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康熙帝二次废黜皇太子（胤礽）之后，因为康熙帝已经公开宣布不再明立皇太子，所以康熙帝的大多数在世成年皇子因为对那个至高无上‘君位’的热切期盼，都积极地参与到对‘储君之位’的殊死争夺中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九子夺嫡’事件。
在这场惨烈的‘夺嫡之争’中，彼时还未成为皇帝的雍亲王胤禛（雍正帝）自然也积极地参与其中，而他最大的对手和政敌，就是八弟贝勒胤禩（及其党羽——九弟胤禟、十弟胤䄉、十四弟胤禵）。
其实，真实历史上的胤禩，为人很是斯文、学识也很儒雅，心思比较缜密，另外待下宽和、才能出众、气量宽宏，在康熙帝诸皇子中确实是比较优秀的一位。所以，他在朝野之间的人缘非常好，得到了相当一部分王公大臣的拥护和敬服。
早在康熙帝一废皇太子、命百官推举新太子时，胤禩的支持者是最多的，甚至远超后来的夺嫡胜利者雍亲王胤禛（也就是雍正帝），以及其他皇子。
弘时在年幼时，其实和八叔早就相识了，而两人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很好（胤禩的人格魅力，当然远胜弘时的父亲、素来有冷面王之称的胤禛）；所以，即使在‘九子夺嫡’最激烈的时候，年轻气盛、性格直率的弘时还是和八叔多有往来，丝毫没有顾及父亲（雍亲王胤禛）的感受。
而雍正帝自从在‘夺嫡之争’中获得最后胜利、排除万难得以顺利继位后，虽然深恨当年与自己争斗得势如水火、不死不休的允禩、允禟、允䄉、允禵等弟弟（雍正帝登基后，以避讳的理由，将诸兄弟名字中的胤都改为允），但考虑到自己刚刚登基、基础不稳，为免引起政治动荡，所以性格上睚眦必报、城府极深的雍正帝迟早不会放过曾经对他威胁最大的政敌允禩一党，但依旧忍下心头之恨，晋封允禩为和硕廉亲王，命其办理工部事务，兼管理藩院（但允禟、允䄉、允禵等人，都被雍正帝或给发往军中效力、或远遣漠北、或直接赶往遵化为康熙帝守陵，以断绝允禩的外部助力）。
从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雍正帝就有意识地对付允禩，将其亲近依附之人尽行贬斥远遣，以孤立允禩；为了给将来彻底打倒允禩造势，雍正帝并继位后多次下谕给臣下，让他们不要重蹈康熙晚年的朋党习气，就是在敲山震虎、警告允禩一党。
而允禩本人也遭到了雍正帝的有意打击——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初四，因为雍正帝要亲奉康熙帝及四位皇后的神主升祔太庙，所以管理工部事宜的允禩在太庙外端门外特地设了更衣帐房，以待雍正帝使用。但因更衣房所用的材料都是连夜新制，所以油漆未干、气味很大，让雍正帝很不适应，龙颜震怒。
事后，雍正帝在大怒之下（以及有意报复），将管理工部事务的廉亲王允禩及工部侍郎、郎中等相关责任官员罚在太庙门外跪了一昼夜，以示惩罚。雍正帝还有借此机会，深追允禩之责的想法。
而雍正元年至二年之间（1723-1724年），因为青海战事的吃紧（罗卜藏丹津之乱），雍正帝的全部精力几乎都放在了平定青海外患上，所以他于允禩等（当初的）政敌虽不时加以训斥、打击，但总算没有进一步进行迫害（主要是精力上不够）。
但雍正帝对允禩的‘恶意打压’和终极打算，可以说是人尽皆知了，只不过现在雍正帝考虑到朝堂的稳定，和边疆战事的顺利进行，因此才没有对允禩下最后的狠手；不过那也是迟早的事。
可就在雍正帝对允禩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的时候，他的那个‘争取储位失败、从而耿耿于怀’的儿子弘时，却一方面深深忌恨皇父雍正帝的疏远慢待、不选择自己成为储君，另一方面又很同情有着‘相同身份、相同命运’的八叔廉亲王允禩（都是夺嫡之争的失败者）；长此以往，弘时逐渐有了‘与八叔是同病相怜的知己’的感觉；就这样，在先后两次‘夺嫡之争’中竞争落败的两个人（或者说两股势力），慢慢地开始接近了。
对深受皇父打击、压制的八叔允禩，弘时深表同情（因为自己也是这样的待遇），对允禩的‘怀才不遇、遇事不公’命运，弘时更加深同感受（弘时更加认为自己也是这样的！）因此，失去成为储君希望的弘时就和上一位失败者、八叔允禩走到了一起，并且越走越近。
至于弘时和允禩是不是有‘勾搭在一起、意图不轨’的想法和举动，史书上没有记载，这里也不好胡乱猜测（而影视作品中的事情是不能当真的，弘时没有下黑手武力夺嫡，没有在科考中泄题，也没有去谋害自己的亲弟弟弘历，更没有想暗杀倒台后的夺嫡同党、舅爷爷隆科多。）
