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联合鲁迅、王任叔等人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提倡革命文化

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鲁迅与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是“左联”代表委员会成员。鲁迅、夏衍、钱杏邨组成主席团。那么，鲁迅似乎天然是“左联”领导人了？

“左联”是以之前的太阳社和创造社为基础的。鲁迅之前与这两个社团成员如郭沫若、田汉等人有过较激烈的论争，产生了隔阂。据冯乃超的回忆：民国十八年（1929年）底，在党中央宣传部领导下，酝酿成立左翼文艺团体，以团结更多的人与蒋介石的反革命集团作斗争。当时，党的一些领导同志如周恩来、李富春提出停止文艺界的“内战”，不要把矛盾对准鲁迅。创造社、太阳社很多人接受了该要求，但只是出于组织服从，而不是从心里认同。

民国十八年（1929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提出加强党对文化工作领导的要求。民国十八年（1929年）下半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之下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文委”），由潘汉年负责，统一领导这方面的工作。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2日，经过党的建议和筹划，有党内外作家参加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分别简称“社联”“剧联”“美联”“教联”）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10月，各左翼文化团体又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这支左翼文化新军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兴起了一个很有声势和实力的左翼文化运动。

在上级党组织的要求下，冯乃超与潘汉年、冯雪峰等人找鲁迅商量左联成立事宜，鲁迅表示出了强烈的意愿。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2日，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了言，这就是《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其中有对冯乃超起草的左联纲领中的一些观点予以批评，认为纲领里的一些观点太幼稚，太浪漫。

为行动方便，“左联”分了几个小组，各小组定期组织活动，而鲁迅没有被编入任何小组。这应当是考虑到鲁迅是党外人士，同时也考虑到鲁迅的自由者立场，党对鲁迅的政治取向也不能完全明了。社团定期把活动情况，由联络员（先后有冯雪风、胡风等）向鲁迅汇报，听取鲁迅的意见，除非必须要鲁迅亲自参加。“左联”还设有秘书处（行政书记）和党团书记。担任这两个职位的实为党在左联的直接领导，先后有潘汉年、冯雪峰、冯乃超和周扬等。

潘汉年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不仅对工农武装进行军事“围剿”，还对进步书刊、进步书店以及进步文化团体等进行查禁。民国十八年（1929年），国民党颁布《宣传品审查条例》，对有关党政之宣传品进行审查，把不属于国民党性质的一些国家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宣传品定为反动宣传品，并对其进行查禁查封。民国十九年（1930年），国民政府的出版法规定报纸及杂志，有关于党义、党务或政治事项之登载的，应经由省党部或等于省党部之党部，向国民党的宣传部登记，并寄送一份给省党部或等于省党部之党部，一份寄送中央党部宣传部。在这种形势下，潘汉年带领的中央文委，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进行了坚决斗争。“左联”成立之前，他就参与到中国著作者协会、上海艺术剧社和中国自由大同盟等文化界革命团体的组织成立中，这也为后来“左联”成立起到推动作用。

