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新中国首任辽宁省长，让辽宁创下GDP全国五连冠，66英年早逝。

近代中国，由于大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使得曾经无比强盛的中华民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令祖国母亲遭受巨大灾难，好在有这样一群有志之士，他们挺身而出，挥洒鲜血和汗水，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建立新中国。这一历史进程，我们称之为革命，而这些革命者就是当之无愧的开国功臣。

建国后，他们其中的很多人又成为了新中国建设的中流砥柱，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此时，他们的工作重点仍然是以人民为中心，他们的奋斗目标就是把祖国带向繁荣昌盛，让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在党的英明决策下，在这些能人志士的带领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终于让大中国再展亚洲雄风，重新成为东风的巨人。今天我们讲述的老革命杜者蘅同志，便是这众多能人志士中的一位杰出代表。那么，在这位老共产党员干部身上发生了哪些传奇故事呢？

杜者蘅，1909年11月27日，出生于辽宁开原金沟子镇三道沟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在那个积贫积弱，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老百姓要想养活自己的孩子，都是一种很难的事情，大家都在忍饥挨饿中苦苦度日，但与众多农民不一样的是，杜者蘅的父母很有远见，在拼命挣钱养活自己孩子的同时，还想尽一切办法送儿子前往学校读书，希望知识能够改变儿子及全家人的命运，所以在父母的精心培养下，杜者蘅不仅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更是从小便树立了立志报国的远大理想。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早年的杜者蘅做了很大的努力，他先是进入辽宁省立第一工科学校、奉天迪化英文补习学校以及东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就读，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北大学主攻化学专业，努力把自己铸造成高端技术人才，走实业救国之路。可就在他雄心壮志为梦想，而专心致志地发奋苦读时，东北大地上发生的一件大事，彻底剿灭了他的梦想，迫使他不得不投笔从戎，从而走上了革命之路。

1931年，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突然发起了侵华战争，由于东北军采取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偌大的东北三省，一夜之间便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致使几千万东北同胞失去了家园，整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了苦难和折磨。

作为东北的一介子民，杜者蘅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满腔怒火，对日本人刻骨仇恨。此时的他再也无心学习了，决定投笔从戎。不愿当亡国奴的他，在家乡迅速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大刀会”，与日本人进行真刀实枪的干，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各种抗日组织在东北大地上纷纷而起，大大增加了人们的抗日热情，对日本军国主义起到了很好的威慑作用。

1933年，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年，他怀揣着对知识和光明的向往，只身来到了北平，继续进入大学完成自己的学业。正是在这里，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熏陶，心灵上产生了巨大共鸣，开始追求进步思想，积极投身学生爱国运动，从此，他便开启了自己立志报国的梦想之航。

以高等学府高材生身份毕业后，他没有选择高官厚禄，而是挑起抗日的大任。他不顾路途艰辛，千里迢迢赶赴西安，参加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并打入东北军司令总部，极力劝说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他本人也是西安事变的亲自参与者，他也堪称西安事变的一大功臣。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立即奔赴抗日前线，在河北邢台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在太行山深处拉起一支抗日游击队，并亲自担任队长和政委。他带领这支抗日队伍，在马寨河上大显神威，打得日伪军闻风丧胆，大大鼓舞了当地军民的抗日士气。

后来，这支队伍被改编为八路军129师385旅独立4团，继续奋战在抗日的烽火中，立下了不少战功，打出了“铁血部队”的威名。因此，他的职位也屡次得到了提升，他能文能武，在军政两界被委以要职，曾做到了太行专员的位置上，被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记功多次，见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我党上层领导英明决策，立即挑选精兵强将奔赴东北抢占战略要地。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又具有军事和政工超凡才华的他，自然首当其冲成为其中的一员。接受命令后，他立即收拾行囊，昼夜兼程，长途跋涉，闯过层层关卡，最终回到了阔别12年的故乡。

