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上世纪50年代，韦大卫驾驶蒋纬国专机从台湾逃亡，飞赴祖国大陆。

在台湾和在大陆，他曾两度入狱，数次逃亡，每次都是死里逃生。

蒋纬国专机：

1930年12月26日，韦大卫出生于广西，壮族。1949年，在广西桂林象山艺苑学习声乐的韦大卫，因学校停课便和几位同学离开桂林去到广州。7月，为去台湾而投考了国民党青年军。8月下旬抵达台湾高雄港，被编入陆军第80军1019团。后经同乡介绍进入空军第11大队任绘图员。

韦大卫：我出生在桂林，11岁的时候，我就考取了空军幼年学校。我三个叔叔都是飞行员，两个在抗战的空战中牺牲，还有一个是飞行表演时摔死的，家里人都认为空军太危险了，不让我去。

那时的广州兵荒马乱，国民党的各支部队都在招兵买马，到处都是招贴广告——海军军官学校、陆军骑兵军官学校… …我就报考了海军军官学校，想去台湾找个读书的机会。我哪想到它会那么远？

1949年8月，我们到了黄埔港，上了一艘叫“惠民轮”的军舰。一上船就知道被骗了，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军官学校，就是被拉去台湾当兵。那时国民党征用了一些商轮、客轮，每天往台湾那边一批批地送人。知道真相后，我十分愤慨，当时我就火了：老子一定要回来。

1950年初，韦大卫考入国民党海军士官学校声纳科，1951年毕业，派赴“永泰”军舰任声纳军士。韦大卫亲眼看到海军两艘军舰起义失败，于是决定离开海军报考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35期学习飞行。

韦大卫回忆：我在屏东住了下来，找了个临时工的工作，呆了5个多月。后来海军士官学校招考学员，我就去考了，海军受训不到两年，毕业后当了海军的士官。

我本来想从海军弄条船回来。当时海军成功起义的是“重庆号”，这艘舰是英国送给国民党的，蒋介石把它当宝贝。不过，那时有两艘军舰起义回大陆，舰上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相持不下，打起来了，台湾当局派军舰拦截，还枪毙了舰长和部分船员。海军起义不容易，想来想去，我决定去考空军，后来果然考上了。考取之后，海军不肯放人，要求我工作5年以上才能离开。我一直往上找到海军总司令，表示不行的话，我只好开小差了。他说：“开小差？！三天不到我就把你抓回来。

那咱们就试试。我跑到台南的空军办事处，找到一个空军上校，空军招个人不容易，他们一看我就很喜欢。那个上校给了我一点钱，让我在空军新生社里住下，海军根本没法抓我。

海军知道我去空军报到后，就跟空军协商要把我领回去。空军不给人，海军打报告去“国防部”告状。后来在台北空军作战部，空军总司令王叔铭一见我就说：“呀，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韦大卫啊，为了你，空军和海军打官司，国防部的卷宗都那么厚了。”

韦大卫先在东港预备学校受训6个月，以后又到虎尾初期班学习飞行半年。在这期间，由于海军政治部门对韦大卫的怀疑，转到空军一直受到监视，指导员找韦大卫的谈话经常到深夜，而且第二天还要飞行，连教官都说，找你谈话是让你睡眠不足摔飞机，自己消灭自己。另一个同学也告诉他，你在台湾无亲无故，干脆走吧。

韦大卫回忆：我在空军学飞行，海军政治部又来了文件，说我有共产党嫌疑。空军政治部不敢怠慢，赶紧审查我。空军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飞行员都必须成为国民党员，我坚决不入，政治部就天天找我谈话，每天都谈到晚上12点以后，凌晨3点多我又要起飞，睡眠严重不足。

有个看出门道的教官很同情我，他说：“韦大卫啊，为什么老找你个别谈话？”我说不知道。他说：“这还不清楚，他们没别的办法整你，只好希望你睡眠不足摔死。”那飞机不也得摔坏了吗？他说摔个飞机算什么，重要的是你这个人。

1953年12月18日晚上，34期学员陶开府与秦保尊于夜航驾机起义返回祖国大陆，空军军官校被迫停飞~整肃”。由此，韦大卫等20多位学员受到怀疑，被送到东港嵌顶集体受训。其间，韦大卫和34期学员胡弘一等秘密策划起义，但准备就绪后，胡弘一却一人回冈山驾机走了。由此，韦大卫因涉嫌成了“不稳分子”，于1954年下半年被单独调往台北空军作战司令部软禁，年底被捕，关入台北空军监狱。后又转押至台南空军监狱，与同期学员刘涤、苏思齐、梁中梁等7人关在一起。在被关期间，因曾来探望的同学刘若龙和宋宝荣驾机起义，韦大卫更被怀疑为幕后策划分子，从此被单独关押。由于苏思齐是国民党原空军总司令、当时参谋总长周至柔的外甥，在周的影响下，国民党空军决定释放韦大卫等8人。

