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集馨记录了晚清的各种陈规陋习，道光帝也因其清廉而多次召见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1850年2月25日），道光帝驾崩，担任贵州布政使的张集馨接到道光帝龙驭上宾的消息后，异常哀伤，甚至用“五中催裂”来形容自己的悲痛。

说实话，张集馨这辈子对道光是充满感情的。

少年时代的张集馨，因为不堪伯伯叔叔日寻嫌隙的困扰，直接带着家仆入京居住，为秋闱做准备。

道光二年（1822年），张集馨先通过捐纳取得监生资格，后在八月的顺天府乡试中考中举人，可惜随后的两次会试都未能考中，直到道光九年（1829年）才考中二甲的进士。

虽然考中了进士，但张集馨毕竟是捐纳出身，在官场上是受到鄙视的，担任七年穷京官后，张集馨被道光帝“特简”外放到山西朔平担任知府。

作为一个普通的地方官，这辈子几乎很少能够被皇帝召见，但张集馨不一样，前前后后被道光皇帝召见了五次，每次召见，道光帝都要勉励他多接触接触地方的实务，不要作浮华文字。

张集馨

出于对道光帝的知遇之恩，任上的张集馨兢兢业业，最终担任了布政使的高官。

然而自鸦片战争之后，朝廷上下消沉之心泛滥，许多封疆大吏沉湎于享受，张集馨对这些作风相当不满，认为就是这帮蛀虫，才导致大清江山日渐衰微的。出于对道光帝的责任感，他写了《道咸宦海见闻录》，记录了这段时期的官场所见所闻。

在张集馨笔下，上至地方总督，下至各地官员，吃喝玩乐，吃卡拿要、昏庸无能的人比比皆是。比如闽浙总督庆端，庆端是富察氏子弟，担任闽浙总督后，每天就是吃喝玩乐，与手下人厮混，对于公事很不热心，张集馨评价他：“太不检点，较力唱曲，俗语村言，无所不说，不学无术，殊不自重。”

另一边陕甘总督乐斌也好不到哪里去，乐斌是镶红旗人，早年困顿，三十多岁了还在无所事事。没想到被过继后却步步高升，又袭了佐领的职位，但他不学无术，每日就是花天酒地，捞钱钻营，反而高升做到了陕甘总督位置。可惜他大字不识几个，连公文案牍都看不懂，何谈处理公务？索性将事务交给师爷彭玉亭与家人陈二料理，自己每天听大戏去。这二人也是正经事不干，每天招权纳贿，搞得陕甘官场一片乌烟瘴气。

地方总督如此，紧要的直隶总督同样混吃等死，咸丰年间，担任直隶总督的是桂良，“其胸中蕴蓄如草芥，其口中吐属如市井”，因是恭亲王奕訢的岳丈，“椒戚贵族，气势熏灼”，卖缺受贿，无所顾忌。而很多为了补缺的官员为了搭他这条路子，纷纷送礼，而且价格不菲。想要补缺，非五百金（银）不可，哪怕是部选人员，甚至清水衙门也要送礼，桂良由此赚得盆满钵满。由其孙麟趾陪同到永定河巡查工地，一次即受贿三万余两，从河员到地方官都须送礼。一名官员私下向他诉苦说:“如卑职之候补苦员，亦敬送五百金，否则此官不能做矣”。甚至藩、桌二司，也“皆拜于桂良门墙，每人俱以数千金为赞，始得相安”。

当然，总督们在职期间大捞特捞，去职后，依旧讲究排场。

颜伯焘

某次张集馨回去路过地方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离职总督的排场。这位总督叫颜伯焘，曾经担任闽浙总督，因失守厦门被革了职，回乡路上，仆从人马居然多达三千人，当时途径彰县，彰县地方官没法安排这么多人居住，只能安排住在考院及各歇店安顿，至于吃饭方面，每次酒席就要四百余桌，前前后后住了五天，用了一万两银子，可谓下了血本。“前帅回粤，道经漳城。二月杪，县中接上站差信，预备夫马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至初十日，余与英镇迎至十里东郊，大雨如注。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帅有亲军营三百人，感恩护送回粤，沿途皆须酒饭犒劳，是以酒席数多。将至城边，见帅眷舆过，余将轿立于道旁，见大小轿十余乘，每轿皆夫四名，轿前则戈什哈引马，轿旁则兵役八名，每轿皆然，虽仆妇使女之舆，未尝不然。”三月途经漳州，“自初一至初十日，无日不过行李，”“每日总在六七百名。”初十日，颜伯焘到达漳州，“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事后，漳州府长官“面恳稍缓数日”裁汰一千二百名乡勇，以其粮饷弥补“前帅过境，实用去一万余金”的亏空。

当然，不仅仅是这一个官员，整个官场都充斥着爱面子、讲排场的陋习。

道光年间，张集馨奉旨出任福建汀漳龙道台，当时漳州的现状是黑道猖獗，卖淫业、赌博业泛滥，恶性案件频发，社会治安混乱。张集馨刚抵任，马上有人“每月送娼赌费三百元”，张集馨严词拒收，并对黑道严加整顿，带队夜巡。张集馨曾经在陕西担任督粮道，这是地方上的肥缺，除了负责一省的粮食运转，还负责承办迎来送往之事。每次有贵客到来，张集馨得安排两班戏班，并安排上席和中席招待。上席必须有燕窝，中席也得有鱼翅海参之类的山珍海味。陕西靠内陆，所有鱼翅海参都要运来，价格自然不菲，尤其是活鱼，当时在西安，一尾活鱼的价格是四五千文，是上席不能少的菜品。要知道，道光初年一两白银才能换上一千文钱，仅仅一条活鱼，就花了四五两的白银，堪比一个七品官的月俸了。除了活鱼，还有白鳝、鹿尾等贵重之物，价格只会更高。但价格昂贵也要招待，毕竟菜品不够贵重，就会换来小气的名声。

