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庭艳统治的最重要基础是美援。美援首先在于为南越政府军提供的训练和装备。
1954年12月14日，柯林斯和厄利分别代表美法两国签署备忘录，其中规定南越政府军的所有单位，皆由越南人担任军官和进行指挥；援助南越改组和训练陆军事宜，由美国军援顾问团团长负责，仅受印支法军总司令“总的权威”制约。这项协议实际上是宣告美国即将取代法国控制南越政府军，并成为其主要组织者和训练者。
手把手训练南越军队1955年1月，一个由美国驻越军援顾问团团长约翰・奥丹尼尔领导的美法联合“训练教导团”成立，总管南越陆军的改组和训练。
随着法军逐渐撤离南越，训练越来越多地由美国人负责。
1956年4月底，印支法军司令部被撤销，训练教导团的任务随即由美国军援顾问团接替。翌年5月，训练海空军的近百名法国顾问亦被吴庭艳撵走，美国人成了南越唯一的外国军训者。
美国训练计划的基本性质是按美军模式再造南越政府军。除在南越开办各类军事院校外，军援顾问团将许多南越官兵，送往美国和其他“自由世界”国家受训，仅1960年就达1600人。南越部队按美国方式改编为七个野战师，由美国顾问从营级开始逐层掌管训练，并使其装备美国化。50年代后期，美国平均每年提供85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从军服、枪支到坦克和飞机。1960年官方发言人宣称：美国已在南越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将一群武装的乌合之众转变为一支现代化军队。
美国还提供了吴庭艳政权的绝大部分财政资源。
在日内瓦会议结束后的一年内，吴庭艳从美国得到了3.3亿美元援助，此后五年仍维持在年均约2.2亿美元的高水平上。就人均受援量而言，南越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美援收受者。它的军事开支的85%和其他政府开支的2/3实际上由美国负担。
不管名目如何，美援的绝大部分都具有军事性质。从1955到1960年，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援助占美援总量的78%。在余下的22%中，还有相当部分是用于建筑主要服务于战路目的的公路，支撑特务、警察和官吏系统等。
吴庭艳的黑暗统治依靠美援，吴庭艳维持着他的名副其实的家族专制政权。所有重要政府部门以及天主教会，都由其家族成员和亲戚分别掌管。最有权势的是二弟吴庭儒。他是吴庭艳最重要的政治顾问，几乎始终左右其思想和政策，并替吴庭艳牢牢控制舆论工具、情报组织和特务部队。
他崇尚极权政治，为人阴毒凶残，狡诈权变，被称为“东方黎塞留”。他还组建和领导了半秘密组织“勤劳党”，这实际上是南越牌号的法西斯特务组织。
勤劳党不仅通过渗透控制政府部门和亲政府的政治团体，还建立了监视党外官员乃至民众的庞大的秘密系统。
对于南越的许多城市市民、农民和少数民族部落来说，吴庭艳统治时期是一段十分黑暗的年代。城市知识阶层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受到严厉压制，一般市民的自由权被无情践踏。
在农村，不仅绝大多数佃农的无地状况未有改变，而且先前靠越盟土改获得土地的农民普遍遭到剥夺。
中部高原的少数民族和各平原地区的许多农民，被强制迁徙和强制集中，他们的利益和生活方式遭到急剧破坏，所有这些（特别是后两个方面）促使社会矛盾激化，为南方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准备了重要条件。
不过，南方革命最直接、最重要的根源，是吴庭艳在美国纵容和支持下，对前越盟成员和进步群众实行的白色恐怖。
吴庭艳的白色恐怖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日内瓦协定第14条规定：“不得因任何人或组织在战争期间加入一方或另一方而对其进行任何报复或歧视，必须保障其民主的自由权利。”但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不久，美国军援顾问团和兰斯代尔小组便拟订了“平定”解放区的纲领，年底由吴庭艳当作“国家安全行动指令”发布。
据此，西贡政府军从1955年初起迅速控制了几乎所有解放区。在这种“国家安全行动”中，遵照日内瓦协议，停止作战的越盟组织及其人员被当作军事清剿对象，毫无权利和安全可言。美国军援顾问团团长塞缪尔・威廉斯向吴庭艳强调：必须像消灭害虫那样消灭越盟骨干，或抓或杀、决不能让其逃脱。
吴庭艳
军事清剿大致得逞后，吴庭艳又从1955年7月起进行了大规模的“除共运动”。被告发的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或遭处决，或被长期监禁，或关进集中营（“再教育营”）直至供出同志和武器存储处。有学者估计，被捕者25000人，遭处决者1000余人，被殴打致伤者4200余人。以后政治迫害一再扩大范围并升级，直至1959年5月吴庭艳颁布10/59号法律。其中最重要的规定是：任何人，凡犯有或企图犯有侵犯“国家安全”罪，或者凡属旨在帮助或犯下此等罪行的组织，一经被控，即由特别军事法庭在三天内判处死刑。