韦大卫：那时我单飞很长时间，也考虑跑了。这时一道命令下来，要调我去台北空军作战司令部，我那时既没毕业，也没作战经验，知道这一去凶多吉少，但是不去又逃不掉。结果，我就去报到的当天就被抓起来了。

当时一共抓了8个人，其实没一人是共产党。我们在台北关了10天，既不问也不审，就被转移到台南的空军监狱。找律师打官司，律师也不敢接，说军事案件管不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当局已经打算把我们送到火烧岛，就是后来的绿岛去了。真去的话，一辈子只能在那等死了。

我们8个人里，有个同学的姑父正好是周至柔。周至柔是蒋介石的亲信，原来是空军总司令，退休后任“国防部“的参谋总长，他打电话把他的继任臭骂了一顿，下令把我们全放了。我算是沾光了。

韦大卫知道空军已经很不信任自己了，回去也不会有什么发展，便趁机离开去了台北谋生。由于韦大卫念念不忘回大陆，为此他曾想利用国民党海军在左营的飞机横渡海峡。韦大卫与正好在左营海军基地工作的海军时的同学翟笑梧，一起去了解情况。他们发现那20架飞机全是速度慢、续航时间短的小飞机，不合用，于是又返回台北另想办法。

韦大卫：从台南的空军监狱出来以后，我悄悄地溜到了台北。我没证件，又是个大陆人，找工作十分困难，只能去歌厅唱歌。我混到台北的“中国之友社”，很多外国人在那喝酒跳舞，待遇也比较好。我认识了一个美国人，他把我荐到美军顾问团去做事。后来，我“活动”到松山机场里的台北飞行社，在那当飞行教员。

1955年12月4日，经多方努力和同学邹鹏飞的介绍，韦大卫到台北一家飞行社当了职员。该社拥有几种类型的小飞机20多架，但马力小，速度慢，不适应飞越海峡的要求。唯一理想的是有一架委托该社代管的“赛斯纳”，那是蒋纬国的游览专机，速度较快，性能也好。但该机有专门的飞行员、机械士和警卫，每次飞行回来，机械士都要将一些零部件拆掉，汽油放光，有时甚至连飞机电瓶都拿走，并将飞机锁入机库，看管很严密。韦大卫也从未驾驶过该型飞机，甚至连座舱设备都未能见过。

驾机起义迫降在福建南安县的塞斯纳170飞机

韦大卫：“塞斯纳”的性能无与伦比，那是装甲兵总司令蒋纬国指挥地面作战时的专机。这架飞机保密性很强，有专门的飞行员、机械师和警卫，别人根本不能靠近。

我从外面找了关于“塞斯纳”装备的资料，工作之余，就拿望远镜来观察它的飞行状况。当时台北有个“西方企业公司”，其实是美国的特务机构，他们经常利用这一架飞机，秘密飞出去又飞回来，谁也不知道干什么去。这架飞机有6个警卫员轮班，我有钱，就请他们抽烟喝酒，没多久就混熟了。

韦大卫一方面借工作之便，想方设法和警卫及相关人员混熟；一方面悄悄弄来“赛斯纳“飞机的说明书和座舱图。记熟它的各种设备和性能数据，并认真观察该机的起降等操作程序。这样韦大卫就逐渐对“赛斯纳”比较熟悉了，还借机配了一把该机磁电机电门的钥匙。

与此同时，韦大卫还找来大陆沿海的地图，熟悉地形，计划飞行航线。那时韦大卫已经可以使用飞行社的小型飞机“空中吉普”，在松山机场附近作熟练飞行，观察了机场的地形和高炮阵地。从机场沿淡水河一直到出海口，对这一带的情况韦大卫熟记清楚了。韦大卫确信，即使是天气不好的情况下也能顺利地飞出去。经过一段紧张的准备，韦大卫决定争取机会于12月飞走。同时。为了不使其他同伴和朋友受牵连，韦大卫搬出了住处，断绝了和其他人员的往来。

1956年1月6日，天气预报第二天台北大雾多云。韦大卫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他等飞行社的工作人员下班后，单独留下来，故意对那架飞机的警卫员说“真倒霉明天又要起个大早!”