可想而知，当时官场讲究排场的陋习已经泛滥到什么样的地步了。

每次宴会，至少得两百两银子，当然，这个钱，自然不会是张集馨出。

据张集馨记载，这样的宴会，每月都有，小宴会则每天都有。如果本月无人拜访，则会邀请本地高官聚聚，各种节日那更要聚了。至于寻常百姓？不过“每日给稀糜一瓯，终年不见天日，苦楚百倍于囹圄”，几乎没人管他们的死活。

而除了宴席要讲究排场之外，散席之后，张集馨还要根据官职大小送些钱财当作路费，哪怕是小官，也得一二十两银子，这就得说到各种孝敬了。

有清一代，各种孝敬无数。向张集馨这样赠送路费和送礼的，叫“礼敬”，除了礼敬，还有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炭敬”，地方官被召见回去后，还要向京官馈赠“别敬”，地方官向上级述职，要送点“部费”，而到了后面，三节两寿的“节敬”、喜事的“喜敬”、给大官门房仆人的“门敬”，更是数不胜数。

而张集馨的日记里，记载最多，数额最大的就是“别敬”了。出任陕西督粮道的时候，花了一万七千余两，担任四川按察使的时候，花了一万四千两，而担任贵州布政使的时候，则花了一万一千两，后担任河南布政使的时候，花了一万二三千两。

当然，这些钱不是送给一个人，而是京内有关系的人，比如军机大臣的标准是每一位四百两，六部尚书每一位一百两，各部侍郎、九卿五十两等等，哪怕上下两班章京也要送上十六两，还有有交情的也要送点。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在陕西督粮道上，张集馨也记录了自己送给甘陕总督和陕西巡抚三节两寿礼金，而当时的陕西巡抚不是别人，正是林则徐。

林则徐的品格是很高的人，也是一位清廉的人，但对于这种潜规则也只能持默认的态度，换句话说，这样的官场陋习早已深入人心了。

事实上，张集馨的布政使只是正三品，俸禄和养廉银加起来仅有几千两罢了，他的职位是没法支撑这么多花销的。此前张集馨还是比较清廉的，第一次送“别敬”，还是靠借钱送的，先向广东洋行借了九千两，又向山西钱庄借了五千两，可还是不够，又向好友借了三千两，凑了一万七千两的银子。借了钱是要还的，况且日后迎来送往，总归要一些银子的。尽管他批评官场的所作所为，但为了自己的前途，即便百般不肯，在陕西督粮道上，也只能选择同流合污了。

虽说这些迎来送往都是一个“敬”字，但实际上，就是他们之间的利益输送，用金钱来维系自己在官场上的人脉，最终形成一个个的利益圈子，确保自己的仕途平稳。这些花的都是朝廷的公帑，本质上都是民脂民膏，用朝廷的钱，来维护自己利益。

道光帝看不明白吗？其实也看得清楚。即位之初，他就在御史郑一麟的奏请下，打算清查陋规，在清查前，他召见军机大臣英和，问问他的意见，英和也觉得这样下去，朝廷国库迟早要被败光，就表示同意。

在英和的支持下，道光帝下谕旨，让各省督抚发表意见。但没想到，朝廷内外和封疆大吏都纷纷表示反对，先是朝中的汤金钊、陈官俊、汪廷珍等大臣上奏，认为此事不可行，后直隶总督方受畴、四川总督蒋攸锯则趁着面圣的时候，当面力陈不可。至于两江总督孙玉庭直接表示反对，并且表示“目前纷扰已甚，奥情不协，国体有关”，一句话，就是不能改。

道光帝这才明白，父亲为何眼睁睁看着国事如此，而不思改变，不是不想改，而是没法改。但谕旨已经发下去了，总不能折了自己面子，就将责任都扣给了英和，免了英和军机大臣的职位。

而当初道光帝看重张集馨，想要提拔他，就是看重他的廉洁。可惜张集馨在这么多浑水中，也不可避免地同流合污，然后用文字记录宦海的乌烟瘴气，来表达对道光帝的赤诚之心。但这些有什么用呢？张集馨所记载的这些事情，只是清代诸多官场陋习里的冰山一角罢了，虽说这些陋习随处可见，也不怎么起眼，但却负面效应却不断的放大。国库本来就空虚，如今又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大小官员继续贪污挥霍不说，还有大山一样的战争赔款，朝廷国库早就不能维持正常的运转了，不得已，大规模开启捐纳。

朝廷官职本是国家名器，如今，却成为拍卖品。这些买官的当真是为了黎民百姓？事实上，他们只是将手上的权力当作营利的工具罢了，上任后，只会更加地疯狂搜刮财富。

底层百姓日益困苦，上层权贵继续作威作福，最终引发了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等等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直接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官场陋习走到这一步，大清是真的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