据阿英回忆，中国著作者协会的成立与后来“左联”的成立有直接关系，其成立是潘汉年先找创造社的冯乃超等人商谈的。中国著作者协会的筹建大约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10月开始，12月30日在上海北四川路广肇公学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约有90余人。“选举郑伯奇、沈端先、李初梨、彭康、郑振铎、周予同、樊仲云、潘梓年、章锡深九人为执行委员，钱杏邨、冯乃超、王独清、孙伏园、潘汉年五人为监察委员。”其中钱杏邨、冯乃超、潘汉年、潘梓年、彭康等人均为中央文委成员，成员中也多是后来筹备“左联”“社联”的一些同志。由于中国著作协会开展活动较少，后无形解散了，但也促使党思考用另一种形式团结广大革命文艺界工作者，于是不久后便开始酝酿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据夏衍回忆，上海艺术剧社的成立也与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有关，他曾与夏衍说，“话剧运动在上海很活跃，青年店员也爱看，群众性很大，所以郑伯奇、陶晶荪、冯乃超、沈学诚他们打算办一个剧社，给那些很少关心政治的剧团打打气，你参加一下好不好？”而组织一个剧社来推动革命戏剧运动的建议，夏衍回忆大约是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10月下旬提出的。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上海，在一批戏剧工作者的宣传工作下，戏剧活动相当热闹。“所有的重要团体都举行过公演，而且形势越来越高涨，大家都高兴的把这一年称为‘戏剧年’”。上海艺术剧社很快便组织起来了，有创造社的郑伯奇、冯乃超和太阳社的钱杏邨、孟超等人，还有从日本回国的许幸之、叶沉和一批爱好戏剧的文艺青年。上海艺术剧社实际上成为“一个进步戏剧工作者的统一战线组织”。在郑伯奇的回忆中，“在‘左联’尚未成立之前，艺术剧社在团结革命作家和活跃左翼文艺运动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冯雪峰回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和成立，是在‘左联’成立之前的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间，也是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发动和主持的，鲁迅是发起人之一。”潘汉年担任中国自由大同盟的执委会委员和负责宣传工作的常委。成立的时间和地点约是“1930年2月13日在当时上海法租界的一个法国教堂”，具体时间可能有偏差，但应是在2月中旬。在冯雪峰的回忆中，该同盟的实际负责人并不完全清楚，但是记得与他联系并让其与鲁迅和柔石等人相谈的就是潘汉年，潘汉年大概是主要负责人。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以后，曾在学生中开展过宣传工作，在此期间，潘汉年曾经陪同鲁迅在大学里进行宣传讲演。

回顾民国十六年（1927年）底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10月间，上海文艺界与鲁迅等的论战中，潘汉年虽然没有直接表示出对鲁迅的不敬，但是在他民国十七年（1928年）主办的《战线》周刊上，也曾刊载有攻击鲁迅的文章。在党调解这场革命论战的命令下，潘汉年很快改正了自己的想法，并为调解这场革命文学论战立下汗马功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潘汉年所写的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中还讲到：“有人以为鲁迅这种笔法，过于尖酸刻薄，这种批评是错误的……当时身历其境的文化工作者（如我自己），今天认真学习与研究鲁迅的思想，进行检讨，提高认识，是有重大意义的。”

李隆郅

李立三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一方面指派中宣部的干部潘汉年、吴黎平等人直接找文艺界的同志谈话，说服大家，另一方面也把这一任务布置给江苏省委宣传部，让省委宣传部也出面工作”。潘汉年为解决双方之间的争论，首先从扭转创造社、太阳社中党员的思想着手。钱杏邨回忆，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五六月间，潘汉年就同他谈过党中央有成立一个组织联合左翼文艺界的打算，还强调要吸取中国著作者协会告吹的教训，将这次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并说打算以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周围的一些作家为基本队伍，再扩大一点。除钱杏邨外，潘汉年还同创造社、太阳社中其他几位成员也说过类似的话。

钱杏邨认为：“代表创造社、太阳社一些同志去做鲁迅工作，夏衍更能发挥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调整两个社团成员之间的关系。”于是在同太阳社内的几位同志商量后，便正式同潘汉年提出这个建议。根据当时文化界的情况，潘汉年接受了钱杏邨的建议，特意让没有参加“左联”成立前的这一场革命文学争论的夏衍参与筹备“左联”的工作。据夏衍回忆，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9月下旬从第三街道支部调到文化支部后不久，潘汉年就找到他谈话，谈的主要内容便是要他与冯雪峰、柔石等人合作，“对消除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先生之间的隔阂做一点工作”。“潘汉年在与创造社党小组成员阳翰笙商量后，主持召开了由冯雪峰、夏衍、柔石、冯乃超、李初梨、钱杏邨等参加的党员会议”，这次会议使得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就文化界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统一行动等方面基本取得了共识。