因为韦大卫事先已经弄清楚了这个警卫员正好是6点至8点的岗，警卫听后问韦大卫有什么事，韦大卫解释说:“明天要飞花莲港，主任命令我提前试车，为他做准备。”

警卫虽然知道韦大卫不是这架飞机的驾驶员，但是否可以试车他也不清楚。他看到韦大卫手里拿着机库的钥匙，也毫不怀疑了。

韦大卫若无其事地打开机库大门，并叫警卫也进去帮着把飞机蒙布拿掉，将汽油加满。然后，韦大卫仔细地检查了一遍飞机，把拆下来的火花塞装上，又进入座舱试了一下电门钥匙,认为没有问题才放心走出机库离开了机场。

当晚，韦大卫找到梁枫和翟笑梧商量驾机起义事宜。为了不连累别人，韦大卫向过去的同学、朋友写了30多封信，将自己起义的决心告诉他们，要他们销毁自己过去曾经寄过的信件和照片。1956年1月7日凌晨，天上飘着细雨。5点40分，韦大卫等三个人一同步行到了机场。韦大卫先将信件全部投入信箱。同时叫他们两人先在暗处等候，自己先进办公室。

6点左右，昨天的警卫上岗，韦大卫便招呼他到办公室喝茶，并当着他的面给调度室打电话，询问花莲的天气情况，然后叫警卫帮着把飞机从机库里推出来试车。飞机发动后，韦大卫仔细检查一切正常。

韦大卫：当天上午6点至8点值班的还是那个警卫。我本来打算把他也带上，他是国民党陆军79军退下来的，那支部队反共最激烈，他也不例外，他在大陆也没亲人。我一看，还是算了吧。

试车后，韦大卫关车和警卫员一同回到办公室，并偷偷招呼梁、翟二人上飞机。之后，韦大卫借口去调度室办手续，走出办公室后便上了飞机并立即开车。但这次很不顺利，没有发动起来，连钥匙都拧弯了。无奈韦大卫让二人下机隐蔽，自己重新回到办公室用榔头将钥匙敲平。第二次上了飞机，这次开车顺利成功。韦大卫赶忙打手势叫那两人上机。由于发动机一响，警卫到窗口看发现奔上飞机的两个人，知道情况不好，就从办公室里面冲出来，一边嘴里吆喝着什么，一边拨出腰里的手枪。

韦大卫：警卫看我不停，马上掏出枪往飞机上射击，还好，5枪都没打中要害。我没有通行证，进入不了跑道，只能从停机坪起飞。停机坪距离很短，两边又停着很多飞机，稍微一点刮碰就飞不起来。那时候顾不得这么多了，虽然速度不够，我还是拉着飞机摇摇晃晃离开了地面。

塔台已经发现停机坪上居然起来了一架飞机。无线电里不停喊话：“谁从这里起飞？赶紧落地！”我说：“我是韦大卫，你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这句话据说后来在台湾传得很厉害。

韦大卫原来计划沿淡水河出海，但这时耳机里听到了松山机场塔台和桃园、新竹等基地通话的内容。根据原来了解到的情况，F-86飞机从最近的基地起飞拦截，只需要8分钟。于是，韦大卫临时改变计划，向北穿过草山，从当时蒋介石的住处上空飞出去。

到达海边后立即改向西飞，这时发现3艘美国第七舰队的驱逐舰正在游弋，舰上的雷达在转动。韦大卫决定避开，又改航向飞往基隆。这里，韦大卫在海军时就很熟悉，飞过基隆那座屏风似的大山后立即降低高度,贴着海面又向西飞，直奔日夜思念的祖国大陆。在飞机上，韦大卫专心致志地在浪尖上低飞，同时让梁枫和翟笑梧担任警戒，监视海面情况，观察追击的飞机。韦大卫的耳机里一直响着台湾的呼叫。韦大卫拿着话筒，一边笑，一边骂。大约8点钟，韦大卫驾驶的飞机飞越几个小岛后，海水开始呈现出淡黄色，估计离大陆不远了。这时，机舱里的红灯亮了，接着飞机发动机喘息了几下，就突然停车了。韦大卫马上意识到主油箱的油已经用光了，那时飞行高度很低，转瞬就要坠落到海里，便赶紧打开副油箱，起动打油泵，不一会儿供油恢复正常，飞机继续昂首向西飞行。