在此期间，他身兼数职，在形势极其严峻复杂和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他克服重重困难，立即着手政权的建立，化解各种矛盾，严厉打击敌对势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人们群众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聚集在共产党的周围，维护社会秩序，大力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为后来的解放战争奠定了很好的人员和物资基础。

全面内战爆发后，早已在东北打下良好群众基础的他，立即组织地方武装力量，开展打击土匪、国民党特务的活动，号召人民群众拥军参战，筹钱筹物，积极配合人民军队作战。为此，他还派遣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开展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恢复经济，使其成为前方作战部队最强大的物质保障基地，并有力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维持了良好的社会局势。

如在历时31个昼夜的四平保卫战中，为了剿灭用美式装备武装的国民党精锐10个师，解放军英勇奋战，拼死抵抗，战斗之激烈程度，可谓是空前未有，但后勤保障也必需全面跟进。为了解决前方将士的后顾之忧，他亲历亲为，面面俱到，组织一支勇猛无比的敢死担架队和物资供应队，紧紧地跟在作战部队的后面，冒着生命危险，穿梭于硝烟弥漫的战火中，拼死抢救伤员运回后方抢救，提供军需所需要的物资，经过解放军的浴血奋战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最终打败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取得了四平保卫战的伟大胜利。此后，解放军更是连战连捷，一举解放了东北全境，自然杜者蘅也成为了促进东北解放的功臣之一。

东北回到人民的怀抱后，杜者蘅继续留在了东北大地上奋斗，并在多个部门担任要职，他先后担任了辽宁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林业部长等职，为稳定辽宁省的形势，巩固新政权，以及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都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没多久，朝鲜战争爆发，为保家卫国，志愿军开赴朝鲜作战，杜者蘅被任命为志愿军前方后勤指挥部负责人，肩负起为志愿军提供后勤保障的重任。当时，志愿军入朝作战所需要的物资，几乎全部都是由东北地区供应。如此长距离的作战，需要的物资如此庞大，而仅靠设在沈阳的供应站是无法满足志愿军的作战需求的。

困难面前，他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机智化解困境，迅速成立志愿军后勤保障部门，并担任后勤部副政委，在洪学智将军的领导下，在东北地区成功组建起一条通往朝鲜战场“打不断，炸不烂，摧不毁”的钢铁运输线，将志愿军所需要的军需物资源源不断的送往朝鲜战场，确保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取胜。在这场战役中，杜者蘅功不可没。

1954年，为了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将辽东、辽西合并，成为新的辽宁省，必需挑选一位得力干将来担任辽宁省省长，而杜者蘅是地道的东北人，又富有卓越的政工领导才能，并已在东北地区经营了多年，所以他自然成为了最佳人选，随后，由毛泽东主席亲自颁发委任状，任命他为辽宁省省长，因此，他也成为了新中国史上第一任辽宁省省长，扛起了建设辽宁省的历史大任。

杜者蘅主政辽宁期间，正值我国的“一五”建设时期，为了争取到更多的项目落户辽宁省境内，打造辽宁省的工业现代化，他不辞辛劳，四处奔波，跑项目、找资金。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辽宁人民的共同努力，终于使得国家的156个重点工程项目中，就有24项落户于辽宁省境内。

此后，他更是竭尽全力将这些项目一一落实到位，从最初的选址，到项目的建设，以及正常运转起来，他都全程跟踪到底，直到其发挥最大的效能，并创造出了“一千多个第一”的纪录，如第一枚国徽、第一台机床、第一炉钢水等。更有甚者，当时我国大约两成的原煤，三成的电力，六成的钢，都是来自于辽宁省，因此，辽宁省也获得了“辽大哥”的美誉，还被称之为“共和国的长子”和“共和国工业的摇篮”，但这一切都是与杜者蘅的艰辛付出密不可分的。

