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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97年，晋国刚刚在邲之战中遭到了楚庄王的迎头痛击。可还没等晋军元气恢复，赤狄就在第二年秋天攻到了距离晋国都城不远的清原。险些，晋国就要被迫进行一场惨烈的首都保卫战了。赤狄为什么在这时攻击晋国，又是谁把它给招来的呢？
邲之战的惨败给了晋国沉重的一击。这个在中原霸主的宝坐上稳坐了30余年的超级大国遽然跌落，谁又该为此承担责任呢？
《左传》载：
（公元前596年）冬，晋人讨邲之败与清之师，归罪于先縠而杀之，尽灭其族。君子曰：“‘恶之来也，己则取之’，其先縠之谓乎！”——《左传·宣公十二年传》
邲之战的次年，中军副将先縠遭到了最严厉的惩罚：族诛。《左传》的作者说，这跟他在邲之战中的一系列决策失误有直接关系。
如果我们孤立地看待这个结果，似乎荀首在开战前的警告——“果遇，必败，彘子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应验了。但事实真就这么简单吗？让我们先来梳理一下邲之战结束后晋国政坛发生的一系列相关事件：
据《左传》所言，晋国败军返回国内已是公元前597年的秋天。回国之后，中军元帅荀林父主动向晋景公请求以死谢罪。这并不意外，因为早在战前，军司马韩厥就威胁过荀林父：
韩献子谓桓子曰：“彘子以偏师陷，子罪大矣。子为元师，师不用命，谁之罪也？失属、亡师，为罪已重，不如进也。事之不捷，恶有所分。与其专罪，六人同之，不犹愈乎？”——《左传·宣公十二年传》
韩厥说，就算轻敌冒进的是先縠，但你荀林父身为元帅，统御无方，仍要承担主要领导责任。我个人的判断，战后请死很可能是荀林父迫于赵党的压力而做出的一种以退为进的自保策略，因为晋景公不会真的杀了他。一旦处死了荀林父，那赵氏一党势必更加跋扈，届时又有谁有能力、有胆量站出来制衡赵党，保障公室的安全呢？
和荀林父的委曲求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战败的始作俑者先縠没有任何自责谢罪的表示，也没有遭到任何处罚。不但没有，甚至到了当年冬天，他还获得了意外的奖赏：
晋原縠、宋华椒、卫孔达、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讨贰。”——《左传·宣公十二年传》
依照以往的惯例，如果晋侯无法亲自出席诸侯会盟的话，应由中军元帅、首辅大臣代他主盟（晋公子案：晋国此前唯一一次由非中军元帅代替晋侯主盟的案例发生在公元前625年六月，司空士榖代替晋襄公主持了垂陇会盟。但士榖本是晋襄公钦点的下一任中军元帅人选，所以仍可视为让他提前熟悉首辅的工作内容）。
可公元前597年冬天的这次清丘会盟，代替晋景公主盟的不是荀林父而是先縠。这说明邲之战的失败没能对先縠构成威胁。
虽然中行氏与赵氏为首的两派在战前就剑拔弩张，各自做好了藉战败打击对方的准备，但最终较量的结果却仍是赵党占据了上风，因为荀首的警告落了空，韩厥的威胁却堪堪应验了。
代晋侯主盟，似乎意味着先縠已经逼近了中军元帅的宝座，那为什么局面在短短一年之后便急转直下，使先縠遭遇族诛呢？《左传》说，事变的转折点就是公元前596年秋天发生的这件事情：
（公元前596年）秋，赤狄伐晋，及清，先縠召之也。——《左传·宣公十三年传》
公元前596年（也就是邲之战的次年）秋天，赤狄发动了对晋国的战争，一度逼近到晋都绛邑西南的清原。差一点儿，晋国就要准备国都保卫战了。这么危险的局面是谁造成的，《左传》说“先縠召之也”。这看似简单的五个字却着实令人费解。
杜预对此的解释是：
（先縠）邲战不得志，故召狄欲为变。——《左传·宣公十三年》注
杜预说，先縠因为在邲之战中没能达成他的目的，所以勾结赤狄，意图叛变。无独有偶，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中记载了另一种异闻，也指责先縠里通外国，援狄攻晋：
四年（公元前596年），先縠以首计而败晋军河上，恐诛，乃奔翟，与翟谋伐晋。晋觉，乃族縠。——《史记·晋世家》
因为有司马迁和杜预两位学者联名作保，所以历来都很少有人质疑先縠勾结赤狄、反叛晋国的可能性。但我私下以为，先縠叛乱一说可能是对《左传》“先縠召之”四字的误读。
在晋国此前的历史上从没有过援引狄人势力，颠覆晋国政权的先例。公元前655年，晋文公因骊姬之难逃亡白狄，待了整整12年也没能藉狄人之力杀回晋国。公元前621年，晋国豪门狐氏的宗主狐射姑因与赵盾争夺首辅之位失败投狄，同样没能藉狄人之力卷土从来。狄人乃是晋文公的母家，狐氏更是早年遗落在狄人中的姬姓支裔，连晋文公和狐射姑都做不到援狄为变，同狄人素无渊源的先氏家族又怎么会出此下策呢？
另外，我们不要忘了，此时赤狄诸部中的最强者——潞氏之君潞子婴儿已经与晋国公室联姻联亲，潞子婴儿的夫人就是晋景公的胞姊伯姬，狄人又怎么会突然翻脸，同意与先縠连手图晋？
再退一步说，就算先縠能够说服赤狄与自己联兵犯晋，那他想达到什么目的？想做石敬塘吗？在春秋的特定历史条件和政治氛围下，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司马迁和杜预都说先縠犯了叛国罪，可是他们对犯罪动机的解释却令人生疑：
正如我在前文中所分析的那样，邲之战的战败责任是由荀林父一肩承担的，先縠并没有遭到任何处罚，他有什么理由害怕被杀？代替晋景公主持会盟，意味着先縠的政治地位在战后还有提高，这不正是他孜孜以求的吗？又怎么能说他不得志？