原计划飞福州，韦大卫不断变换无线电频率向大陆空军基地呼叫，却始终未能联络上，反倒被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守军听到了，威胁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从哪里来的，赶快回那里去，不然将派飞机追击。”

韦大卫：无线电里一直劝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说算了吧，老子都被你们骗了7年了，你们能打就打，反正我死也不回去了。

韦大卫和机组人员分析，如果按计划去福州，可能台湾追击的飞机早在那里等着呢?于是，当飞机快接近大陆时，韦大卫当机立断改向南飞，从泉州进入大陆。

我本来想飞到福州，但是我跟大陆这边无线电联系不上，福州是中等城市，又是前线，火力比较强。还好我没飞福州，后来我在北京见到吴宝智，他就是当年带队飞我的中队长，1961年到大陆拍照的时候跳伞被俘了。他告诉我，有两架F -86在我起飞20分钟后就到福州上空等我了。

当时，泉州湾内渔船众多，却不见一个人的影子。大概是这个地处前线的港口已经发出了警报，韦大卫小心翼翼地操纵着飞机往境内飞，突然高射炮响了，飞机四周全是炮弹爆炸的烟雾，韦大卫按规定摇动双翼，也没有效果。过一段时间，高射炮不响了，韦大卫迅速下降高度，寻找降落地点。

我往南飞到泉州。泉州湾的渔船很多，但是地面上空无一人，我意识到，这里肯定发警报了。果然，一进泉州湾，高射炮劈里啪啦就上来了。落地之后，他们告诉我，总共朝我打了270多发炮弹。我一直往里飞，高射炮逐渐没有了。

事后我才知道，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判断这架飞机很可能是起义的，并立即下令：如果继续朝大陆方向飞，就保护它；返回台湾的话就予以击落。

那一带全是山，没有一块平地，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学校大操场，韦大卫想在那里降落.可发现操场上观看的学生很多，不得已又转向别处。最后，韦大卫终于发现一座山坳间有一条大车道，决定在这里尽快落地。

机舱外仍下着小雨，韦大卫叫梁枫和翟笑梧系好安全带，并提醒他们飞机迫降的时候可能要摔坏.要他们注意保护自己。随即开始降落，由于道面长度不够，飞机冒险擦过树梢，起落架带着树枝落地，韦大卫机警地关闭了飞机上所有的电、油门开关，任飞机在烂泥中滑行，眼看飞机要倒栽在一条两米深的大沟里，却安稳地在沟边停下来了，算是万幸!

韦大卫（中）、梁枫（左）和翟笑梧（右）

下来之前，我跟他们说，解放军让我们举手就举手，不要做引起误会的举动啊。解放军匍匐前进，一直爬到我们跟前，嘴里喊着“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老乡们倒想到我们是起义的，欢呼着跑过来，和我们握手。

解放军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是起义的。他们还问“那你飞机上为什么不挂白旗”，飞机上能挂白旗吗？他们那时还没经验。

我赶紧让他们把飞机推到树林藏起来，上面盖了树枝，后来还拉来了伪装网。台湾是一定要派人来毁灭痕迹的，以前有先例，打不下来就炸掉。

我们一帮人到了官桥镇上，镇上已经搭了一个小台子，让我演讲。我当时心情仍然沉重，因为国民党在台湾宣传，说大陆把南方人搬到北方，北方人搬到南方，祖宗坟墓都平掉了。我就讲了我的思乡之情，还有个女孩子给我献了野花。

讲完之后，他们通知我，福州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在莆田等我们吃午饭，让我赶紧上车走。

下午我就到了福州，说了家里的情况。共产党办事效率还真高，到福州的第三天，在天津大学读书的小妹妹就给我打电话了，告诉我家里人都好。

1956年1月7日9点20分，飞机完好无损地降落在福建省南安县境内，终于胜利地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大陆。当天，韦大卫等就到达了福州市，受到叶飞将军的亲自接见，并陪同吃饭。

解放军总政召开授奖大会

1956年1月28日，解放军总政召开授奖大会，授给从台湾驾机归来的韦大卫、梁枫、翟笑梧每人8000元奖金。

那年6月11日，韦大卫被安排在民航继续当飞行员，先后到东北、内蒙以及河北等地执行过护林、灭虫等专业任务。

重返故土的韦大卫正值青春年华，他驾机起义归来的举动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接见过他，也成为了青年们崇拜的英雄。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几年里，韦大卫常被一些大学和机关单位请去演讲，他那惊险的故事广为人知。1964年，台湾一架RF--101飞机窜犯祖国大陆时被解放军击落，飞行员吴宝智上尉被活捉，在北京同韦大卫见面时，吴宝智说;“当年就是我带4架飞机追赛斯纳，早知道是你我会送一程。”韦大卫说:“早知道是你，我会带你一同归来。”