潘汉年一方面对太阳社、创造社的党员进行思想工作，另一方面还撰写了《文艺通信——普罗文学题材问题》一文，提出：“在普罗文学的范围中，不是仅仅以无产阶级生活为题材，根据普罗自身的阶级意识，还要去理解去批判它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切现存的社会生活，它应当反抗压迫阶级的凶残……总之现在中国所有压迫、束缚、侵略、阻碍无产阶级利益的对象，都是我们普罗文学的题材，正是与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及其任务是一致的。”同时强调：“只有奋勇的去参加普罗的实际斗争，在这种实地的生活中，才能够得到无产阶级生活正确的经验”。除此之外还发表了《新兴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自我批判的目的与手段，绝对不与一个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相同，他绝对不容许从个人的利害关系或私人的情感出发”。这2篇文章使得争论双方分清了这条文化战线上的真正敌友，加深了双方的理解与沟通。这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战，至少在表面平息下来。

冯雪峰回忆，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10月以后，就开始了成立“左联”的准备，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为争取左翼文化运动的旗帜性人物，潘汉年找到冯雪峰，多次登门拜访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虚心倾听他对“左联”筹备工作的建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以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此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这个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名称中是否用“左翼”二字等具体事宜征求鲁迅意见，最后请出鲁迅担任“左联”统帅，为“左联”的酝酿和建立创造了条件。鲁迅是同意这样一个革命文学团体的成立的，对于左翼二字，“他说‘左翼’二字还是用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后李立三找到鲁迅加以确认。

周樟寿‍

吴黎平回忆，约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11月间，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向潘汉年谈了关于尊重鲁迅、革命文化工作者必须团结一致、成立革命的群众社团，统一和加强党对革命文化运动各个方面的领导的意见。而潘汉年对于这些意见十分同意，文委也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些问题，潘汉年在会上“向大家传达了成立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意见，要求大家立即停止对于鲁迅先生的批评，他还主动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给大家作了很好的榜样”。

为筹备组织“左联”，当时还成立了“左联”筹备小组，据夏衍回忆共有12人，即鲁迅、郑伯奇、冯乃超、彭康、夏衍（沈端先）、阿英（钱杏邨）、蒋光慈、柔石、戴平万、洪灵菲、阳翰笙（华汉）、冯雪峰，而这些人中，除鲁迅和郑伯奇以外，都是中共党员。据阳翰笙的回忆，筹备小组这12个人里没有戴平万，而是李初梨，筹备小组成员中有不少中央文委的委员。约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10月中旬召开了第一次“左联”筹备会议，地点在北四川路有轨电车终点站附近的公啡咖啡厅二楼，参加此次会议的除筹备小组内的10名党员外还有潘汉年。这次会议的内容，“主要由潘汉年传达中央主张停止文艺界‘内战’，组成包括鲁迅在内的‘左联’的意义，并且也讲了一些反对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话”。民国十九年（1930年）1月底的时候，中央文委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靠近外滩路口的一座红房子的二楼，召开了一次“左联”的筹备会议，由潘汉年主持。鲁迅也到会讲话，“大意是要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为推进我国的革命文化、革命文艺而努力奋斗”。

