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初期特务疑云重重
1957年春，一场特殊的＂肃反＂行动在安徽悄然展开。当安徽省文化厅职工许树在一次交心会上坦白自己曾参加＂救国军特遣支队＂时，这支由蒋介石亲自派任赵如江为司令的特务支队浮出水面。不料，正当专案组成员王文锡和周爱义顺藤摸瓜、追查此案时，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突然发生：涉案总工程师赵如江主动向组织自首，并道出＂周恩来总理了解我＂的震撼话语。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不仅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复杂的政治环境，更展现了我党对待历史遗留问题的政治智慧。一个特务案件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一位国民党高官的自首，又牵出了什么样的往事？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但胜利的背后暗藏风险。大约一千万的国民政府军政人员和科研技术人员选择留在大陆，这些人的去留问题成为新中国面临的第一个重大挑战。
毛主席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提出了＂包起来＂的政策。这个看似简单的三个字，却为新中国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这个政策也给了一些别有用心的特务分子可乘之机。他们或是隐藏在机关团体，或是潜伏在企事业单位，个别甚至混入了领导层。
到了1955年，光是安徽一省就发生了近400起特务破坏事件，其中省直机关就占了47起。这些数字背后，是新生政权面临的严峻考验。
各省市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行动，但专业反特侦查队伍远远不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地开始抽调机关部门的可靠领导，组建专案小组。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位名叫王文锡的人走上了历史舞台。他17岁参军入伍，18岁跟随解放军参加渡江战役，解放南京后担任解放军首席代表。
王文锡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派往合肥，组建了安徽电影制片厂并担任厂长。这位年轻的电影厂厂长，此时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卷入一场惊心动魄的特务案件调查中。
与王文锡搭档的是公安厅处长周爱义，这位后来担任安徽省武警总队总队长的干部，成为了这次专案调查的重要力量。为了便于办案，安徽省公安厅还特意为王文锡配发了警服、搜查证、逮捕证、持枪证和边防通行证。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新中国面临着来自内部的严重威胁。特务分子利用＂包起来＂政策的空隙，在各个领域展开破坏活动，这不仅威胁着新生政权的稳定，也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智慧。
这场发生在安徽文化厅的特务案件，不仅牵扯出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网络，更揭示了新中国建设初期的复杂政治生态。在这个充满矛盾与挑战的时代，一群普通的共产党人，正在用他们的方式守护着新中国的安全。
特务自白引出重大案情
1957年3月，安徽省文化厅召开了一次意义非凡的交心会。在会议即将结束时，一位名叫许树的职工站了起来，道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在上海解放前夕，我们有十几个人参加了＇救国军特遣支队＇，司令赵如江是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亲自派任，我们的任务就是长期潜伏，伺机行动。＂ 这番话在会场上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让在场所有人都陷入了震惊。
安徽省公安厅和文化厅接到消息后立即行动起来。经过研究，两个部门决定成立专案组，并任命安徽电影制片厂厂长王文锡为专案组组长。
专案组第一时间提审了许树，从他口中得到了两条关键线索：赵如江目前在上海，联络人邵广也住在上海宝山路。这些信息为专案组指明了调查方向。
为了不打草惊蛇，王文锡和公安厅处长周爱义决定从外围调查入手。1957年4月初，两人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
在上海市公安局，他们仔细查阅了从解放前到1957年3月期间所有与＂赵如江＂同名的户籍资料。通过反复筛选，他们发现了一个可疑人物，此人曾三次搬家并改名换姓。
怀疑此人已经出境的专案组成员，立即转战深圳。那时的深圳是全国唯一的出入境口岸，如果要出境，必然会留下痕迹。
4月19日，专案组抵达深圳，开始了艰苦的查找工作。他们翻阅了从1949年到1957年4月的所有出境人员记录卡片，但却一无所获。
正当调查陷入僵局时，广州市公安局传来了重要情报。一位局领导让王文锡火速赶往中山五路文庵巷109号，说那里有人等候。
这个突如其来的转折让案件调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广州市公安局不仅证实了＂救国军特遣支队＂的存在，更揭露了台湾方面已经察觉到大陆公安部门在追查他们的事实。
更令人警惕的是，台湾已经派出一男一女两名特务前往大陆。这两人携带着新的任务，如果＂特遣支队＂成员拒绝执行，他们就会采取极端手段处理。
面对这个突发情况，专案组立即调整了工作方案。上海的＂特遣支队＂由王文锡和周爱义负责追查，而台湾来的特务则由广东公安负责在他们完成任务出境时将其抓获。
这场特务案件的调查就这样展开了。专案组成员在上海、深圳、广州三地往返奔波，通过细致的摸排和大量的走访，一步步揭开了这个潜伏多年的特务组织的真相。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要与时间赛跑，更要与那些隐藏在暗处的敌人斗智斗勇。
总工自首道出惊人内幕
在王文锡和周爱义紧锣密鼓追查案情之际，案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当王文锡在宝山路寻找到＂钉子户＂邵广时，殊不知这个被拆了一半又重建的房子里，住着的正是他们要找的赵如江。
王文锡与邵广的一番对话，看似平常却暗藏玄机。邵广询问许树的家庭情况，而王文锡的回答几乎全部错误，这成为了事态急转直下的导火索。
王文锡离开宝山路后，这位化名邵广的铁路局技术工人迅速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直接前往单位保卫处，主动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当天下午，当王文锡来到上海铁路公安处时，处长的一番话让他大吃一惊。原来，这位邵广就是外滩华东工程公司的总工程师赵如江，也正是＂救国军特遣支队＂的司令。