尽管韦大卫是全国人民传颂一时的传奇人物，但“文革”时期他和世界闻名的国民党“两航起义”人员一样，历尽了磨难，被打成“731阴谋驾机叛国投敌”首要分子投进监狱。在狱中，他被迫与妻子薛莲莉离婚。

韦大卫是一个宁折不屈的汉子，决不忍受不白的横祸，时刻想着去向中央申诉自己的冤情。1974 年10月30日，他终于看准时机越狱成功。

韦大卫：我和“两航起义”的领头人物潘国定秘密去了西安，在那钓钓鱼，散散步。几个月后，我听说北京贴出了批我的大字报，说我问题严重，躲到世外桃源去了。我决定会一会他们，急急忙忙跳上飞机回了北京。回单位也没事，我就跟他们干上了，他们贴，我也贴，一直贴到1968年我被抓起来。他们说我是“驾机叛国投敌阴谋”的首犯，我飞回来的那架“塞斯纳” 也被当成了“反革命飞机”毁了。

1974年10月30日，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两个看守忙着聊天，一个去拿工具，瞭望台上的警卫去厕所了，我瞅准机会，飞快地奔向瞭望台。两道高墙越不过去，只能从瞭望台上往外跳。我两只脚挂在电网上，身子半边到了墙外。还好，白天电网没通电，不然又玩不过去了。

很快，监狱里警铃大作，看守们不停地喊：“43号跑了！43号跑了！”

不过，他们第一步就走错了。他们派出5个人，骑着自行车往火车站赶，他们怕我往外走，因为到了外地就等于大海捞针了。其实我是往城里走，因为我要告状。

我在菠菜地旁看到一辆空卡车，悄悄地爬了上去，正好，这辆卡车就是往市区开的。在牛街的红绿灯旁，我纵身一跳，开始钻胡同。

我辗转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的联合接待室。上访人员都要先填登记表，再统一接待，那得误时间啊。我拿出工作证，拦住一个从办公室出来的同志，运气还真好，他居然知道我这个人。我的情况被很快上报，叶剑英元帅亲自负责处理此案。叶帅派了个联合调查组，调查了半年，证明我没有问题，后来就平反了。

1981年，韦大卫恢复了工作，1982年加入民革，成为民革中央“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的副主任，后来经人介绍，跟小他15岁的国航英语教师靳玉珍组成了新家庭。

韦大卫 靳玉珍

1988年，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第二年，蒋纬国的机要秘书孟昭旭通过民革中央找到了韦大卫。孟昭旭说：“纬国将军很关心你，特地让我来看看你。”

韦大卫很惊讶，说当年我把他的飞机给飞回来，他不恨我啊。

孟昭旭说：“ 他不恨你，纬国将军还挺欣赏你的，知道台湾留不住你，也觉得台湾对你不公。”

孟昭旭还带来了一本名为《弘中道》的书，那是蒋纬国派专门赠送韦大卫的。书的扉页上有蒋纬国的亲笔题名:“大韦先生指正 蒋纬国敬赠。”落款时间是:1993年4月4日

蒋纬国当时是台湾的三星上将，也是“国家统一委员会”的委员。孟昭旭经常被他派到北京来，购买大陆拍的《华夏掠影》等风光片，拿到台湾去放映，很受欢迎。韦大卫和电影局有些联系，也为他们牵线搭桥。通过孟昭旭，韦大卫和蒋纬国因了特殊的机缘而成了未曾谋面的朋友。

韦大卫：后来，中央芭蕾舞团去台湾演出，想请张学良和蒋纬国去现场观看他们的表演。白淑湘找到我，希望我能帮她联系上蒋纬国先生。白淑湘的父亲曾是张学良的部下，跟蒋纬国也算有点联系。我写了封信让她带去，后来张学良和蒋纬国都去了。他们人不少啊，150人，结果蒋纬国还招待他们吃饭，每人送了纪念品，还请白淑湘给我带了些书啊、领带之类的小礼物。

1993年，蒋纬国又让孟昭旭给我带来了两本他写的书。闲谈中，我得知蒋纬国在台湾搞了个“中华梅花之友会” ，国民党是把梅花当“国花”的。我灵机一动，对孟昭旭说，回去跟将军商量一下，梅花之友会把总部设在北京会不会更方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我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想促成蒋纬国回大陆访问。