当时，中央交给“左联”筹备小组的任务是尽快拟出“左联”发起人名单和起草“左联”纲领。筹备小组在第一次筹备大会上决定，“这两个文件拟出了初稿以后，就先送鲁迅审阅，得到他的同意后，再由潘汉年转送中央审定”。筹备会议一般是每周开一次，有时也会隔两三天就开。据夏衍回忆，潘汉年还要求筹备小组把每次筹备会的情况，通过冯雪峰、冯乃超和夏衍经常向鲁迅报告。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2日，当天的下午2时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召开成立大会。而“开成立大会的时间和地点，都是筹备小组几个人商谈后由潘汉年决定的”。而且在“左联”成立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下午，潘汉年仍然放心不下，还与闸北区委的一位负责人一起找到夏衍，说“走！我们上会场去看看”，想要事先观察会场的情况。他们仔细观察了从北四川路与窦乐安路交界处到中华艺术大学二楼的进口处的地方，甚至考察了全校的房间。潘汉年对夏衍说，因为这次的会议筹备时间久，到会的人数多，怕国民党方面已经得知风声，因此要特别谨慎。潘汉年还在会场内外，从北四川路底到窦乐安路，一直到中华艺术大学的门口安排了约20个纠察队员来保证会议的安全，尤其对鲁迅的安全进行了安排。潘汉年让夏衍与冯雪峰、柔石讲明：“万一有紧急情况发生，让他们两个人陪着鲁迅首先从后门撤退。在会场中我们布置了四个身强力壮的工人纠察队员，他们会一直保护鲁迅先生的。”潘汉年还拉着夏衍等人，把中华艺术大学里所有的房间都看了一遍，并一一作了周密的筹划与检查。“诺，这屋子没后门，万一出事，千万别往这里跑……这个出口不惹人注意，到时可以利用上。”

在“左联”的成立大会上，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代表党组织出席大会并作《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的报告，对“左联”成立的意义、“左联”的任务等都进行深刻阐述。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10日出版的《拓荒者》第1卷第3期上载有潘汉年此次讲话的全文，是我们党指导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文献。在一丁所写的《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一书中有篇关于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回忆，其中讲道，“鲁迅演讲之前：有几个人演讲，现在都记不起来。只是潘汉年演讲的姿势，到今天还灵活地现在眼前。他是模仿列宁的，……都是身子向前倾，右手向上直指出去的姿势”，而潘汉年当年演说的大意是：“红军正在大发展，谁说现在不是革命高潮到来了？”在钱杏邨的回忆中，“关于筹备‘左联’的指示几乎多是由潘汉年，有时还有朱镜我传达下来的。”民国十九年（1930年）春，“左联”成立后不久，原任中央文委书记的潘汉年调任中央特科，由朱镜我担任中央文委书记，因此，后来许多与左翼文化运动有关的指示为朱镜我传达，这也说明了中央文委实际上领导了整个左翼文化运动。

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先生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并且指出左翼文艺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左联”的成立，标志着革命文学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鲁迅，正是“左联”的辉煌战旗，在他的率领下，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开展了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他们创办杂志，翻译、介绍马列主义关于文艺的论著，培养文学新人，发展“左联”组织。“左联”在北平和日本东京设有分盟，在广州、天津、武汉、南京等地成立小组，吸引了大批左翼文艺青年。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戏剧家联盟、新闻记者联盟、美术家联盟、教育家联盟、语言学家联盟和音乐家联盟也相继成立，当时号称“八大联”。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阵地，大部分被进步文艺占领了。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极恶，对左翼作家进行疯狂镇压。他们禁止书报的出版发行、封闭书店、出版社、通缉逮捕作家。“左联”的战士就用更换刊名、更换化名、更换书店的办法与敌人周旋。最后，敌人使出了最后一手：杀戮。“左联五烈士”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用自己的鲜血浇灌了社会主义文艺之花。后来，被杀害的还有作家洪灵菲、诗人潘谟华和应修人等，鲁迅也遭到通缉。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左联”仍然坚持英勇斗争，出版了纪念五烈士的刊物，发表宣言，公开进行抗议。“左联”在文学创作上的杰出成就首推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和短篇小说《农村三部曲》、鲁迅的杂文和历史小说《故事新编》。“左联”作家的有些作品，虽然在艺术上未臻成熟，但却能让人从中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其生活实感和革命热情至今仍感染着读者，如殷夫的诗《血字》、柔石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和蒋光慈的小说《咆哮了的土地》等等。“左联”培养成熟起来的文学新人有张天翼、叶紫、沙廷艾芜、萧军、萧红、周立波等。