这项法律颁布后，政治迫害达到最高潮。密执安州立大学驻越顾问组，在1960年秋估计，每月政治逮捕近5000起，比一年前增加了七倍，据其他一些资料，到1961年底南越各监狱囚禁的政治犯已达 15 万人。
可以肯定，在被捕者中有许多遭处决或被折磨致死。
南方的反抗斗争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南方的革命骨干大都随人民军北撤，留下的人员根据劳动党中央的指示，只能从事“和平的政治斗争”，目标是争取1956年全越普选的胜利。此后，尽管普选遭阻拦，吴庭艳大肆清剿和迫害南方前革命者，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劳动党中央仍维持现行路线。
这种温和与克制的原因在于：（1）顾虑南方武装斗争可能导致美国武装干涉；（2）苏联和中国继续谋求缓和远东局势，特别是苏联从1956年初到1957年初，先暗示、然后公开建议把南越当作合法的独立国家；（3）北方需要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遭到多年战火破坏的经济，扭转1955至1956年北方土改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由于这些原因，劳动党中央确认北方的巩固和强大是党的头号任务，而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和平”。
黎文润
为抑制南方党员对温和路线的不满，南方区委书记黎笋代表中央于1956年底撰写了长篇文章“南方革命的道路”，作为学习文件在南方党组织内分发。该文明确依照苏共二十大倡导的“和平过渡”论、强调南方革命只应按照和平道路发展。它代表了劳动党中央此后三年的指导方针。
到50年代末，南方革命力量已遭到吴庭艳的极大摧残。一些基层党组织、党员和进步群众不顾中央路线的束缚，开始以自发的武装斗争争取生存。这种斗争在1957至1959年间逐渐形成了较广泛的自发的游击战。一些高层党组织亦开始或多或少地自行转变方针，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甚至党在南方的最高领导，实际上也倾向于开展武装斗争。
到1959年，在南方局势和党内几方面压力的作用下，劳动党中央终于对现行路线作了一些修改。是年1月，劳动党二届十五中全会召开。南方党的前任和现任领导人（黎笋、阮志清、范雄等）在会上强调，南方革命不能背离暴力革命的普遍规律。
全会最后达成了折衷性的决定：政治斗争是主要的斗争方式，但“在适当程度上”应由武装斗争补充；这种武装斗争不是游击战或运动战，它将限于武装自卫、武装宣传和“除奸”。几个月后，劳动党中央决定着手开辟著名的“胡志明小道”和向南方成批输送干部。
十五中全会对武装斗争的认可，犹如打开头道闸门，久受束缚的南方革命潮流倾泻而出。它很快突破了中央的政策限制。许多地方爆发了武装起义，游击队积极攻击政府军，革命武装在1959年9月不足2000人, 1960年底已增至10000人。
对于这一趋势，劳动党中央曾企图加以限制，但已不可能。与此同时，越南北方经济已得到恢复和发展，党内主张暴力革命的意见逐渐占上风。于是，1960年9月5日至10日，劳动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方问题上最终放弃温和路线。
大会决议将南方解放和北方建设置于同等地位，为南方斗争确立了革命性的目标——推翻美吴统治，建立人民政权，并要求在南方建立反对美吴统治的广泛的统一阵线。
不久后，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按照“三大”决议精神，重新确定了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的关系：就全局而言，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并重，而在丛林和山区以武装斗争为主。
1960年12月20日，按照“三大”决议，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民解）宣告成立。对于外界，民解是个与劳动党和北越没有联系的南方组织，保持独立的、非意识形态的面貌。但实际上，它由劳动党的南方部分（1962年1月起对外称“越南人民革命党”）领导，其首脑机构为党中央南方局。党的各级组织大体与民解组织平行，在其中担负政治领导和政治教育责任。
民解的军事组织是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简称解放武装），起初由南方各支革命武装在1961年2月合并而成。它分为民兵、地方部队和主力部队三个组成部分。
民解在土改的基础上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通过恢复和维护部落自治权的政策吸引中部高原的少数民族。这样，民解进行的战争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参与。