蒋纬国给我写信，同意将“中华梅花会”总部设在北京。国民党很合作，北京这边也很赞同。大陆这边希望他尽快能来。他也很想回大陆看看，他说，希望自己能够“走着回去，不要躺着回去”。可惜的是，蒋纬国死得太早了，那时台湾那帮人对蒋家逼得也很厉害，4年后，他就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了。没能和纬国先生见上一面也成了我的遗憾，我两次申请赴台，都被台湾出入境管理局给拒绝了。

空军成立航空博物院馆时，曾要求寻找韦大卫当年飞的“赛斯纳”飞机，由于“文化大革命”毁坏找不到了。后来，美国商界一位名叫席斯勒的朋友参观航空博物院馆，看到没有“赛斯纳”飞机就专门赠送一架，并且花钱运送到北京，韦大卫参加了隆重的飞机交接仪式。

韦大卫（中）

2006年3月15日，民革中央举办《王锡爵、韦大卫回归祖国大陆定居二十周年和五十周年座谈会》，祝贺知名台归人士王锡爵回祖国大陆定居20周年、韦大卫回祖国大陆定居50周年。

王锡爵和韦大卫都表示，从来不后悔回祖国大陆定居，希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能早日实现。

王锡爵和韦大卫早年怀着报国热情投身军旅，成长为优秀的飞行员，但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和对祖国大陆故乡亲人的深切思念，相继从台湾驾机飞回祖国大陆。

在当时两岸隔绝的状态下，他们的壮举，一时震惊了海峡两岸。尤其是 1986 年王锡爵驾驶台湾华航波音 747 飞机飞抵祖国大陆，迫使当时的台湾当局领导人同意由台湾华航出面与祖国大陆的中国民航会商，由此开启了两岸正面接触和对话的先例。此后，在中共中央“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推动下，当时的台湾当局领导人更迫于岛内民众、特别是国民党老兵对大陆家乡和亲人的强烈思念之情，被迫调整大陆政策，于 1987 年开放了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使两岸关系的发展出现了新局面。

座谈会上，王锡爵和韦大卫表示，回祖国大陆定居以来，亲眼目睹了祖国大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余年来，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他们深感自己当年的政治抉择是非常正确的，并决心要继续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何鲁丽在座谈会上致辞说：“王锡爵、韦大卫回祖国大陆定居后，先后在全国政协、民革中央和民航总局等单位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积极贡献。王锡爵和韦大卫虽已年过古稀，却都身体健康，精神饱满，仍积极地为促进海峡两岸各项交流和推动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而忘我地工作。”何鲁丽代表民革中央祝福王锡爵、韦大卫身体健康、生活幸福、万事如意，并分别向他们赠送了花篮。

王锡爵

王锡爵， 原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波音747货机机长，1986年驾驶波音747货机回到祖国大陆。

王锡爵于1929年出生于四川遂宁，1943年8月入读位于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国军空军幼年学校初中部，1949年随校迁往台湾东港。1951年毕业于空军官校卅期，正式加入国军空军服役，赴美受训后加入黑猫中队，开始执行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台湾军方合作的U-2飞行侦察任务。

黑猫中队队员与蒋经国合影。右二是王锡爵

1964年11月初。中情局派驻两架U-2在台湾执行任务，其首要目标是兰州，王锡爵第一次飞行毫无收获，没隔几天，王锡爵再次飞兰州，就在飞进目标区50公里内时，萨姆导弹预警器突然亮起，显示兰州核能设施周围导弹已对准U-2。几乎同时，电子反导弹装备也开始示警，U-2正准备转身逃逸，突然一道闪亮的光芒几乎刺得王锡爵张不开眼睛，正是萨姆二式导弹推进器冒出的火焰，还好它没在四周炸开来。王锡爵赶紧设定自动航向仪返航，曙光乍现时，终于在桃园落地，他才松了口气。红外线照片显示，地面至少发射了三枚萨姆二式导弹。因为U-2任务的高度危险性，中情局规定飞满10次就“功成身退”。 黑猫中队只有3人飞满10次，王锡爵是其中之一。