在北平、天津、保定、青岛、广州等地和日本东京也有左联组织，它们在各地中国共产党组织及左联党团领导下从事社会政治斗争，在左联《理论纲领》和有关决议指导下进行文学创作。鲁迅是左联的“盟主”，也是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旗手，潘汉年、冯雪峰、沈端先（夏衍）、阳翰笙、冯乃超、郑伯奇、钱杏邨（阿英）、田汉等都是它的组织者和积极筹备者，瞿秋白、茅盾、丁玲、周扬等都曾是它的重要领导人，郭沫若则是东京左联的实际核心。左联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所属的支部之一，萧三是常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代表。

因为影响力和威望，鲁迅被团结到左联里来，不是“左联”的实质领导人，他主要是作为“左联”有文艺精神领袖而存在。但是，鲁迅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左联”的刊物如《巴尔底山》《前哨》《十字街头》等都是由鲁迅主编的，鲁迅还用了大量时间给左联作家审稿，写序、推荐、发表、出版等。

以冯雪峰的话说，左联是受党的领导和支持。因此，左联实质是一个革命性极强的文艺团体，担负着重大的政治任务，很多成员也是地下党员。因此，党组织了”左联“青年作家参加游行、贴标语、演讲等公开活动。鲁迅认为这些做法不可取，易暴露目标。左联的柔石、李伟森、冯铿、殷夫、胡也频等五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捕而牺牲的。尽管反对，但鲁迅仍尽力提供行动和金钱上的帮助。

鲁迅和左联领导人如与周扬等党团成员的根本分歧在于对“左联”的性质认定和任务的认识，对文艺性质的看法。鲁迅主要是一个文学家，一贯的立场是启蒙，所以他认为左联首先是文艺团体，文艺应当具有文艺的品格，而周扬是一个革命家，他把左联作为革命性团体，把政治任务和组织要求放在首位，文艺服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是革命斗争的工具。蒋光慈曾发表了《丽莎的哀怨》就被谈话，就在于这部小说不符合左联的宗旨。

周樟寿‍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1月，《文学月报》1卷上发表了批判第三种人胡秋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出现了一些粗话。时为行政书记的冯雪峰看了，觉得很不妥，建议周扬公开纠正被拒绝。冯雪峰就去和瞿秋白、鲁迅商量，都认为这样的文风不好。鲁迅就给周扬直接写了一封信，主要观点如下：“我对于芸生先生的一篇诗，却非常失望”，这诗“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开首就是对于姓的开玩笑”，“这确不能不说是一个退步”；“尤其不堪的是辱骂”，“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自己身上。”最后鲁迅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过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周扬把这信刊发到《文学月报》接下来的期刊上，并下这样的按语：“鲁迅先生的这封信指示了对于敌人的一切逆袭，我们应该在‘论争’上给以决定的打击，单是加以‘辱骂’和‘恐吓’，是不能‘使敌人受伤或致死’的，我以为这是尊贵的指示，我们应该很深刻地来理解的。”

应当说，鲁迅的话是比较平和的，也是比较客观地评价并提出中肯建议。但从周扬的这个反应来看，明显不对路，甚至是曲解。这正表明二人在“左联”任务和文艺性质认识上的巨大分歧。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现代文化》2期上，署名首甲（田汉）、方萌、郭冰若、丘东平的《对鲁迅先生的<恐吓和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一文对鲁迅信中的观点予以批驳：“芸生的诗基本立场是正确的”，“鲁迅为要纠正‘切西瓜’之类的‘恐吓’时，却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鲁迅先生说‘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判生死’的话，显然是把普洛文化运动的任务估计过低，把我们诗人与斗争实践分离，这是极危险的右倾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了。”