在外滩华东工程公司，公司领导召集各方人员，准备对赵如江进行质询。面对领导的严肃质问，赵如江却镇定自若地说出了一句令在场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话：＂周恩来总理了解我。＂
这个突如其来的自首，让案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专案组立即意识到，台湾特务对赵如江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公司领导迅速做出决定，要求赵如江暂时留在公司，同时派人保护其家人安全。与此同时，华东工程公司立即派人赶赴北京，向周总理了解情况。
在中南海，周总理亲自接见了外调人员。他回忆起了国共重庆谈判时期的往事，证实赵如江确实在那时就为我方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专案组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对赵如江进行了进一步调查。真相渐渐浮出水面：赵如江作为国民党高官，在蒋介石撤退前夕拒绝前往台湾，而是选择留在大陆。
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了报复这些不愿去台湾的高级官员和知识分子，采取了一个阴险的手段。他们给这些人强加上反动政治身份，企图借共产党之手来除掉这些人。
在被任命为＂救国军特遣支队＂司令后，赵如江找到了十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人表面上以＂特遣支队＂的名义活动，实际上却是为了应付国民党的监视。
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不但没有从事任何破坏活动，反而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特别是赵如江，作为公司总工程师，为华东地区的工程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这场始于一个特务案件的调查，最终揭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这不仅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信任和包容的故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像赵如江这样的人，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毛主席＂包起来＂政策的正确性。
包容政策显现历史智慧
专案组在周恩来总理的证明和赵如江等人的实际表现面前，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案件。通过深入调查，他们逐步厘清了许树、赵如江等＂特遣支队＂全体成员的历史问题。
案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特遣支队＂成员并非是威胁新中国的特务分子，而是一群为新中国默默奉献的建设者。这个结论不仅解除了这些人多年来的思想负担，也为我党的政策提供了有力佐证。
与此同时，在广州公安部门的精心布控下，那对从台湾潜入的特务也落入了法网。这不仅粉碎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阴谋，更保护了像赵如江这样的留下来参与建设的国民党原高级官员。
赵如江继续在外滩华东工程公司担任总工程师，为新中国的工程建设事业贡献着自己的专业才能。他的表现证明，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过去的身份，而在于当下的作为。
许树和其他＂特遣支队＂成员也都回归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耕耘，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对新中国的忠诚。
这个案件中，专案组成员王文锡和周爱义虽然在调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够细致的地方，但他们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们既没有放过任何可疑线索，也没有冤枉一个好人。
在当时＂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严峻形势下，专案组没有盲目扩大打击面，没有搞＂一刀切＂。这种负责任的态度，避免了冤假错案的产生。
整个案件的处理过程，体现了我党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的政治智慧。对待原国民党人员，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根据实际表现来区别对待。
周恩来总理对赵如江的评价，＂他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部长，没去台湾就很好嘛，留下来为新中国建设做贡献呐！＂这句话道出了新中国的包容与胸怀。
这个特殊的案例也证明了毛主席＂包起来＂政策的深远意义。通过妥善安置和合理使用这些人才，不仅稳定了社会秩序，也为新中国的建设储备了宝贵的人力资源。
随着时间推移，像赵如江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这些曾经的国民党人员，在新中国的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为国家建设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个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故事，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启示。它告诉我们，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对待旧社会的人才，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王文锡后来在82岁高龄时回忆这段往事，他的经历见证了一段特殊的历史，也记录了新中国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展现出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这个特务案件的背后，是一个关于包容、信任和团结的动人故事。