在大力发展工业的同时，他也十分注重辽宁省农业的发展。为了尽快解决辽宁人民的吃饭问题，他日夜冥思苦想，遍访农业专家学者，虚心向农民老师傅请教。如他在辽宁省广泛的农村地区，大力推广的“一穴双珠”玉米种植措施，就是从一个早摊卖苞米面煎饼师傅那儿得到启发，然后请教农业技术专家开创出来的。因为这种玉米品种耐寒、耐旱、抗涝，产量又高，很快便获得了农业的大丰收，及时解决了久困两千多万辽宁人民的吃饭问题。

尤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各地都遭受饥荒的大环境下，由于辽宁人民在全省范围内大面积的种植玉米，并依靠玉米掺野菜，这才顺利度过了饥荒，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因此，杜者蘅也获得了“大苞米省长”的美名。时至今日，玉米的效能仍然在发挥作用，在东北地区衍生出了许多以玉米为原料的美食。

杜者蘅担任辽宁省省长期间，辽宁省的工业发展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已逐步形成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粮食产量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并连续五年创下全国GDP第一，是我国发展最快，经济效益最好的一个省份，谱写了辽宁省的辉煌时代。因此，杜者蘅深受辽宁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成为了令几代辽宁人都肃然起敬的好省长。

动乱年代，杜者蘅也受到了巨大冲击，身心都倍受摧残，被免去领导职务，下放到沈阳拖拉机厂当副厂长。从省长到副厂长，其落差之大，可想而知，但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认真学习产生管理经验，努力提高工厂的效益，想方设法提高工人的待遇。

但令人惋惜的是，1975年11月8日，他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永远离开了人世，66岁英年早逝，举国哀痛！在他逝世4年后的1979年，相关部门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一切名誉，也算是对这位老革命家在天之灵的告慰了！

杜者蘅出身贫寒，立志报国，为实现实业救国的梦想，而发奋读书，但在民族危难之时，他又投笔从戎，组建抗日武装力量，不畏生死，冲杀在抗日斗争的前沿阵地。为抗日救亡事业，他四处奔走呐喊；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大放异彩；在抗美援朝时期，他大展身手；新中国的建设中，他自己的从政领导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创下辉煌的业绩。他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传承和发扬，他是新时代人民好公仆的楷模！

2007年，辽宁省第一任省长杜者蘅魂归故里，他的骨灰被安置在家乡开原老城黄龙岗公墓。墓碑背面是曾任辽宁省委书记、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沈阳市委第一书记李涛的绝笔“丹心傲骨，浩然正气”。

背井离乡投笔从戎

杜者蘅1909年11月27日出生在辽宁开原老城街北三道沟。10岁那年秋天，家里送他到镇上念初小，临行前，父亲告诫他择友之道：“爱钱与好色者万不要接近”。18岁那年春天，他在奉天迪化英文补习学校，因个人学费等经济困难，回家自修英文两个月后考入东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读书，三年后他考入东北大学化学系。1931年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杜者蘅不得不停学在家。1932年冬，杜者蘅的同乡戴季民由北平返乡组建义勇军抗日，杜者蘅也受其感召与委托，在开原金沟子组建起了抗日义勇军——大刀会，与日伪开展浴血斗争，一直坚持到1933年的春天。这年夏天，东北大学在北平复校，杜者蘅得到消息后，便离开了家乡，去北平复学，插入东北大学经济系二年级，选学会计和统计两门主科。开始了北平的流亡求学生涯。

在北平的这段时间，他亲身经历了北平宪兵闯进东北大学，以扰乱社会罪名逮捕了46名学生，其中有与杜者蘅平时很要好的同学，这件事对杜者蘅产生强烈震憾。从此，他开始思考并逐渐接受共产党的观点、理论和主张。杜者蘅在校园里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先进的思想和主张，视野更加开阔了。之后，他便与共产党人有了更多的来往，比如一个叫高扬的共产党人就成了他的好友。虽然，那时他还不知道高扬的身份，但是，高扬的所作所为，高扬的先进思想……都是他所赞赏和推崇的。1936年6月杜者蘅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的他因统一战线的需要，杜者蘅受组织的派遣，1936年9月赴西安参加东北民众救亡总会，任情报组长。经同学、共产党员宋黎介绍，于1936年10月进入东北军总部办公厅二科任职员。不久，参加了西安事变，积极投入到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活动中，并跟随张学良被软禁后的东北军辗转于陕西、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等地，一边做东北军内部团结工作，一边及时去掌握这支群龙无首部队的最新情况。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杜者蘅向党组织提出到华北抗日前线参加抗日斗争的要求，后与好友高扬经山东济南转道河南新乡，于当年10月25日抵达太原。这时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正在太原地区开展工作，提出要创建一个“东北新军”。杜者蘅遂奉周恩来的指示参加了东北抗日游击第一纵队，任一大队三中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11月中旬，在山西太行山根据地行军途中由高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党支部领导关山复在与他进行入党谈话时说：“你早已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

