情况，包括列车编组、启行时间等，均被竹下义晴所掌握，参与刺探有关情报的还有日本驻北京武官建川美次、田中隆吉、石野芳男大尉和武田中尉等人。

当张作霖的专列启动后，竹下义晴立即用暗语向河本大作报告了专列启动的时间及张作霖包车排列的位置。潜伏于京奉线上主要车站的日方情报人员，分别将专列经过的时间，电告奉天的河本大作。

6月4日5：18，张作霖的专列抵皇姑屯车站，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上车迎接。齐恩登车后，专列东行开往奉天车站。5：23，当张作霖乘坐的车厢通过京奉和南满铁路的交叉口时，日本关东军东宫铁男大尉一按控制开关，轰的一声巨响，黑烟腾空而起，高达200余米。铁桥被炸塌，桥墩被炸毁。张作霖乘坐的车厢被炸塌，已不成车形。吴俊升头部被一大铁钉穿入，当场死亡；张作霖的六姨太、张景惠等均被炸伤；张作霖当时被炸成重伤，据说被运回大帅府时还能说话。但终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于当天上午9：30瞑目长逝，终年54岁。

张作霖在皇姑屯遇害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该事件表明，张作霖与日本之间确实存在矛盾，而且还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正因为如此，有人说张作霖是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但也有人说他是“卖国求荣的军阀”，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实际上，上述两种结论性看法，既不足取也不符合张作霖的实际。

“民族英雄”论者认为，张作霖“一生保国为民，不顾身家，卒为强敌日寇所乘，以身殉国”。“生为东北重镇，国家之长城。死则以身殉国，重如泰山。”

持这一看法者主要根据有两点：一是“张作霖坐镇边疆十余年，于北京政府鞭长莫及之际，周旋应付，不亢不卑，终其治奉之日，未闻其向日俄缔结任何丧权辱国之密约”；二是张作霖被炸是为国捐躯，是他对日推行强硬政策所致。“近代中国……纲纪废弛，礼失义逝。封疆大吏为国而死者凤毛麟角。”

应该看到，在张作霖执掌东北军政的十余年间，国家内忧外患形势日趋严重，作为封疆大吏，他能在日、俄两大强邻觊觎间，苦于周旋，竭力保国为民，维护主权，是有功于国家和民族的。但如果说张作霖在执政期间从未与日本签订任何有损国家利益的密约，是不符合实际的。他没有兑现一条有损国家利益的条约，则是事实。

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策划炸张案，其目的是想通过炸死张作霖，借引起社会紊乱之机，立即出兵，进而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以便使用武力占领中国东北。

山口重次说：“在张作霖部下中，有反意的武将不少。而且，武将们彼此的对立也很激烈。文治派更可以说大部分是反对张作霖的，商务会、农务会都和文治派采取一个步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听到张作霖被炸死的报道，很可能就发生内部混乱，进而发展成内乱。河本大作对于此事的成功有某种程度的自信，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嗣因张作霖被炸身亡后，东北当局处置得当并对日方采取克制的态度，日军无机可乘。另外，日本国内意见尚不一致，故把武力占领东北的计划推迟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这样，皇姑屯事件实际上就成了“九・一八”事变的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