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提出:
中国的政治分为两段,前一段是汉唐两宋,是文官跟皇帝共治天下。
这个阶段当然也是君主专制,不过是开明的专制。
后一段是元明清,这时候才出现了绝对的君主专制制度
这个转变,被称为宋元之变。
从南宋到元朝,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向。
在政治制度上,古代的君主制度发生了一个大变化,从开明的专制,转向了绝对的君主专制。
01汉唐两宋的共治天下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威震四海。
秦始皇以为只要下面有一批听话、好使唤的小吏,就可以治理天下了。
但是,秦朝二世而亡,让汉朝的皇帝明白了,光有治理术不够,还得解决统治的合法性问题。
从汉武帝开始,开始重视儒家,兴太学,实行五经博士制度。
文官制度,成了皇权的行政支柱。
文官政府的头就是宰相。
汉代以前,宰相是私臣,君主的家事和国事,公私不分,都是宰相这个大管家来打理。
汉武帝之后就不一样了,国事和家事分开了。
家事主要是皇帝自己管。
宰相率领文武百官执掌朝廷。
重大决策由皇帝拍板,政府管理由宰相实施。
这种划分君权和相权的方式,有点像现代的企业管理。
皇帝是董事长,有用人之权,宰相是总经理,执掌日常事务。
宰相的权力很大,君主的命令必须经由宰相的副署方能生效。
比如说,唐代的时候就有规定,军国大事,哪怕是皇帝的命令,宰相有权决定是否同意颁布,盖上宰相印,皇帝的命令才生效。
所以,历史上常常发生宰相拒绝副署、退回皇帝诏书的故事。
02一起打江山,一起坐江山汉唐的皇帝为什么不学学秦始皇,给自己留有更大的权力呢?
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啊。
主观原因是为了长治久安,需要跟大臣们分享权力。
客观原因,是皇帝权力受到大臣们的掣肘。
在汉唐两朝,士大夫背后还有功臣家族和门阀势力撑腰,君主对他们也有点奈何不得。
汉朝的天下,是刘邦跟一群兄弟打下来的,刘家想独吞,这可说不过去了,惹毛了军功集团,他们还能政变换皇帝呢。
唐朝的天下也是如此,关陇集团是李唐起家的基础,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也是关陇集团在背后策划的。
在客观上,皇帝必须得跟大臣们分享权力,因为这权力都是大家一起抢过来的嘛。
到了北宋,虽然世家大族衰落了,但宋太祖为了防止藩镇割据,杯酒释兵权,要制约武将,就要重用文官,尊重士大夫。
北宋的君主,大都开明大度,对读书人礼让三分。
这要感谢宋太祖留下的好传统。
宋太祖当政的时候,宰相赵普要提拔某个人,太祖不喜欢他,拖着不批。
赵普不高兴了,批评皇帝说:“赏罚分明是古往今来的规矩,岂能以陛下个人好恶来定夺?”
皇帝还是不理,走开了。
赵普急了,追上去,不肯罢休。
太祖自知理亏,竟然拗不过宰相,只能悻悻然批准了。
宋太祖曾经立下一条规矩:不杀大臣和言官!
宋代的士大夫地位都很高,哪怕皇帝再不高兴,顶多也是流放,而不是砍头。
宋朝的君臣关系,君像一个君,臣像一个臣,大都符合儒家的圣君贤相标准。
03元明清的绝对君主专制可惜的是,这种共治的局面,并没有持续下去.