家国安危 匹夫有责

1938年杜者蘅被编入129师385旅。任连队党支部书记、连指导员。1938年3月，杜者蘅所在的游击第一纵队被编入八路军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129师385旅独立团，杜者蘅任连队指导员、党支部书记，转战于平汉路东部一带。4月，日军以3万兵力分9路合围129师所在的晋东南地区，129师展开反合围的战役。在松平战役中作战勇敢，率部队曾多次担任阻击任务，他身先士卒，勇猛顽强，在这次战斗中，杜者蘅的勇敢和机智，为他赢取了一个响当当的外号：“杜大胆”。129师政委邓小平称赞他：“一个大学生这样勇敢，真不简单呀”。1938年秋天，杜者蘅升任独立团营副教导员，两个月后，又被调任教导队指导员兼主任政治教员，在部队里对工农干部进行时事形势教育，讲授《论持久战》《中国革命与新三民主义》《敌后游击战》《全面抗战与民众工作》等。1939年5月升任旅直特务营教导员、党总支书记，9月，任旅政治部干部教育科科长，兼任旅直党总支书记。这期间，组织上对他的评价是：模范、坚定、勇敢、忠实于党，有夏伯阳式的知识分子气派。1940年，华北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日军实施以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的“囚笼”战术。太行冀西地区所属各县各自为战，根据地日趋缩小，抗战形势颇为被动。为加强对冀西地区的领导，1940年1月，杜者蘅受命担任冀西公署专员、地委委员、党团书记，负责赞皇、临城、内丘、高邑、邢台等10个县的地方规划、治安、抗战、筹粮筹款、扩大生产等所有大小事项。上任后，杜者蘅坚持政治上的原则性，组织上的严肃性，领导方式上的民主性，全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很快就扭转了冀西地区抗战的被动局面。从1940年到1941年，太行区抗日根据地因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影响，军民生活陷入空前的困境，特别是边区政府的粮食，成了大问题。经129师政委邓小平提名，杜者蘅被调任晋冀鲁豫边区粮食总局局长，专司解决粮食难题。为了搞到粮食，支援前线，杜者蘅常常夜间带人到日伪军眼皮底下去活动，组织粮食征购和运输。在一次下乡筹粮的路上，杜者蘅和警卫员冯贵喜遭遇突然爆炸事故，杜者蘅腿部受伤。同志们都劝他安心养伤休息几天，但他坚决不离征粮前线，说，粮食才是生命！说完，在自己伤口上简单地涂些消炎粉，就又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1943年1月，粮食问题得以初步解决，边区政府粮食总局遂行撤销。2月，杜者蘅调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第二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地委委员，参加了组织救灾的进一步工作：减租减息运动，大生产运动。从根本上解决了根据地的军民所需的粮食问题。在救灾工作中，杜者蘅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措施：一是直接振济粮款；二是以工代赈，帮助农民改变生产条件；三是组织妇女纺织，形成了扎扎实实的群众运动。这一年，杜者蘅因工作业绩突出，被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通令记功一次。1945年3月，杜者蘅被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任为太行第四专署专员、地委常委；6月，调任太行第一专署专员、地委常委。哪里有困难，组织就派他到哪里去，哪里的困难就得以妥善解决。扎实有效的工作作风为杜者蘅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与声誉。

