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朱祐樘继承皇位后不但清除了明宪宗朱见深留下来的奸佞集团，也启用了很多被奸佞集团所打压排挤的朝廷重臣。吏部尚书王恕便是其中的典型，他在明宪宗时期因反对梁芳等宦官而被朱见深所厌烦，被迫提前致仕。朱祐樘即位后听从司礼监太监怀恩和覃昌的建议，将王恕召回朝廷，任命为吏部尚书。在朱祐樘罢免了内阁首辅万安后，内阁大臣刘吉也遭到了朝廷群臣的弹劾，于是很多人上书推荐王恕入阁参赞机要。然而让人意外的是，朱祐樘却没有允许这些推荐，而是委婉的拒绝了王恕入阁的建议。

王恕是明宪宗朱见深时代的名臣，在成化年间政绩卓著，是当时文官集团中有数的大臣之一。他积极奔走在对抗宦官奸佞集团的第一线，用尽各种方法阻止奸佞们胡作非为，各种上书弹劾导致明宪宗朱见深对其感到厌烦。因此王恕也在明朝的士大夫阶层中留下了极高的声誉，被认为是辅佐明主中兴的能臣。司礼监太监怀恩等人推荐王恕回到朝廷，就是希望王恕回来帮助刚登基的朱祐樘整肃朝政，让明朝重新走上中兴的道路。朱祐樘一开始也接受了怀恩等人的建议，但是在让王恕入阁的问题上却寸步不让，让人感到难以理解。

从明孝宗朱祐樘的行为看，他明显是想要重用王恕的，也承认王恕的能力和过往的功绩。所以他才把王恕安排在吏部尚书的高位上，这个位置在明朝弘治年之前名义上是朝廷第一大臣的地位。吏部尚书又叫吏部天官，是主管朝廷吏治和官员选拔任命的官职。在弘治年之前被认为是六部尚书之首，在没有尚书令的明朝，吏部天官是事实上的尚书令。虽然从永乐年之后，明成祖朱棣设立了内阁和司礼监，内阁首辅是主管朝廷政务的首席大臣。但在朝廷排位和品级上面，吏部天官依然在内阁首辅之上，地位非常尊崇。

在整肃朝廷和清除奸佞的政治背景下，在内阁中引入王恕这样的成化年名臣，以辅佐朱祐樘建立新的政治架构，这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王恕作为六部尚书之首，如果再兼上内阁首辅，也能让朝廷政策从政策面和执行面上达成统一，避免政令不出一门的弊端。可是从朱祐樘拒绝王恕入阁的反应来看，他似乎从来就没有这个打算。尽管朝廷群臣们反复上书推荐，朱祐樘则各种推诿拒绝，甚至不顾群臣的反对任命刘吉为内阁首辅。此后由于刘吉的阻挠，王恕最终没能入阁，当了明朝最后一任地位在内阁首辅之上的吏部天官。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朱祐樘宁愿让与奸佞集团关系密切的刘吉当内阁首辅，也不让朝廷众望所归的王恕入阁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王恕的政治背景和朱祐樘任用王恕的目的说起。王恕是成华年的名臣，他以刚直不阿出名，与梁芳等宦官集团经历过长期的斗争，而且多次被贬谪，也得罪了明宪宗朱见深。他的名声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群体中非常响亮，被认为是干臣能臣的典范。怀恩等人推荐王恕回归朝廷，主要是因为朱祐樘清除奸佞集团后朝廷出现权力空白，文官集团需要回归朝廷，占据各个空出来的朝廷职位。

王恕的回归代表着在成化年间备受打压的文官集团的卷土重来，继续走上所谓的士大夫治国的众正盈朝的景象。这种景象是儒家学说所推崇的，也是明朝士大夫们统治国家社会的标志。按照儒家学说，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中兴开始，只有这样任用大臣，国家才能发达兴旺。因此王恕是当时回归朝廷的文官集团的首领，他是否能出任内阁首辅，代表着文官集团是否能掌控到朝廷大权。朱祐樘虽然任命王恕为吏部尚书，却把最重要的内阁首辅给了刘吉，并且拒绝王恕入阁，这就违背了士大夫官僚们的意愿，很多官员都表示不满。

朱祐樘如此操作，从根本上看，还是对士大夫文官集团的不信任。前文讲过，在成化年间朱祐樘基本不参与政治，长期在东宫读书，所以没有成熟的执政团队，也没有任何执政经验。他登基后除了清除朱见深留下的奸佞集团外，还需要建立自己的执政团队，所以启用了自己的老师徐溥、刘健进入内阁，与刘吉共同执政。徐溥和刘健虽然是士大夫文人，但长期出任清流文官，主要是做文字工作或者在东宫讲学，并非文官集团的成员。他们缺乏执政经验，而朱祐樘又以他们为骨架建立执政团队，这就需要选拔有执政经验的能臣加入。