他们不仅支持这样的粗暴文风，不给鲁迅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极危险的右倾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帽子，完全不接受鲁迅的建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7月，林默（左联青年作家廖沫沙）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说鲁迅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的《倒提》一文有“买办意识”。

上海左联成立会址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鲁迅写给曹靖华的信中说：这里的朋友（指左联党团成员）的行为，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出过一种刊物，将去年为止的事情，听说批评得不值一文，但又秘密起来，不寄给我看。在给胡风的一些信里，对周扬“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往外跑”（这一点，鲁迅可能不了解当时周扬等共产党人所面临的白色恐怖处境而只能如此）的行为表示不满：“一到里边（左联）去，即陷在无聊的纷争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论，总觉得缚有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么起劲的做，也是打”，“这真令我手足无措。”这里的“工头”指左联领导人如周扬等。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鲁迅在《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提到的“四条汉子”即指田汉、周起应、夏衍、阳翰笙四人，明确表达了他的不满情绪：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至憎恶起来，批评以周扬为代表的左联领导人是“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

之前的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0月，阳翰笙、夏衍、周扬在之前夏衍的约定下，在内山书店见鲁迅，阳翰笙、周扬向他汇报了”文总“的工作情况。结果田汉突然插进一句话来：胡风这个人靠不住，政治上有问题。鲁迅就非常严肃地问他“你是听谁说的”，田汉说是听穆木天说的。鲁迅不高兴地说：“穆木天是转向者。转向者的话你们相信，我不相信。”胡风是当时鲁迅的联系员。穆木天以前是左联成员，后被捕，写了自白书而被释放，出狱后，他说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奸细。鲁迅很信任胡风，原来就厌恶田汉的。这次会面，原本的约定人员是没有田汉的，田汉的到来，让鲁迅有些不高兴，田汉这样说胡风，鲁迅就更生气了。可见，鲁迅与左联实际领导人的分歧是越来越大的。

左联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每期都要寄给鲁迅、茅盾等人，其中一期未曾寄给鲁迅。鲁迅就找来一看，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的工作总结，其中提到工作上的缺点。这让鲁迅大为不满。茅盾说：一年的工作报告事先不同左联的“盟主”鲁迅商量，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一个，这就太不尊重鲁迅了，“即使是党内的工作总结，也应该向党外人士的鲁迅请教，听取他的意见，因为左联究竟还是个群众团体。”

左联组织系统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根据在苏联的王明和康生的决定，萧三给鲁迅写信解散“左联”，另组新文艺团体，团结更多的人，以适应抗日形势。此信寄给鲁迅转给左联领导人。上级组织“文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便执行了这一决定。鲁迅很赞同成立新的革命文学团体，但不应解散左联。这个意见没被采纳。鲁迅就要求发表解散“左联”的宣言，声明解散“左联”是在新的形势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所必须的。但仍未被采纳。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徐懋庸把“文总”的决定告诉鲁迅，鲁迅当时脸色一沉，不发一言。这个决定，左联党团成员对同是党外人士的茅盾作了详细解释，而对鲁迅只是告知。后来，鲁迅没有出席新文化团体成立大会，另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主张另建立一个新组织，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与“国防文学”相对峙。这样鲁迅与周扬、徐懋庸等“左联”党团直接领导人的关系就比较僵了。

应当说，鲁迅作为“左联”领袖，应当得到充分尊重，在左联重大问题上，应与他仔细商量，这是左联党团组织考虑不周的地方。可见，鲁迅是左联的创始人之一，是左联的精神灵魂，但是与左联的关系，准确讲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合作关系，鲁迅所持的态度和立场是“和而不同”。

左联领导的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是我国继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又一次伟大的革命文学运动，“‘左联’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光荣的地位，它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者和播种者”。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春，根据形势的需要，为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自动解散。虽然“左联”的历史不过短短6年，但是它以在当时的巨大作用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成为中国革命文学史上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