美国军事干涉的序幕随着越南南方革命武装斗争的兴起，美国政府开始着手在那里进行以“反游击战”或“反叛乱”为名的干涉。
这种干涉起初尚限于向西贡部队提供战地指导和派遣个别“特种战争”小组，但它的确开始了后来逐渐升级的美国直接军事卷入。
1955年吴庭艳同宗派武装作战期间，美国与之形成了一项默契，即美国军事顾问不参与制订南越政府军的具体作战计划，也不随军作战地咨询。后来，南方革命游击队成为作战对象，但此种限制仍持续了一段时期。
到1959年，由于西贡部队屡遭挫败，军援顾问团团长威廉斯断定必须改变做法。3月底，他向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部建议：驻越军事顾问参与南越团级以上步兵部队和营级以上炮兵、装甲兵和海军陆战部队的作战计划制订，并在它们作战时随军咨询。他要求像先前美国军事顾问随希腊政府军镇压希共武装那样，因而实标上近于间接指挥。
经华盛顿批准，太平洋美军总司令哈里・费尔特于5月25日正式授权扩大驻越军事顾问职能，允其在实战中帮助上述级别的南越部队指挥部，制订逐日的作战计划，监视逐日的作战活动，在作战现场就战术和后勤等方面的所有问题提供指导。翌年9月，莱昂内尔・麦加尔接替威廉斯后，美国顾问战地指导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步兵部队营级。
爱德华・兰斯代尔
兰斯代尔对美国驻越军事顾问在反游击战方面的能力表示怀疑。此时他已担任国防部长特种战助理。他认为这些人一般只懂正规战，而不知如何对付土生土长并得到大众支持的游击队。因此，他建议派美国陆军特种战争小组去南越指导西贡军队。当时，华盛顿方面因碍于日内瓦协议所设军援顾问团人数限额，未即实行。
1960年4月，在这一限额刚被美国非法取消之后，三个特种战争小组（共30余人）被派往南越，负责西贡军队的反游击战训练。不久后，利用先前由印支法军建立的一所突击队军校，美国特种战争小组开始分期分批训练南越军官，特别是突击队连和步枪连军官。
肯尼迪对越政策的思想基础和国际诱因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肯尼迪执政时期是美国对越军事干涉大幅度升级的时期，也是它空前程度地卷入西贡政治的时期。可以说，到肯尼迪遇刺身亡时，美国已深深陷于越南泥潭而无法自拔。
约翰・菲茨杰尔德・肯尼迪
自1954年以来，肯尼迪始终是美国对越义务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
他的观点在1956年一次题为“美国在越利害关系”的演说中得到了集中的表述。他宣称，如果赤色浪潮淹没南越，东南亚其他国家乃至印度、日本就会受到严重威胁。其次，南越是在亚洲实验和示范民主的场所，是用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的样板，它的失败将在整个亚洲造成严重的心理后果。第三，南越代表着对美国的责任心和决心的考验，“它是我们的产儿，我们不能抛弃它，也不能无视它的需要”，到肯尼迪就任总统时，南越又成了“反叛乱”的试验场，成了按美国方式解决第三世界问题的试金石。
用他的话说，他要通过南越向“拭目以待的世界”表明，代表未来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美国。除此之外，肯尼迪的越南政策还受以下诸因素的影响：
（1）猪湾惨败和老挝事态
猪湾惨败和老挝的事态都显示了美国的软弱无力。急于挽回美国和他本人威信的心理，刺激肯尼迪采取强硬的越南政策。老挝事态的影响尤其显著。
一位白宫幕僚说出了政府官员们的普遍看法：老挝事件之后，美国经不起在南越不全力以赴。肯尼迪本人也强调，老挝政策尽管必要，但已导致了美国不愿对抗共产主义的形象，如果在南越的表现再被视为软弱，东南亚各盟国必定惊慌失措，阵脚大乱。
（2）与赫鲁晓夫较量的需要
肯尼迪在维也纳与赫鲁晓夫会晤时感到，赫鲁晓夫出言激烈，气势逼人。他在事后对人说，赫鲁晓夫这么做是因为猪湾惨败，引起了对美国和他本人的藐视，因此要对付赫鲁晓夫就必须使美国力量成为可信的，而越南看来是个适当的场所。
约翰・菲茨杰尔德・肯尼迪
鉴于1961年日益紧张的柏林局势，肯尼迪更需要在越南表现出力量和坚定性。正如国家安委会工作班子一名成员在建议加强援越势头时所说，扭转越南局势对应付柏林危机是很重要的，几乎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向苏联显示美国的决心。
特种作战的准备1961年1月28日，即就职后仅一周，肯尼迪向高级幕僚们表示他对越南问题有了危险感和紧迫感。不久，国务院通知驻西贡使馆：白宫把在南越“反叛乱”，确定为美国对外政策最优先的事务之一。
所采取的第一个具体措施是增加军援。1月30日，他授权增拨对越军援2840万美元，以便使西贡政府军能从15万人增至17万人。他还同意拨款1270万美元，用以装备和训练3.2万名南越武装警察部队（“保安队”），随后是增加驻越美国军事顾问和特种部队人员。