所以我认为《左传》的“先縠召之”这句话不能理解为先縠勾结赤狄侵犯晋国，而应该理解为赤狄攻击晋国的这番祸事是先縠招来的。是他的主动挑衅招来了狄人的猛烈报复，险些让狄兵进逼到国都绛邑的城门之下。
我之所以做出这个推断，是因为在先氏被族灭的两年后，《左传》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
赤狄潞氏的执政大臣丰舒发动了政变，不但杀死了晋景公的姐姐伯姬，还刺伤了狄君潞子婴儿的眼睛。晋国以此为借口，命中军元帅荀林父挥师东进，一举消灭了赤狄潞氏。胜利后，荀林父不但一洗败军之将的污名，真正树起了首辅大臣的权威，更因此获得了晋景公赏赐的“狄臣千室”，迅速壮大了家族的经济实力。从此，中行氏才真正成为了让晋国人仰视的政治豪门。
纵观晋国对外扩张的历史，每当它被楚国压制，无力争夺中原诸侯之际，晋国的兵锋就会转向周边的少数民族，通过兼并狄人的土地和人口来扩充自己的实力。这种扩张方式也就是范武子士会所说“兼弱攻昧”。荀林父消灭赤狄潞氏所获得的丰厚回报证明了主导伐狄战争对晋国各卿族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在伐楚失利之后，伐狄是晋国各卿族最有可能收获战争红利的选项。
先縠在邲之战时因立功心切，挑衅楚国，导致兵败；邲之战后他仍不汲取教训，又把进攻的矛头转向赤狄，结果招来了狄人的猛烈报复，首都险些因此受兵。《左传》说“晋人讨邲之败与清之师，归罪于先縠而杀之”，说明“邲之战”与“清之师”这两件罪状是具有某种共性的——都是先縠急功近利、轻启战端的过错，这恐怕才是先縠两罪并罚、遭到族诛的真实原因。
先縠被杀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95年，晋国举行了大搜礼，这意味着先氏家族灭亡后，晋国的权力高层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洗牌过程。
公元前594年，荀林父挥军消灭赤狄潞氏，中行氏的威望水涨船高。
公元前593年，士会帅师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并因此代替去世的荀林父成为新任中军元帅，范氏也跻身晋国豪门之列。
中行氏和范氏的强势崛起，使得晋国原来赵氏独大的权力格局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中行氏、范氏连同后来执政的郄氏和余威尚存的赵氏，形成了势均力敌、相互牵制的新局面。
此时各家贵族，哪怕贵为首辅之家，也不能像赵盾当国的时候那样一言九鼎，为所欲为了。
《国语·晋语五》中记载的这个小故事很能说明此时贵族交往的原则与禁忌：
范文子士燮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对曰：“有秦客廋辞隐伏谲诡之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让父兄也。尔童子，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晋国，亡无日矣。”击之以杖，折委笄。——《国语·晋语五》
一个秦国来的使者在朝堂上用隐语刁难晋国诸大臣。年轻的士燮退朝后得意洋洋地告诉父亲士会，旁人都不能对答，只有他解出了秦使的三句隐语。原以为自己会得到父亲的夸奖，没想到士会居然为之震怒，举起拐杖痛打士燮。一边打还一边训斥他说：“人家都不发言，那是表示谦让。你可倒好，一个后生小子居然敢连续三次抢别人的风头，哪天我要是死了，范氏非毁在你手里不可！”
现在的晋国，话事的人多起来了，说话办事儿就得更加小心了。千万千万别当那只被人瞄准的出头鸟。
但宦海浮沉、历尽沧桑的士会能保持低调，不代表别人也能。比如赵盾的两位庶弟赵同和赵括，他们就还沉浸在赵家昔日的辉煌里，端起的架子总是放不下来。就在荀林父消灭赤狄潞氏的那一年，晋景公派赵同南下王畿，向周定王报捷献俘。到了天子跟前儿，赵同仍然飞扬跋扈。
王朝卿士刘康公因此预言道：
“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左传·宣公十五年传》
十年之内，赵同将为赵家招来一场大祸。《左传》惯用预言以启后事，刘康公说的这场大祸正是“下宫之难”。而要点燃下宫之难的导火索，还要等待一个关键人物的上台，那就是在公元前587年新被晋景公任命为中军元帅的栾书。
参考文献：
李世佳《“赵婴奔齐”事件解析》
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李孟存、李尚师《晋国史》
（韩）李裕杓《西周王朝军事领导机制研究》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徐元诰《国语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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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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