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叫“崖山之后无中华”。
崖山一战,南宋的残兵被蒙古大军全部歼灭。
很多人认为,中华文化从此断绝。
这个说法未必准确,因为元代以后,中华文明依然还在延续嘛。
不过,如果换一种角度,宋朝灭亡之后,士大夫跟君主共治天下确实终结了。
崖山之战,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节点,这就是宋元之变。
在元代以前,不管是功臣集团、世家大族还是土大夫,总有一种势力可以跟皇权抗衡。
但是,崖山之后,这种势力不存在了。
这当然跟蒙元的异族统治有关。
元朝的统治者把臣民分为四等,蒙古人、中亚来的波斯人、阿拉伯人都是可靠放心的阶级,而汉人即使做官,也不能担任正职。
至于宰相大臣,更是轮不上了。
蒙元皇帝是说一不二的大可汗,是丛林世界的狮子王,卧榻之旁决不容他人酣睡,哪里还容许有士大夫和大可汗共治天下?
不过,元朝开创了绝对的君主专制,却不懂得如何把它制度化。
真正让它变成一套制度的是继之而起的明朝。
别看明朝回到了汉人当皇帝的时代,但朱元璋在政治上继承的却是元朝的绝对君主专制,而且将它制度化了。
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事变。
士大夫能够跟君主共治天下制度上靠的就是相权。
如今,宰相没有了,六部尚书直接向皇帝报告,对君主负责。
儒家士大夫的文官政府再也没有能跟皇权相平衡的相权。
明清的官员,不要说权力,连性命都捏在皇帝的手上。
宋太祖曾经定下“不杀大臣”的祖训,所以宋代士大夫有安全感。
到了明朝,朱元璋把读书人看成奴才和家畜。
他稍不满意,便在大庭广众之下,剥掉臣下的裤子,打得血肉横飞,当场打死的也不在少数。
04明朝士大夫们用生命抵制皇权专制回过头来看秦汉到明清的历史,非常令人感叹。
皇权越来越集中,文官的地位越来越低,成为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之后的总趋势。
这一点,从君臣见面时所行之礼就可以看出来。
汉代的丞相面圣,皇上必须起身相迎。
唐代的三省长官去见君主,皇上还能请坐赏茶,君臣在一起坐而论道。
到了宋代,宰相在君主面前,只能毕恭毕敬站在那里,叫作“立奏”。
明朝呢,从首辅到文武百官觐见皇上,就要行三跪九拜之礼了。
皇帝这么厉害,明朝的士大夫是不是都给吓坏了呢?
到了明朝儒学发展出阳明心学,给士大夫很大的精神鼓舞。
明朝士林当中,竟然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谁给皇帝提意见,提得越尖锐,名气就越大,如果因此而受到廷杖,那就是流芳百世了。
于是前赴后继,一个倒下了,另一个又站出来了。
最出名的莫过于海瑞了。
海瑞在奏疏中批评皇上虚荣、自私、多疑。
气得嘉靖皇帝大声喝令:“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
旁边的宦官不慌不忙地跪奏:“万岁不必动怒,这个海瑞向有痴名,听说他已自知必死无疑,他在上奏之前,已经买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诀别。仆从早已吓得统统逃散,这个人是不会逃跑的”。
嘉靖最后命锦衣卫将海瑞抓到死牢,但还是没敢把海瑞弄死,因为死一个海瑞,后面还会有第二个海瑞。
明朝的士大夫们通过用这种极端的行为,来抵制皇权的专制。
当然,到了清朝,基本上就没有任何朝臣能跟皇帝对抗的了。
在清朝,奴才是皇帝对大臣们的恩赐,不是什么人都能在皇帝面前说自己是奴才的,只有皇帝的心腹才有资格。
为了能当一个奴才,多少士大夫折腰为皇权。
在古代中国,君主和宰相之间,主动权始终在君主一方。
士大夫对于君主,只有伦理的软约束。
政治是否开明,依然要靠偶然性,期待老天爷赏赐天下一个好皇帝。
本来相对平衡的两种权力,后来越来越悬殊,最关键的原因,中国古代的政治缺少让权力运作制度化的架构。
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悲哀,哪怕有士大夫与君主共治,也克服不了这个先天的制度性缺陷。
所以,中国古代政治走向清朝那种令人窒息的绝对专制,是必然的趋势。
道听途说的言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