猪湾惨败后一天，肯尼迪下令立即审查越南局势，并且指定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任关于越南的总统特别工作小组组长。该小组很快提出了一个“阻止共产党统治南越之行动纲领”（亦称“越南行动纲领”），其中包括两大新措施：（1）增加100名美国军事顾问，以应付扩军二万人所需；（2）派遣400名特种部队人员，以加速西贡政府军的反游击战训练。
这两大措施于4月29日获得肯尼迪批准。
不仅如此，肯尼迪在就职后的短时间内还批准了其他一系列加强干涉的措施。它们包括：扩大军援顾问团职能，使之有权向南越政权的村、区级民兵（“自卫队”）提供支持和咨询；援助和训练南越机船部队，以阻止北越经水路的“渗透”；帮助西贡政府沿越老边界建立边境情报与巡逻系统，增强其陆上反渗透能力；在南越建立基于现代技术的“战斗发展和试验中心”，开发可用于对付民解的新作战方法。
1961年夏天，肯尼迪牌号的特种战争已初露端倪。用于反游击战的各种先进装备开始进入南越，其中有超低耗油高灵敏度轻型飞机、酒精燃料超浅水两栖运兵船、轻型远射自动步枪、微型远程秘密报警系统、高效落计剂、荷尔蒙薯类杀灭剂等，国防部高级研究处负责人满意地报告说，美国已成功地向南越方面显示了特种战争需要怎样的武器。
泰勒调查团及其建议肯尼迪就任总统后的头几个月里，美国政府内就出现了向南越派遣地面战斗部队的意见。
“越南行动纲领”中提出美国和南越之间应缔结双边军事同盟，其内容即包括在南越驻扎美军。接着，参谋长联席会议于5月10日，正式建议立即向南越派遣战斗部队，以便一方面遏阻中国可能的“入侵”，另一方面使西贡政府军从固定驻防中脱身出来，全力投入反叛乱作战。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人也表示了与此大同小异的看法。5月11日，副总统约翰逊由肯尼迪派遣访问西贡，任务是重申对南越的义务，并询问吴庭艳是否需要缔结双边军事同盟和美国战斗部队。但是，吴庭艳顾虑引进美军会招致北越的激烈反应和美国对他统治的过多干预，表示二者皆非目前所需，派遣战斗部队的议论暂时沉寂下来。
1961年雨季结束前后（即9、10月间），南越局势出现了大变化。
解放武装对政府军的攻击急剧增多，攻击规模显著增大。9月初，三营解放武装攻占了第一个省会——湄公河三角洲北侧的福盛。北越对南方革命的支援亦在加强。1961年间，“渗透者”比前两年增加了40%，这一切使新任军援顾问团团长莱昂内尔・麦加尔惊呼：“越共”正试图进入推翻西贡政权的最后阶段，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内派遣战斗部队的呼声重新高涨起来。
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起草了一份迅速呈交总统的文件，其中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沃尔特・罗斯托的意见，主张派三个师美国部队（约四万人）打败“越共”。
参谋长们随即对此作出补充说明，说要对付北越和中国大规模出兵的可能，还应多投入美军12.8万人，另一方面，吴庭艳改变了态度。
9、10月间，他一再请美国政府考虑订立双边防务条约和加强美国在南越的军事存在，其中包括派遣战斗部队。
10月间，肯尼迪派总统特别军事代表、前陆军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率罗斯托等人去南越了解情况，以便决定是派大量或少量战斗部队，还是只增加军事援助而不派战斗部队。
在会谈中，吴庭艳对引进美国战斗部队的态度又有所变化。他只强调缔结双边军事同盟，并要求增加军援和提供直升飞机连等辅助部队，但不提地面战斗部队。
而当时，双边军事同盟的设想已被美国政府废弃，以防吴庭艳将来把战斗责任全推给美国。
10月初，湄公河三角洲发生大水灾，泰勒调查团、驻西贡使馆和军援顾问团一致认为，这为美国以救灾为名派遣一支战斗部队提供了机会。如此既有利于争取吴庭艳同意，又可蒙蔽美国国内外舆论，还可在必要时撤出而不损害美国的面子。
据泰勒称，吴庭艳对此表示完全赞成。于是，泰勒致电肯尼迪，建议派遣名为水灾救援队的地面战斗部队8000人，使命为确立美国的军事存在，并作为必要时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的先遣队。
此外，泰勒调查团在其正式报告中还主张采取其他一些军事干涉措施，包括派遣美国武装直升飞机部队和提供大量轻型飞机；急剧增加美国军事顾问，并扩大美国军援顾问团职能，使之成为一个“准战区司令部”, “积极指导和间接控制”各类西贡武装力量；急剧增加驻越特种部队人员，等等。
总之，美国将在战场上直接支援西贡军队，成为其作战的“有限伙伴”，泰勒调查团的报告，特别是其中派遣地面战斗部队的主张，得到了三军参谋长、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驻西贡大使瑙尔汀等人的支持。麦克纳马拉甚至提出应准备在最坏的（即北越和中国公开出兵的）情况下，投入美国地面部队22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