但头脑简单、没有城府的弘时在和允禩公开交往接近后，确实是大发议论，说诸皇叔中，唯有八叔允禩才干最佳、为人最淳，可惜生不逢时，没能展示自己的全部才华，以至于如今郁郁不得志，难以施展（弘时这也是借机在为自己叫屈）。
本来雍正帝就一直没有放松对允禩一党的严密监视，时刻准备着彻底解决这个当初的对手、如今的潜在威胁；但雍正帝千算万算，却没想到自己的亲儿子弘时不知是头脑迟钝还是故意如此，不仅和当年自己的夺嫡对手、现在的皇权威胁允禩越走越近，甚至还为允禩公开叫屈鸣不平，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坐实了‘自己当初是抢了允禩皇位’的民间传言属实嘛？
雍正帝没想到弘时在失去了成为储君的希望后，竟然这样地愚蠢，居然和自己最厌恶、最想除掉的大敌允禩搞到了一起，或许私下里都有了‘联手反击、再夺储君之位’的想法了；这不是丧心病狂、不可救药、置君臣父子亲情于不顾了么！
所以，原本已经对弘时不满意、甚至失望透顶了的雍正帝，在看到这个儿子与政敌允禩关系越来越紧密、交往越来越放肆之后，已经是震怒忌恨不已了；而由于父子二人在性格上的严重不合，导致心思阴狠、城府极深、多疑猜忌的雍正帝终于再也无法忍受直率放纵的弘时，激烈的父子矛盾冲突即将爆发。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十四，雍正在初步平定了外患（青海之乱）后，立即对早就准备彻底铲除的允禩一党下手了——他在当日下谕旨，斥责允禩在自己继位后依旧包藏私心、播弄是非，蛊惑百官，故意阻挠自己的新政施行方案，毫无忠君之心，无耻可恨之尤；这就给允禩的‘罪行’定了性。
同年的十一月初五，经管理宗人府事王公的合议（就是雍正帝授意的），诸王公向雍正帝特地奏报——允禩应立即革去王爵，撤出本属佐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允禩，实际上已经彻底倒台，成为了死老虎了；如果弘时还有一点点头脑的话，那么就该及时悔悟，不要再掺和进来，老老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以求皇父的原谅，从而为自己留好后路。
但弘时确实是无愧于‘毫无城府、行事鲁莽、头脑简单’的评价，就在这一年的康熙帝忌日（十一月十三），雍正帝率诸皇子在皇宫奉先殿祭祀康熙帝时（今年不知道是何人去景陵代为致祭），尚以皇子身份一同参与祭祀仪式的弘时，忽然间又‘犯浑了’，他在雍正帝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拈香祭奠康熙帝神主时，突然向前跪行几步，对雍正帝进言说：
“先帝（康熙帝）在天之灵在此，愿睹子孙手足和睦、兄友弟恭，惟愿皇上仁爱友悌，以告先帝。”
也就是说，弘时趁着雍正帝祭祀康熙帝的时候，借着告慰先帝的名义，出头为允禩等几位即将被雍正帝残酷打击的皇叔求情，希望能够使他们被法外开恩、赦免罪过（起码也要免于实际处罚）。
正是这番不知高低深浅的话，让弘时彻底地惹怒了雍正帝——在他看来，到了这个地步，弘时居然还会出面给允禩等人求情，这就是公然与父亲、皇帝顶撞的态度，简直是‘无父无君、忤逆至极’！
因此，盛怒之下的雍正帝在压住火气、勉强完成对康熙帝的祭祀后，立即颁下谕旨做出对弘时的处理；而这道谕旨，也宣告了弘时本来就岌岌可危的政治生命、以及皇子身份的彻底结束。
谕旨中说：“......倘才智不足、尚可教诲，亲情淡薄、亦可修复；然此子（弘时）年少放纵、行事不谨，又心怀异志、素谋夺嫡；其事君不忠、侍父不孝，断不可留于宫庭也。”
另外，在弘时的‘顶撞、忤逆’行为刺激下，雍正帝性格中的‘偏执、小气’特点也被彻底激发出来——你不是和你八叔走得近、屡次顶撞老皇父我么，那你干脆去给你八叔当儿子算了，朕也不要你这个儿子了！
因此，雍正帝在下旨痛斥了弘时之后，就将弘时及其家眷统统赶出了皇宫，勒令他去给他的八叔允禩做儿子，自己已经不再是他的皇父了；这也宣告了雍正帝与弘时之间的父子之情断绝（至于弘时出宫后有没有被送到允禩的府上，真正过继给他当儿子，史书上没有记载；估计允禩也不敢收弘时入府）。
因为弘时做出如此‘悖逆’的举动，都是因为替允禩开脱求情所致，所以暴怒之下的雍正帝于十二月二十一再下谕旨，命八旗中的各旗都要派兵丁在允禩府邸周围布防，上三旗侍卫中每日派四名侍卫随允禩出入行走，名为随行保护，实为监视押送。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初五，雍正帝对允禩一党彻底动手——允禩、允禟及其党羽苏努、吴尔占（都是宗室成员）被革去代表宗室资格的黄带子，宗人府也将他们从宗谱玉牒中除名（允禩的同党、雍正帝十弟允䄉才能不足、没有威胁，所以雍正帝只是将其削爵软禁，并没有一起革除黄带子；而允禵因为是雍正帝的同母弟，所以也没有革除黄带子）。