巩固政权 支援前线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杜者蘅奉命回东北工作。离开老家12年之后，杜者蘅终于又踏上了那片亲情味浓儿郁的黑土地。解放战争期间，杜者蘅在严峻的对敌斗争面前，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始终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坚持以战勤工作为主，有力的支援了东北民主联军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1945年至1949年，杜者蘅任辽北省二专署专员兼西安地委副书记、代书记、辽北省政府秘书长、代主席，辽宁省政府秘书长、副主席、代主席、党组书记。期间曾兼财政厅长、民政厅长。一面组织地方武装严厉打击土匪、特务的破坏活动，维持社会治安，稳定群众情绪，并积极调动人力物力，支援部队作战；一面派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拥军支前，保卫胜利果实。并有计划地收集、转移物资，疏散员工家属，为长期坚持长白山区革命根据地作充分准备。杜者蘅主持开展解放区的土改，恢复整顿基层政权，领导地方武装肃清匪患，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2月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长。1950年10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前方后勤指挥部负责人。1951年6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副政委，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心系群众 广种玉米

1954年8月11日，杜者蘅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会议通过任命为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席，由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字颁发任命状。1955年1月，根据中央指示，辽宁省人民政府改称省人民委员会，杜者蘅任省长，成为新中国辽宁第一任省长。1956年7月12日，中共辽宁省委第一届一次会议召开，杜者蘅被选为省委书记。

“一五”计划时期，辽宁一直是个“缺粮户”，广大农村人口普遍吃不饱、饿肚子，杜者蘅为此经常思考：究竟怎么办，才能改变长期以来辽宁粮食不足的困难局面，让全省两千多万人口吃饱肚子呢？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杜者蘅受到一个早点小摊儿买苞米面煎饼的启发，后经几个县乡的充分调查和多次召开各种专项课题座谈会进行探讨。进而在1956年提出了广种玉米，“一穴双株”的农业增产思路。1957年3月30日，杜者蘅亲自主持召开了辽宁省苞米生产座谈会，共同研究讨论了苞米生产问题，会上总结出种苞米的10项好处。杜者蘅在掌握了大量详实可靠的科学依据后，根据辽宁省的气候和土壤特点，在省委常委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农业种植上的改革新思路：“广种玉米，因为玉米产量高、耐寒、耐旱、抗涝；积极开发水稻资源；坚持两条腿走路，让人们先吃饱后吃好，不断提高和改善全省人民的生活水平！” 杜者蘅广种玉米的新思路经成功的结果证明了自己决策的正确性。1958年，经省委通过后，杜者蘅实施玉米上山，“一穴双株”；开发水稻资源，先吃饱后吃好的农业生产开发决策，在辽宁全面展开。玉米种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解决辽宁的缺粮问题，特别是在3年自然灾害中，玉米面掺野菜不知道救活了多少人的性命。之后，辽宁的广大群众都称赞杜者蘅是“大苞米省长”。

光明磊落 蒙受不公

中共辽宁省委于1958年6月24日至10月13日召开省委全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不久，因在处理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张烈问题上的分歧，揭发了省委书记处书记王铮，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杜者蘅，省委常委、副省长李涛，省委常委、旅大市委第一书记宋黎，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张烈，省委常委、秘书长吴铎等人的所谓“反党宗派活动”。10月13日，中共辽宁省委通过了《关于以王铮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的决议》。“杜者蘅同志是反党宗派活动中的主要成员，给予撤销一切工作处分。”杜者蘅被下放到沈阳拖拉机厂任副厂长，1962年6月13日，周恩来总理来辽宁时，视察了沈阳拖拉机厂，杜者蘅陪同周总理参观了底盘、总装、冲压几个车间；并向周总理陈述了自己对当年受处分的保留意见和想法。根据中央对干部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中共辽宁省委从1962年开始对1958年杜者蘅的“反党宗派活动”问题进行了复查甄别，1965年6月1日至12日辽宁省委三届四次会议作出决议，维持原结论、原处分不变。因此，这一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杜者蘅蒙冤案之际，仍然对党的事业充满信心。他多次说，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我的这个案子一定会翻，或迟或早，事在必然！他不曾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屈从，不做违心的认错，检讨。他常说，做人须磊落，没做错的要敢于坚持，不能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放弃原则。这些他常说的话，化成了一封封他写给党中央、中央领导的申诉信。