这些能臣必然会从回归的文官集团中选拔，而选拔的权力则在吏部尚书手中。可以说王恕出任吏部尚书，本质上就是作为官员选拔的第一个关卡。但王恕作为文官集团的领袖，他在选拔官员时是否会公平公正，是否会借机结党营私，朱祐樘对此不敢保证，所以必须有人制衡王恕。王恕是吏部天官，六部尚书无人能制衡他。内阁是朝廷诏令通过必须的部门，任何官员任命都要通过内阁。王恕选拔的人才，能不能正常任命，是需要内阁首辅点头的。如果王恕成了内阁首辅，那么内阁和六部都是他说了算，朝廷也就成了他的一言堂。

因此王恕以吏部尚书兼任内阁首辅，使得朝廷有出现权臣的隐患，也有架空皇权的隐患，这是任何皇帝都不愿意主动选择的。王恕负责选拔人才，但肯定需要在任命环节有所制约，朱祐樘让刘吉出任内阁首辅，就是为了制衡王恕的权力，避免王恕和文官集团趁机结党营私。从历史发展来看，刘吉出任内阁首辅后与王恕陷入了长期的斗争中。双方围绕朝廷官员的人事任免斗了好几年，互相弹劾罢免对方提拔的官员，起到了权力监督的作用。而朱祐樘则在两人的斗争中，选拔了一批人才，逐渐组成了自己的执政团队。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王恕与司礼监的关系太好，也是成为他不能入阁的原因之一。当初朱棣建立司礼监，除了是作为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助手外，还有一个职能便是监督内阁的工作。从永乐年之后，明朝政策都是出自内阁，内阁首辅名义上是参赞机要的顾问大臣，实际上逐渐成为了制定国家政策的宰相。尤其是从明宣宗朱瞻基时代的三杨内阁之后，内阁大臣权比朱元璋时代的宰相，对国家的政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避免内阁大臣结党营私，在国家政策上搞腐败，所以内阁的所有奏章都要先经司礼监审核后，才提交给皇帝。

弘治初年的司礼监太监怀恩和司礼监掌印太监覃昌都是支持文官集团的，他们与文官集团关系极好，在成化年间就有着密切的交往。尤其是怀恩，他自己就是文官集团出身，父亲是朱瞻基时代的太仆卿戴希文。成化年间他执掌司礼监后监管东厂和锦衣卫，是当时的大内第一太监。在民间凶名卓著的西厂督公汪直，当时的权力和地位都在怀恩之下。因此怀恩利用自己的权力多次营救被汪直迫害的文官大臣，所以朱祐樘登基后朝廷大臣纷纷上书让他召回在凤阳守陵的怀恩。由于这层关系，所以怀恩的司礼监与文官集团是互相支持的。

也因为这层关系，司礼监和内阁的互相监督形同虚设，这也是明宪宗朱见深成立西厂来压制文官集团的原因。如果让王恕当了内阁首辅，而王恕又是怀恩和覃昌推荐的，如此一来司礼监还会监督内阁的工作么？如果司礼监和内阁内外勾结，朱祐樘的皇权岂不是有被架空的危险？出于对自己和权力安全的考虑，朱祐樘拒绝王恕入阁是非常正确的。不论王恕之前的节操有多好，能力有多强，但权力的诱惑是最经不起考验的。朱祐樘不可能让危险放任在自己身边出现，拒绝王恕入阁是对自己也是对国家负责的选择。

同时朱祐樘还考虑到，让王恕继续担任吏部尚书，也有从外部制约内阁的打算。因为内阁首辅刘吉是原来奸佞集团的一员，位列纸糊三阁老之一。前文讲过，朱祐樘留下他也考虑到政权的平稳过渡，和收拾清理奸佞集团后的烂摊子。但刘吉的名声并不好，操守也是有亏的，他当了内阁首辅会不会出坏心眼，朱祐樘也是不敢放任的。虽然他派徐溥、刘健进入内阁，但这两位的政治经验比起老油条的刘吉完全是小儿科，能不能完全压制住是未知项。但王恕不同，他也是经过多年斗争的老官僚，又在吏部尚书的高位，刘吉也非常忌惮他。

可以说朱祐樘拒绝王恕入阁，是从各方面考虑到了建立新的政治架构的需要，也是中国传统的政权制衡理论的最佳实践。他通过这一系列的任命和调整，让朝廷最核心的司礼监、内阁、六部这三条线上达成政治平衡，稳定了朝廷大局，为后来的弘治中兴奠定了基础。当时朱祐樘还不足二十岁，政治经验也颇为缺乏，却能设计如此周密的政治架构，也展露出他在政治方面的天赋。可以说他后来成就弘治中兴的名声，与宋仁宗赵祯并称，也这方面的能力的体现。从政治能力对比来看，他不但超过了其父朱见深，也超过了其祖朱祁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