雍正四年（1726年）二月初七，允禩被捉拿下狱，囚禁于宗人府高墙内，彻底失去人身自由。二月十八，雍正帝特地下口谕——‘先时，弘时因行事不谨事，已交与允禩为子；今允禩既已因罪撤去黄带、玉牒除名，弘时岂能例外。著即撤弘时之黄带、玉牒除名，交奉恩镇国公允祹（康熙帝皇子、雍正帝十二弟）府，令其严加约束养赡。’
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初四，极度厌恶允禩、允禟的雍正帝为了再次羞辱他们，下诏让他们改名（就是说不再和他们做兄弟了，也不承认他们是先帝的皇子）；此后允禩被迫改名为“阿其那”，其子弘旺改名“菩萨保”；允禟则改名为‘塞思黑’。
当年九月初八，已经改名‘阿其那’的允禩在饱受折磨之后，因‘呕唏之症’（也就是急性肠胃炎病）病卒于宗人府监所，时年四十六岁；民间传言，他是被雍正帝密旨派人毒死的。同月，改名‘塞思黑’的允禟也在囚禁地直隶总督府监房内病逝（被折磨致死），年四十四岁。
允禩、允禟死后，雍正帝仍没有消除对他们的恨意，有时候提起来还是恨得咬牙：
“......朕尚有阿其那、塞思黑等叛贼之弟；不惟弟兄，便使亲子，亦难知其心术行事也！”
这里面，雍正帝对那个被自己‘逐出家门、送给叛贼之弟当儿子’的不肖子弘时，也是同样的恨意满满，不复父子亲情。
而被皇父雍正帝断绝了父子关系、革除黄带子、玉牒除名（还送给八叔允禩当儿子后）的弘时，自从雍正四年（1726年）二月十八之后，就在大众的眼中失去了踪迹，史书上也几乎不再有他的记录；估计只有奉旨‘约束、养赡’他的十二叔允裪，才是他为数不多的接触人之一，在照看着他‘孤寂无望、心如死灰’的日常生活。
雍正五年（1727年）八月初六，距允禩和允禟病死近一年后，被雍正帝削宗籍、除名玉牒、圈禁关押一年多的弘时，在惶惶不安和无尽的忧虑中，无声无息地死在了看护者、十二叔允裪的府中，年仅二十四岁，死因不明，身后的葬地也不明。
而得知不肖子弘时已死的消息后，雍正帝没有任何的表示，一言不发，就当从来没有过这个儿子一样；史书上对弘时最后的记录，也就是‘皇三子弘时，以年少放纵，行事不谨，削宗籍死’这短短的十八个字。
弘时去世八年之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雍正帝在毫无事先征兆的情况下驾崩于京师圆明园，年五十八岁；雍正帝驾崩后，根据他十三年前所创立的‘秘密建储’制度，诸皇子与王公大臣们一起取下了安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鐍匣’，取出其中的‘传位密诏’，当场启封，宣布了继位的人选——皇四子宝亲王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帝。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四，继位不到半年的乾隆帝特地下谕旨给辅政的宗室长辈、总理事务庄亲王允禄（康熙帝皇子、雍正帝十六弟），说：
“从前三阿哥年少无知，性情放纵，行事不谨，皇考特加严惩，以教导朕兄弟等，使知儆戒。今三阿哥已故多年，朕念兄弟之谊，似应仍收入谱牒之内，著总理事务王大臣酌议具奏，钦此。”
此后，庄亲王允禄等人在查阅了多年前的内廷旧档后，向乾隆帝复旨说：
“臣等查三阿哥从前获罪原因，皆阿其那之事而株连，与本身获罪撤去黄带者不同；今三阿哥已故多年，蒙皇上笃念兄弟之谊，欲仍收入谱牒，于情理允宜。臣等钦遵谕旨，将三阿哥仍载入玉牒中，俟命下之日，交与宗人府办理可也；谨奏请旨。”
就这样，在当年的‘储君之位’竞争对手、如今的胜利者、四弟弘历（乾隆帝）的‘手足关爱之情’眷顾下，已经去世多年的弘时，终于得以恢复了宗室的身份，重新被收录于玉牒之中。
这件事，其实也说明了成为皇帝之后的乾隆帝，对于皇父雍正帝当年处理三哥弘时的激烈无情举措实际上也是很不满的；不过和头脑简单、城府不深的弘时相比，乾隆帝更善于隐藏自己的内心真实想法，绝不会与皇父雍正帝去当面顶撞、鲁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是耐心地等待时机，让流逝的时间来解决问题；这才是最聪明的办法。
而不管身后之事如何，‘好弟弟’乾隆帝继位后，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此时已经长眠于地下八年之久的弘时，是再也不会知道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