夫妻蒙难 伉俪情深

1963年初，经老同志们介绍时任辽宁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张建军与杜者蘅相识，两人于当年7月份结婚。张建军与杜者蘅结婚后，相亲相爱、相敬如宾，她始终认为1958对“王、杜、李、宋反党宗派集团”的处分是错误的，在她的眼里，杜者蘅是一位正直善良、品德好、有事业心的好同志、好丈夫。 1967年的一天，杜者蘅被“造反派”从家里抓走。称他为“杜老鬼”、“三反分子”、“反共老手”、“反革命东北帮”，关进了牛棚，遭受了人格污辱和严刑拷打。二年多时间里，杜者蘅除了挨打骂就是挨批斗，所有的重活都叫杜者蘅干。每个月只发给21元的生活费，胡说什么：“你不是‘苞米省长’吗？那你就只吃苞米面吧！”1969年12月26日，已被关押了两年多的杜者蘅被从“牛棚”里“赦”了出来。 杜者蘅从牛棚回家后，因为“文革”的大环境已经固定了，他的小环境必定是“燕雀处堂”。沈拖“造反派”为他设立了两个签到簿，一个在工厂，一个在居民组。说这样可以严格控制和掌握“杜老鬼”的全部行踪，防止其进行“反革命串联”。 “文革”前的那几年，只要有时间，杜者蘅和与妻子总是在一起闲谈，一起就餐，一块儿上街买菜购物，一块儿拜访同事战友。他们在一起，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张建军曾回忆过杜者蘅和她一起，被军区“监护”的那段日子。他们被分开看管。当时张建军一度情绪低落，杜者蘅总会找到办法接近她。一次，杜者蘅看妻子情绪不好，社会上又不断传出老干部自杀的消息，在他俩擦肩而过时，递过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坚强地活着，一切都会好起来！”，就是这张深情的纸条让张建军挺了过来。

1975年11月初，杜者蘅请假去北京和石家庄探亲，途经北京时住在老战友魏振五家里，11月8日突发心肌梗塞，11时45分病逝于北京，终年66岁。 杜者蘅逝世后，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杨秀峰、黄火青、魏震五、杨建群及外国驻华大使共138人参加。杨秀峰混浊的眼中，泪水不断涌出，缄默无语。

平反昭雪 叶落归根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长达十年“文革”结束。1978年9月，邓小平在沈阳听取辽宁省委党和沈阳军区党委常委汇报。专门提出为杜者蘅的冤案平反，对“文革”中横加给杜者蘅同志诬陷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并撤销原错误结论和处分决定，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79年4月14日下午，中共辽宁省委在沈阳友谊宫，为原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杜者蘅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送了花圈。2002年清明前夕，张建军与孩子们来到沈阳回龙岗公墓，祭拜逝世多年的丈夫杜者蘅。回到家里后，她对小儿子凯斌说道：“我可能是最后一次去回龙岗了，我走后，你们兄弟几个要把父亲的骨灰迁回开原老家，让他落叶归根吧”。 2007年，杜者蘅骨灰被安置在开原老城黄龙岗公墓。墓碑背面是原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市委第一书记李涛的绝笔“丹心傲骨，浩然正气”。

现在，杜者蘅卧在开原故乡的厚土中，他的墓地在高处，每天都迎来洒向人间的第一缕阳光。杜者蘅是中国共产党员的一面丰碑，是真正的人民公仆，他当省长的那五年，辽宁省GDP全国第一。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是辽宁人民心目中的英雄！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响亮的名字：杜者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