1967年6月16日退役进入中华航空公司，曾飞过波音707、波音727及波音747等机型。

王锡爵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飞行时间多达2万小时以上，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王锡爵在台湾成家，生活上极为优越；但是，舒适的生活却难以弥补他思乡的忧愁。每每夜深人静，他常常不能入眠，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深深刺着他的心。有时，他刚刚入睡，却又被噩梦惊醒。躺在床上，他盘算着，父母若还在世，也该有80来岁了。他是不是还安康？人生是这样的短暂，两岸是那样的僵持，“三通”又是那样的遥遥无期。有生之年，他还能不能见到高堂？年迈的双亲还能不能等到那天？一想到这里，他的心情便久久不能平静。

1980年代初，通过海外转寄的方式，王锡爵和四川的亲人通了信。得知高龄的父亲还健在，他欣喜不已。几经周折，1984年，他终于和家人在香港见了一面。这更增加了他回到大陆，与亲人团聚的决心。一个大胆的想法闪过他的心头。

为了更好实施劫机回大陆的计划，也避免伤及无辜，他向航空公司申请飞货机，这样涉及的人员少。民航公司很快批准。

1986年5月3日，王锡爵终于等到了由新加坡到香港，再转机台湾的航行任务，运送的货物是从泰国进口的榴莲（22万磅）。他开始默默执行既定方案，在降落香港前，转向飞向广州。

这次任务，机上只有3个人，他和副驾驶、机械工程师。很快，副驾驶开始联系香港机场降落事宜，并得到了香港机场的允许，飞机开始作降落前的各项准备。

这时候，王锡爵漫不经心地说：“降落还有一段时间，不如我们吃个榴莲，并搞一下防劫机演练吧。听说，最近局里要搞这方面演练，我们提前练一下，争取考核能取得好成绩。”

二人没有对王锡爵产生任何怀疑。机械师去机舱里拿榴莲，而副驾驶甚至为了形象逼真地演练被劫持，还把自己用手铐拷上了。

此时，机械师回到驾驶室，看到了副驾驶被拷上了，顿时吓了一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副驾驶说：“不要惊嘛，我们一会再演练一下反劫机。”

机械师听完，这才舒了一口气，开始准备给大家分榴莲。

可王锡爵却冷静地说：“我决定转向飞广州了，你们最好都老实点，大家都安全。否则，谁也别想活命。”

王锡爵刚说完，其余两个人都笑了。副驾驶笑着说：“可不要再吓唬机械师了，刚才他已经被吓得够呛了。”

可这一次，王锡爵没和他们开玩笑，真的改变了方向。二人这才发觉，王锡爵是玩真的了，转向飞向了广州。

二人都愣在了那里，急忙劝王锡爵，这是违法，如果现在改，还有机会，他们就当这事没发生。但是，王锡爵早已定下了决心，两个人见说服不了他，只能同意。

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如果在飞机上做出过激的举动，只有死路一条。

副驾驶说：“好吧，那你平稳地开，我们同意你的想法。”

王锡爵见二人情绪稳定了，也平静地说了一下自己的想法，你们俩都是台湾岛土生土长的，自己是大陆的，但到了广州以后，大陆方面肯定会妥善安置他们，他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他们顺利地回家。

很快，王锡爵通过另一架民航班机联系上广州塔台，并报告了自己的情况。广州机场立即应急反应，向民航总局报告，很快民航总局经报请国家批准，飞机可以降落广州机场。机场塔台立即与王锡爵联系，对他说：“欢迎回家！”

王锡爵将飞机平稳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机门打开，王锡爵从舷梯上走了下来。

刚刚得到消息的当地有关负责人正好赶到，王锡爵一见便迫不及待地说：“我要和家人团聚 ，我要求到祖国大陆定居。”

当晚，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省长叶选平在广州珠岛宾馆会见并宴请王锡爵，欢迎他驾机飞到祖国大陆。王锡爵激动地说：“我很想念大陆的山河和亲人，见到你们很高兴。台湾同胞都盼望两岸能够通商、通邮、通航。”

中央领导人第一时间获悉此事后即指示要及时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妥善处理此次事件。飞机着陆当天，大陆以民航局的名义，致电华航，阐明事件性质，邀请他们尽快派人来北京商谈有关人、机、货的处理。

台湾方面极力避免与大陆正面接触，提出委托香港国泰航空公司或国际红十字会等与大陆交涉。中央毫不含糊地坚持“不让第三者插手”。

1986年5月6日，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王锡爵驾驶着波音747货机，飞越多年来只能在梦中相见的长江、黄河，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得到消息专程从四川老家赶来的82岁的王伯熙老人，也到机场迎接儿子。鬓发花白的王锡爵，看到满面沧桑的老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父子相抱而泣，久久不能自已。在场的许多人都流下了热泪。

王锡爵的二弟王明安、四弟王平安和五弟王锡寿，也到机场迎接大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于王锡爵抵京的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接见了王锡爵和他的父亲及弟弟。

5月11日，大陆再次以民航局名义致电华航，重申这是纯属两个民航公司之间的业务性商谈，并不涉及政治问题。还明确表示，如果到北京觉得不方便，也可以提出他们认为方便的地方来商量。“

台湾方面对此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于5月13日，通过香港太古集团常务董事姚刚先生向大陆方传话，表示愿意派人与大陆方在香港商谈。”

时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杨斯德一行于5月15日上午抵达香港，随后与台方展开了4次会谈。根据中央的决定，除了强烈要求在大陆定居的王锡爵，其他人、机、物送还给台湾。

5月23日，华航的货机从广州飞抵香港，两方交接。

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一位台湾老兵的文章：“30多年前，数以百万计的大陆各省人士，自愿或被迫地随国民党来台湾，多少家庭破碎，多少骨肉分离！在长达30多年的岁月中，懔于严厉的禁制，我们将人性中最大的需求，压在心灵最深处，只在深夜梦回之时，放枕痛哭！多少人等不及见到家人，客死台湾，饮恨终身！谁无父母子女？谁无兄弟姐妹？从少年步入中年，从中年迈向老年，这样的等待到底还要持续多久？难道只有用这种非正常方式，才能和亲人见上一面吗？”

台湾各界人士反响强烈，台“立法委员”谢学贤在向台湾“行政院”提出书面质询中说，货机机长王锡爵说他飞到大陆是为了探望高龄老父。因此，出现这个事件，是台湾当局禁止民众回大陆故乡探亲造成的恶果。他指出，在台湾的大陆人都思乡思亲情切，基于人道立场，应考虑准许他们回乡探亲。随着时间流逝，当年跟随蒋介石退守台湾的国民党老兵渐入垂暮之年，他们的思乡情绪日积月累，急切盼望能回大陆与亲人团聚，落叶归根。

“华航事件”直接点燃了老兵们一波又一波的回归故土的激情。1987年的母亲节，上万老兵以“母亲节遥祝母亲”的名义在台北孙中山纪念馆举行集会。老兵们身穿白色衬衣，正面印有鲜红色“想家”，后面是“妈妈我好想你”，他们一起合唱歌曲《母亲你在何方》，整个集会哭声一片，令人动容。

《母亲您在何方》

雁阵儿飞来飞去

白云里

经过那万里可曾看仔细

雁儿呀我想问你

我的母亲可有消息

秋风那吹得枫叶乱飘荡

嘘寒呀问暖缺少那亲娘

母亲呀我要问您

天涯茫茫您在何方

明知那黄泉难归

我们仍在痴心等待

我的母亲呀

等着您等着您等您入梦来

儿时的情景似梦般依稀

母爱的温暖永远难忘记

母亲呀我真想您

恨不能够时光倒移

台湾老兵在母亲节发起的回乡运动

经过长达数月的抗争，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探亲。

也就在10月15日当天，《人民日报》刊登国务院有关方面负责人就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一事，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谈话说：“……热情欢迎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旅游。……保证来去自由。我们将尽力提供方便，给予照顾……”

2008年，海峡两岸终于实现“通邮、通商、通航”的“大三通”。

所以，王锡爵被人们称为“打破两岸坚冰第一人”。

根据王锡爵的意愿，中国民航总局任命王锡爵担任中国民航华北管理局副局长兼副总飞行师，除了行政工作，王锡爵也亲自驾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班，翱翔于蓝天之上。

1987年3月王锡爵被增补为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后又连续担任了七届、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韦大卫于2012年8月13日因病去世。

与韦大卫一同归来的翟笑梧，其父亲翟炳章是四川军阀杨森的部下，曾担任督察长，后加入孙中山同盟会。翟笑梧从小深受父亲影响，他于1948年随姐姐.姐夫去台湾，考入空军军官校。当时只有20岁的翟笑梧与民航机械师韦大卫很要好。后来，翟笑梧担任四川省政府参事，虽然双脚患风湿病走路困难，仍拄着拐杖，积极为政府出谋划策，为两岸早日统一奔走。

另一位梁枫则在广西南宁市工作，曾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代表。

季天琴《韦大卫的生死传奇》

朱京蓉 肖振邦《寻求光明的航线--访驾驶蒋纬国游览专机从台湾归来的韦大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